这一年的时间,他们真的带给了我很多的惊奇,让我见识到了大法神奇的威力。
第一个学期,每天学法炼功。一开始,我担心二年级的小朋友识字不多,所以我读一句,他们跟一句,没几天我发现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于是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分,我们先炼一套功法,接着一起学法,孩子们学法时的专注神情及进度,处处都让我觉得吃惊不已。当遇到每周两次的教师晨会,我就请学校两位六年级的法轮功小弟子来陪孩子们炼功。开完会之后,立刻回到教室跟他们一起学法。第一学期如期在学期结束前,读完一遍《转法轮》,其中穿插着背诵《洪吟》。
第二学期开始,早晨时间他们已经可以自己炼功,我开教师晨会时,他们已不需要大姊姊的陪伴。有一回,当我开完会回到教室(那天会开的比较晚一些),发现他们在炼完功之后,竟然主动在背《洪吟》,真的令我感到十分惊讶!自此之后,每当我开完会晚回教室,都可以听到他们背诵《洪吟》的可爱声音。我内心知道,大法已深植在孩子的心中,这颗种子已埋进去了,真为他们感到高兴。第二学期学法的速度更是惊人,在放暑假的三、四周前就读完《转法轮》,所以我们每天炼完功之后,就是背诵《论语》及《洪吟》,孩子还经常主动要求背《论语》呢!
孩子毕竟是孩子,在班上还是避免不了同学之间的争执,但只要在法理上跟他们交流,他们很快就能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或是原谅他人。一次我正低头改着作业,一个小男孩似乎受了什么委屈似的跟另一名同学诉苦,也正打算向我打小报告,这时我听见听话的那位同学听完他的诉苦之后,开心的跟他说:“他给你德你还生什么气?”结果原本受委屈的孩子并没到我跟前来诉苦。
在他们的联络簿上,时常可以看到孩子自述心性改变的情形,如不再跟姊姊抢电视遥控器、能心平气和跟哥哥一起玩计算机、被兄弟姊妹打时不再还手等等。孩子真的不一样了。还有:宇呈在学期末某天的课堂上突然问我:“老师,三年级之后,谁陪我们学法、炼功?”我告诉他们,可以参加学校的法轮大法社团。
还有孩子告诉我说,妈妈希望三年级能不要重新编班,因为自从老师接了这一班之后,孩子在家里不再跟妈妈大声吼叫了。我告诉孩子,不是老师的缘故,是大法改变了你。
学期末,我们全班一起讨论如何运用所剩的班费时,一个孩子很激动的大叫……捐给xx,我还没反应过来,季欣就接着说“专行善事还是为”(《洪吟》─无为),另一个小朋友接着说“执著心去真无为”。此时,我真的相信在法理上他们是明白的。
记得刚接这一班时,泓诚一天到晚都生病,妈妈三天两头就得打电话请假,要带孩子到台中市看医生,假请到妈妈都不好意思了。可是在第二学期的后半学期,我突然想到泓诚好久没请假看医生、吃药了。
每天放学的时候,学校里的师生都可以看到一个人身边围着一群小小孩,大手牵着小手,开开心心的向校门口走去。不知何时起,伴随这一群快乐师生的不再是说笑声,而是背诵《洪吟》的美妙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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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北方农村,曾经有一位婆婆对自己刚娶进门的儿媳妇甚为不满。媳妇的一点小差错都会引起婆婆的勃然大怒,她时而抱怨媳妇厨艺太差,连蒜苗与韭菜都分不清;时而又抱怨媳妇懒惰,做得家务太少;而且经常加班到深夜才回家,也不知道是真的加班还是在外面鬼混;她甚至连儿子感冒发烧也算到媳妇头上去,埋怨连丈夫的身体都照顾不好,还怎么做别人的老婆?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老朋友来家里做客时,婆婆又开始寻找媳妇的差错,她指着阳台上的衣服说:“我真不知道她妈妈是怎么教她的,连衣服都洗不干净!您看看,那衣服上斑斑点点的,她这是故意浪费我家洗衣服的水!”这位朋友听了婆婆的话之后,仔细的观察了阳台,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用抹布把窗户擦了擦,然后拉着婆婆朝阳台望去,婆婆大吃一惊,那些晾在阳台上的衣服居然一下子就变干净了,婆婆这才明白,原来不是媳妇的衣服洗不干净,而是家里的窗户太脏了。从此以后,婆婆彻底地反省了自己的偏见,不再以有色眼光看待媳妇,并且以宽容的胸怀原谅媳妇无意中的过错。婆媳两人互敬互爱,关系形同亲生母女,过上了真正快乐与和谐的生活。
管子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一个人的胸襟之大小,往往决定其精神境界的高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容乃大”,就个人的修养而言也有很大的启迪,人世间凡是有成就大事业者,无不具有像大海一样的博大的胸怀。宽容能松弛别人,也能抚慰自己。相反一个人如果求全责备,太仔细观察别人的错误,就会察觉不到自己本身的缺失。容人是一种雅量,时常擦拭自己的心窗,不为灰尘所蒙蔽,窗明洁净,才能眺望得更高更远。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宽容别人,就是解脱自己。以宽容之心处世,原谅别人的失误与差错,人的生命中就会多一份空间,多一份仁爱;人的生活中就会多一份温暖,多一份阳光,宽容是人生中的快乐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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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汲汲搜求今古篇,洋洋得意井中天。
一朝忽见法轮转,开眼豁然彼岸宽。
(三)
字字金轮佛道殊,层层大法示归途。
一架天梯九霄外,此书读后更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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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知这场空前的迫害已持续了六年,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并且觉得美国政府和媒体在此事上的沉默违背了民意。在我向一名年轻学生介绍了几幅画并回答了他的问题后,他仍然无法理解中共为什么会屠杀修炼真、善、忍的人。 我觉察到当我在给其他人讲解画时,他靠我很近并且再次认真倾听我的讲解。我感到他为迫害而悲伤。他善良的本性和明白的一面深深的打动了我。
一位老者向我走来,我递给他一张传单。 他告诉我他昨天就来看了,并说:“这个画展让我震惊”。我觉得他的话很好的描述了这个画展。
由于学生们都要匆匆的赶去上课,我们发现选择其中的几幅画来讲,效果最好。每幅作品都是那么无以言表的精美,深刻的表达了作者的心愿,也使观众充分的了解到这场迫害给无数生命带来的灾难。
举办画展前,我们把有关的消息放到属于亚洲研究系的邮箱里。我们注意到许多前来参观的中国人把这次画展与过去在校园里举办的其它展览作比较。他们对中共邪灵的评价好坏参半,但对法轮功的印象也有好有坏。我们善意的向他们讲解作品,并且心怀善念的告诉他们中共是如何利用国家宣传机器来诬蔑法轮功,欺骗中国民众的。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受蒙骗的中国人的心开始动了。这个画展的确为我们揭露邪恶和讲清真象带来了契机。
即使我们在收拾准备离开时也有机会讲清真象。一位男士路过此地,惊叹于“天人合一”画作的美丽,情不自禁的过来询问。他说:“我忍不住就想下车过来看看。”
在今年的美国国殇日当地的学员组织了一次历时三天的征集签名活动。刚开始,心态不是很稳,看见那些匆匆走过,或者没有特别留意我们摊位的人,我就不敢主动去向他们征集签名。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怕心,我想,这不正是去掉这种怕心的时候吗?于是,我在心中抑制和排斥那些害怕、不安的感觉,保持稳定的心态。无论什么样的人走过,是不是看到了我们,我都主动迎上去,直视他们的眼睛,一字一句的告诉他们,“我们在征集签名声援中国人民脱离共产党,现在中国已经有超过200万人退出中共,因为人们意识到中共不是中国,中共代表不了中国人民”。绝大多数的人听到了都会停下来很高兴的签名。有时甚至是排队在等签名。有些人会问,“我签这个名会有用吗?”我说,“会的,表面上是一个简单的签名,真正起到作用的是你的心”。每一个听到这话的人都因此变得严肃和庄重起来。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队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签名。我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关心中国人民”,出乎我的意料,孩子们异口同声的大声回答“YES!”(是的)
第二天,我们征集签名的地点林肯纪念堂前举行演唱会。来自全美各地的退伍军人们络绎不绝。我和另一位同修于是开始到各处走动,征集签名。这时,一位女士很激动的跑过来,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做这些,会打扰韩战、越战纪念地的平静,并且说我们有许可也不行,国家公园管理条例不允许这样的活动在这里进行,她还非要拉着我们到警察那里报告。我意识到这是邪恶在利用这位女士对这种场地要保持平静的观念在干扰,她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人。于是要学员们都发正念,同时我问她是否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并且问她你是否关心中国人民?她说她非常关心中国人民,也很支持我们做的事情。这时警察来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于是我就请她也签名,刚开始她还拒绝,后来再多说几句后,她突然又主动表示要签名,还写了很长的一段话,还说要把自己的朋友们都叫过来签名。走的时候,她与我们每一个人拥抱。那一天,我们征集到了1万多个签名。我注意到,有一位基本不会讲英语的老大姐征集的签名特别多,比那些英文流利的弟子征集的还多。她往往是微笑着迎上去,把笔递给对方,对方就二话不说的低头就签。她用同样的方式征集到了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签名。让我切切实实见证了大法弟子真是在用功能做事。
作为主要通过媒体方式证实大法的学员,如何把握做好媒体工作和救度众生的关系是每天面对的问题。
有次参加在马里兰大学举办的著名的一个新书介绍会。因为作者曾经写过关于一些揭露迫害的文章而让我认为他对这场迫害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但出乎我的意料,当我向他介绍自己是新唐人电视台,希望能拍他的新书介绍会并在会后采访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很冷淡。他说,几乎他的每次介绍会我们台都有记者去拍,他觉得自己的书还够不上那个待遇。在后来的采访中,他的回答非常简单而且回避任何敏感的话题。出来后负责摄影的学员说,他是在装糊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作为他目前已经是他们报纸在德国的负责人,而且揭露迫害的文章使他可能受到来自报社和中共邪灵方面的压力,所以变得保守和谨慎了,等等。都是在找他的问题,因而也就过去了没多想。
前几天这个事情又突然出现在脑海中,这次我清楚看到了原因所在:就是我根本没有抱着向他讲清真象的目地,更没有慈悲救度他的心。完全是想从他那里获得我做节目所需要他讲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我再回想以前的很多采访,基点几乎都是在做事情上。表面上也给他们送九评,讲退党,但并没有很用心,因此讲真象总是很单一、机械,几句就好像话就说完了,而且参加研讨会或记者会每次最头痛的就是到时提问什么问题。不问吧,好象是失去了一次当众讲真象的机会。问吧,又想不出什么好问题,万一问不好还会造成负面影响。活动一结束,一采访完就想赶快走,要忙着回去写报道,做新闻。这种心态下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躲任务。每次负责协调新闻的学员发出什么会议通知,希望记者自告奋勇,心里总是要斗争一番,即使毛遂自荐了,也很在意别的学员是否也有了采访任务,如果没有,就好像自己吃亏了。
通过静心学法,注重提高心性和修自己,我意识到了这些不足。开始变得主动了。作为美国首都,华盛顿DC的VIP在世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开始尽量参加国会、大学和智库举办的各种讲座和活动,约他们单独采访,从而建立联系,讲清真象。
在一次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媒体评论机构的记者,并邀请她参加了今年的新年晚会。之后我经常与她保持联系,有什么新的消息觉得适合她的就发给她。后来,她不但参加了我们的英文九评研讨会,还自己开车到纽约参加关于欧卫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并发言。她还写了一篇非常好的关于欧卫事件的文章发表。最近她告诉我,她每天都上网看英文大纪元。而且希望我们下次炼功的时候告诉她,她想了解法轮功。
然而在注重讲真象,救度众生了之后,有时又忽略了做好媒体工作。
就在征集签名之后2天,有一个新闻采访是在华盛顿大学,去之前只知道美国前驻华大使会在那里演讲。原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学术会议,结果去到才知道,那是一个专门为东部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举办的历时3天的特别教学活动。上百名来自东部各大学学习外交、经济和国际政治等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们把会议厅坐得满满的,学校还特别邀请了中国大使馆的官员讲话。各大中文媒体都来了。会议中不允许记者提问,只有学生才能提问。一看到这个场面,当时有些紧张,马上就对中国使馆的人和中国学生本能的产生了一种排斥心理。
在意识到自己的怕心之后,我开始发正念,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同时集中精力听台上的发言。当听到中国使馆官员发言时,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其它人无论讲得水平如何至少都是他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只有中国官员,说出去也是一个大国的外交官,可他却一点自己发挥的自由也没有,只有完全按照中共邪灵的说法,他真可怜。”心里默默的对着正在台上讲话的中国官员说“我就是来救度你的”,那一刻心中充满祥和与慈悲。很快,我感到整个会场也变得祥和了。轮到学生提问,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一位女学生站了起来说:她要问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她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看到人们在林肯纪念馆前征集退党的签名,这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这正是我想讲到的话题。当时全场哗然。不知道情况的人向身边的人打听,没听明白的也在问。我也由此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向那位美国前驻华大使解释了女孩提问所讲的事情和中国退党的情况。回顾那次经历,我感到的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然而,因为一心只在那位大使上,因此当大使由于中国官员的阻拦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之后,那天的新闻就没有做成。事后回想,我应该立即改变原来的计划,采访那些中国留学生,以这种培训为背景,让他们谈感想,这可以做出一条很好的新闻。不久,我又听到一位摄影记者跟我抱怨说她不愿意跟XX记者出去采访,因为回来后,那位记者经常不做出来,就堆在那里。这也使我意识到,每一位学员都是在证实法,节目不做出来不但浪费学员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会阻碍学员的积极性。从另一方面,讲真象不仅仅包括当面和事后与那些VIP的交谈和联络,更包括做出好节目。不但能使被采访人看到我们的努力,更能帮助我们扩大影响。二者都不能偏废。
这次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要求自己时刻保持平稳的心态,在任何情况下都从容不迫,头脑清醒。很快我发现,只要心中祥和,对被采访者抱有救度他的一念,同时精力集中,认真听他们的讲话。采访中就会有很多智慧出来,同时给被采访者留下好印象。在华盛顿DC里找停车位一般很难,但每次都有一个位置在那里等着我。如果哪天看常人电视太多,从而念不够正,纯粹把采访当做是为了做新闻,写专访等事情做,不但采访效果不如意,而且通常找半天都没有位置而且还会接到罚单。
以上是我近期修炼的一些体会,从中更深刻的体会到师父在《警言》经文中所说的: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
谢谢师父!
谢谢各位同修!
(2005年华盛顿DC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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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修炼大法六年了。在修炼大法的这几年当中,我克服了许多干扰,修炼的状态也时好时坏。今天,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修炼体会。
当我刚刚开始修炼大法时非常的精进,正念很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子中常常冒出不好的想法。比方说,当我在大场合表演钢琴时,经常会紧张,从而认为自己一定会弹错。妈妈告诉我要平静下来,并提醒我,炼功人的思想是有能量的。如果我认为自己可能会弹错,那么真的自己就弹错了。正如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炼功人你老认为它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進去。”
有时发正念时脑子也乱糟糟的,老想着什么时候能看电视呀,什么时候可以吃午餐呀。这些思想业与干扰都是我应该去的。妈妈告诉我说,如果我不能好好的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内的魔,那么,魔就会去干扰别人,那我不是做了坏事了吗?
我也有许多过心性关的时候。当我和哥哥有不愉快,妈妈指出我的问题的时候,我立即找理由替自己辩解,同时也变得没有耐心,马上就还嘴。虽然妈妈告诉我要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而不是把手指头指向外指,我也意识到是自己的“争斗心”在作怪,但就是常常没有把法放在心上。有时妈妈因此而生气,问我到底想不想修,并提醒我,延长来的生命都是为了修炼大法的。我常为自己对修炼态度的不严肃而觉得难过、伤心。
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象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正法的时间、速度很快,我不能再蹉跎下去了。我有许多要去的执著心、许多常人的坏习惯要去。在去执著心的过程中,有时对自己执著不放的东西真觉得很困难,但是无论如何,我牢牢的记住师父讲的话,如果师父救不了我们,那谁也救不了我们。
我要告诉大家,抓住这万古机缘,跟着师父回家吧!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2005年华盛顿DC小弟子法会心得交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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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加拿大的越南裔大法弟子,63岁,已退休。我想和大家分享在正法期间,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之路——在社区中心证实大法。
幸遇大法
1998年秋天,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上我幸运的遇到大法。看到大法弟子们在台上表演功法,我感到很高兴。随后,我问他们教功的事。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很快的认识到这个修炼方法的珍贵。接着,1999年3月,我参加了纽约的心得交流会并亲眼见到师父,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要修炼法轮大法,并认定李老师是我的师父。
我在正法时期的修炼之路
当邪恶在中国大陆开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时,我才刚开始修炼几个月,还是个新学员。但是,在师父的帮助下,我深信大法是正法,并且正在被邪魔攻击。做为一个大法弟子,我知道我必须站出来护法并声援在大陆的同修们。否则,我如何算作一个修炼人?我的两个孩子还不是修炼人,但是他们理解并完全支持我。
在蒙特利尔,迫害刚开始时,无论是中国学员还是西方学员,无论老幼,都走出来发资料,在街上,在地铁站,还送到邮箱里。我们还在公园演示功法,与同修一起参加在渥太华中使馆前的和平请愿。那时,中共向全世界散布了很多谎言,人们很难理解我们。
为了接触到更多的人,我们在各种商场和自由市场组织了很多活动,参加了许多游行和节庆活动等。人们很喜欢我们的莲花、大法音乐以及舞蹈。当他们知道了发生在中国的邪恶迫害时,无不表示深切的同情,有的人还想帮助传播关于迫害真象的信息,或组织活动让我们来讨论发生在中国的对人权的践踏。但是,在那时,大约是2000年和2001年,在旧势力的干扰下,无论常人有多想帮忙,也难以有效的帮助我们。
于是,我在想有什么办法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大法和这场迫害。很幸运,一天,一位女士来找我,她说,“我看到你在外面专注的炼功,而且和孩子们一起玩并教他们炼功。你一定精力很充沛。你想不想到我的社区中心来设立教功的课程?我是那儿的成人活动的负责人。”
那是2001年的9月。我非常高兴,因为加拿大的冬天来的早并且很冷,我很难在外面演示功法。我赶紧接受了她的建议并一起努力在社区中心设立了第一个法轮大法的教功课程。很多有缘的学员在这里走進了大法的修炼之门。我联系了其它的社区中心让他们把法轮功加入他们的活动中。在师父的帮助下,一切都很顺利。许多社区中心都很欢迎我们。无论工作日或周末,白天还是晚上,在蒙特利尔的四周,我们都有地方让人们来学功。
怎样运作
通过这些课程,我的愿望是证实大法和讲清关于迫害的真象,并帮助有缘人得法。每次课开始时,我都说,“请不要认为我是老师,我只是一个学员。李老师才是真正的唯一的师父。在我们这个法门里,没有等级,不收钱,没有组织,没有政治目地,也没有宗教形式。学了这个功法后,每个人都有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信奉或不信奉他的法理。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然后,我逐步的介绍5套功法、大法的历史和在中国的残酷迫害。
效果
课程开始后,有的人离开了,也有新的学生進来。有些人来学如何放松,但他们对法有所保留。因此,我总是把重点放在学法上。在师父的帮助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课都很顺利,每个人都受益。我们之间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在课程结束时,每个表达想继续炼下去的学生都获得了炼功音乐的CD或磁带。有的得到了《转法轮》,有的则到互联网上去下载。
在每个课程的结束时,我请人们写一个他们对这个课程的感受的总结。一般来讲,他们觉得很好,放松,睡眠很好,经常可以戒除喝咖啡或抽烟的瘾好,对孩子更耐心了,内心更加愉悦,喜欢课上的很强的能量场,腿疼、背疼、肩膀疼减轻了……有的人天目马上就开了,可以看见光或者法轮。有的人对大法书有疑虑,也有人非常喜欢大法书。有的人没觉得他们的病被治好了,但他们很喜欢“真善忍”的法理,并表示一定会在生活中时刻记住他。
在那些课中,有时我会碰到很特殊的人:同性恋者、坐轮椅的残障人士,患有失眠症、压力大的、患有肥胖症者等等。有时,有老朋友回来考我一些问题。基本上,每个人都喜欢这门新的功法,并了解中共迫害的邪恶。
而我自己,在这些课中学到了很多。开始时,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但渐渐的,我在法上的认识提高了。当我发自内心的讲时,事情变的容易了。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把法放在首要的位置,而不是证实自己,一切都会好的。
一些小故事
我想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些神奇而令人高兴的故事。有一家很有名的免费报纸,每天在蒙特利尔很多地铁站前分发。一次,我去它的办公室想登一个关于在社区中心的免费法轮功教功课的广告。负责广告的经理问我:“你们的法轮功课程真的是免费的吗?”我说“是”。在我向她讲了真象后,她说:“既然是这样,那从现在开始,我一直为你们免费登广告。”到现在,广告每天出现在这份报纸上已经几年了。通过这个免费广告,很多有缘人给我打电话,询问关于法轮功课程的信息。善良的人真是令人惊叹。
曾有一家印刷公司以很合理的价格为我们印传单。一次,我给他们的经理写信讲法轮大法学员在中国遭迫害的真象,并告诉他我们要让更多人了解真象的紧迫性。从那以后,他告诉他的员工以极其优惠的价格为我们印传单。我们因此有了更多材料发给民众。直到现在,这家公司被卖给了另一个业主,但仍然为我们提供这项特殊的服务。
在向公众发资料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我出外乘车、乘地铁时,以及在几乎所有的场所,我都在发大法的真象传单。传单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迫害的残酷以及我们炼功点的信息。在迫害的初期,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说:“当时那真是铺天盖地的邪恶势力,相当大。”那时,很多人不愿意接传单。现在情况真的好了,好多了。大部份人都接我们的传单,看一眼传单后,他们微笑着向我表示感谢。有时,我遇到很少见的“恶劣”的人,他们在我和众人面前撕毁传单并扔到地上。由于我对对我们传单的各种态度都习以为常,我保持冷静。一次,一个看起来象牧师的严肃的男子,在看到这样的场面后,用清晰而有力的声音对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微笑着对他表示感谢:“我会的!”无论如何,我是一个大法弟子,我一定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这是我的职责。我非常渴望给中国人传单。他们大多都不接传单。所以,我有时试着先和他们交朋友,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法轮功真是好!”我真心诚意的说,他们笑起来,并接过我的传单。有九评时,我也给他们九评。
夏天,很多社区中心都关闭。所以,我通常在开阔的地方开辟一个新的炼功点,靠近泉水,蓝天、碧草和五颜六色的鲜花。今年的炼功点是沿着一条宁静的小河,在桥边。很多人经过这里,走路或骑自行车,乘电车或汽车,甚至是乘船的观光客。我每天在这里炼功,展示功法给我的新朋友们,我也希望一些来自中国的官员能看见我们,并发现法轮功受到外国人的欢迎。我也希望我们在中国的同修们能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的伟大的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
除了这些课程之外,我也努力帮助法文版大纪元在当地的发行、翻译及广告营销。我也和越南裔大法学员的小组一起工作,主要是翻译文章。很多面向越南人的材料已经有了。比如,《转法轮》、广州讲法录像等。有至少5个越南文的与大法相关的网站。它们虽然没有完整的包括原始的中文或英文网站上的信息,但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使它们具有及时信息。
我想感谢我们在大陆的同修,你们的承受难以言表。我们每天所做的都是为了支持你们对邪恶的抵制。在海外的同修们,你们真的了不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人世间做了这么多事。感谢你们的所为,无数生命为大法所感动。一天,在地铁上,一个人看到我的法轮徽章,他对我说:“我在温哥华看见你的朋友,我支持你们!”我感到温暖并为同修们感到骄傲。
谢谢您,师父。我,即使只有有限的能力,仍被允许做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证实法、救度众生。在很多情况下,当我想到师尊,想到大法,想到我们海内外的同修们,我就能做好我该做的。也有些时候,我看不到我的缺点,在心性关前徘徊。然而,当有人在街上向我打招呼,并说:“Thanh,你还在教法轮功课吗?”我就觉得非常幸运,如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即使我还有很多执著心。当有新的朋友感谢我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他们时,我真诚的纠正他们说:“请不要感谢我,我只是一个学员。让我们感谢师父以他无量的慈悲给了人这无比珍贵的礼物!”在我心中,我知道我们永远也无法足够的感激和尊敬师父和大法。只有每一天、每一分钟都真正的努力提高自己,在魔难中,在严酷的考验中,在心性考验面前,那时我们才能真正表现出我们对师父和大法的真正感激。只有当我们圆满时我们才能报答师父为我们承担的一切苦难。
谢谢您,师父!
谢谢你,同修们。
(2005年华盛顿DC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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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由民间筹资兴建的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在文革结束三十多年后,在广东汕头市澄海区塔山景区开馆,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对此却保持缄默。尽管中国官方把文化大革命定为“浩劫”,但是迄今为止,却并没有对这场浩劫進行一次全面的总结。
该博物馆占地面积570平方米,外观像北京的天坛,上小下大,共有3层。现在博物馆的主要储藏和展示品包括1000多幅文革图片,相关书籍几百种,还有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等许多“走资派”被批斗的历史,以及在文革中遭难的知识份子知名人士的书法墨宝。不过,从博物馆本身来看,它并没有在如何对待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问题上,越过“雷池” ;也没有对文革这场浩劫对全中国造成的灾难,特别是死亡人数,提供详尽的资料和数位。而且,由于博物馆并非建在中国的中央地带,属于“天高皇帝远”,博物馆的影响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批判和反思文革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面对着这样一场中共发动的大规模迫害运动,不進行批评和反思就会导致历史重现。事实上,自文革结束后,中共就明令禁止讲文革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讲“过”了以后,就成了执政党中共本身的问题,成了毛泽东的问题;就不是只否定毛泽东,连周恩来、邓小平都难辞其责,最后要否定到共产党头上。当人们了解了真象,進行真正的反思后,中共的地位必将受到动摇。正因为如此,所以撒谎成性的中共要淡化文革。在这种“淡化教育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文革为何物了。
研究文革的专家说,中共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定义:“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80年代以来中共解决遗留历史问题的“圣经”。它否定了文革,却继续肯定了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这也是造成有关文革的问题无法深入讨论和深究的根本原因,也是文革博物馆迟迟无法出现或胎死腹中的根本原因。不过在海外,早在1996年,就有一批留美学人,办起了“中国新闻电脑网络”“华夏文摘”,并创建了一个网上“文革博物馆”(VIRTUAL MESEUM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网址是http://museums.cnd.org/CR/halls.html。里面有1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
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人会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博物馆。
文革后的迫害狂潮(1970年─1972年)
中共在文革后期重新执掌政权后,再次开展了大规模的迫害运动。这些政治迫害运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显得秩序井然。七零年的“一打三反”是五十年代镇反、肃反的再现,除经典“阶级敌人”外,许多前造反者和对现政权有不满言论者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处决或关入大牢。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文革期间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则纯粹是再次清算前造反民众。至七二年林彪事件公开后,长达三年多的迫害狂潮才告减退。在此期间,又有数十万人蒙冤受辱。至于运动在斗争的形式,运用的工具和手段上,与文革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大字报、大会批斗、逼供信、关押等,这也是历次政治运动通行和惯用的,非文革独创。文革中采取的很多极端作法,象戴高帽子,挂黑牌子,鸣锣游街示众等都是从包括“湖南农民运动”(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内的中共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仿效的。
这年12月,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自1968年12月22日起,5年来全国已有8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他们许多是当年的红卫兵。这其中,有很多人死在了农村,或一辈子生活在了农村。即便后来返城,也面临着诸多的生活问题。关于介绍知青悲惨生活的文章80年代多有出现。这是毛和中共对于老百姓的又一次有计划的迫害。
林彪事件
在中共的历史上,林彪是一个仍旧陷于迷雾中的人。他在文革前后的大起大落,是很耐人寻味的。在毛死后,中共为了掩盖历史真象,将林与四人帮一起指责为文革的罪魁祸首,他们成为了“文革的替罪羊”。从中共自身公开的材料上看,对于林彪的评价是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同其他很多中共党人一样,林彪也具有典型的两面性,比如在对毛的态度上。因为这些人深知,要想得到毛的宠幸,一定要学会奉承,即便是违心的。刘少奇因鼓吹“毛泽东思想”而荣耀,周恩来因对毛的百依百顺而坐稳终生宰相。而林彪,则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对毛个人崇拜的全国性狂热,提出了“四个伟大” ,并由此窜升为毛的钦定接班人。
对此,林彪有过惊人的坦承:“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 “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见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正因为林清醒的认识到了“勿讲真理而重迎合”这一点,所以林对毛的吹捧到了极至,而且演出了令人作呕的一幕幕。比如庐山会议上在对彭德怀的批判上,林为了讨好毛,在发言中贬低彭的历史功绩:彭的抗日,非但无功,反而有过;而毛的保存实力,非但无过,反而英明。同时,林还主动自我作贱,说什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 ……”比如文革中,林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
林彪的出色吹捧,使其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成为最大的赢家。因为此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周恩来的地位已经下降。在九大通过修改的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与林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林彪成为中共的二号人物。九大选举的中共的领导人主要有: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常委委员,江青等人成为政治局委员。
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开始与毛在对美关系上和如何重建中共的权力机构,如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上产生了分歧。起初并不明朗的分歧在1970年8月再次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凸显。在会议上,陈伯达首先发言,大谈天才论,称赞毛的伟大、英明,同时提出恢复国家主席一职。因为毛已多次宣布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如果设国家主席,肯定会由林彪这个党的第一副主席担任,这样能够在受宪法保障的情况下成为毛的接班人,同时使其处于可以不受冲击的保险地位上。同时,林彪和陈伯达在会议上还批判了周的外交与国内政策。
而此时的毛似乎并不愿意他的继承人林彪获得主席的职位,不管是出于何种考虑,最终上述提议遭到了毛的反对。会议既没有宣布任命国家主席,也没有宣布毛是天才。此外,在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后,中共批准了周制定的外交政策,即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的原则基础上,此后,便有了中美外交关系的新发展。
庐山会议的另一个结果是:陈伯达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同时全国兴起了一股不小的批“天才论”运动,陈也成了批判的物件,甚至被说成是“刘少奇式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陈在事实上成为林的替罪羊。
多疑的毛开始怀疑林彪要搞垮他,怀疑林彪想要从自己手中夺权。特别在随后由毛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林彪并没有完全顺从毛,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此时的林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为人义气。而这愈发增加了毛对其忠诚的怀疑,并由此设下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庐山会议后,毛决定逐步清除林彪在军队和党内的支持者。在1971年初,毛在确信得到北京军区部队的支援后,开始了对南方各省军区的巡视,意在消除林彪的影响,争取各军区对自己的支援。毛还采取一贯的作法,表面上声称自己实行的是治病救人的方针,希望林彪改过。但同时又说到:“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深知毛为人的林彪在毛的威胁下,被迫做出了一系列反应,即希望通过政变或暗杀毛来夺取政权,保全自己。根据后来中共披露的文件称:林彪和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制定了旨在推翻毛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内里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并制定了炸毁毛的专列的计划。不过,事实上,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政变也没有实行。相反,由于害怕计划败露,林彪等人匆匆登上了飞机,开始了走向死亡的逃亡之路。
关于当时林彪为何匆忙出逃,现在因为中共封锁档案,还无法知道详情。但有学者研究认为,正是毛有意逼走和害死了林彪。因为在林彪登机的前后存有许多疑点。比如加油车为何没有给飞机加上足够多的油;加油车为何在周已经控制机场的情况下,还在准备给飞机加油?为什么飞机爆炸后显示右侧机翼有人为放置炸弹的可能?为什么在林彪登上飞机后要设置“禁空令”?----根据中共披露的资料,9月13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乘坐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先向西飞,然后调头北飞,又沿着中蒙边境飞行了一段时间,然后進入蒙古国,飞往苏蒙边境,后又折回,往中国边境方向飞来,途中因燃料不够,迫降蒙古温都尔汗失败,于两点二十五分左右坠毁。飞机全程飞行了约113分钟,其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这83分钟里面又有近30分钟飞机是沿着中蒙边境飞行,而不是直接跨过两国边境。
当林彪专机坠毁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周恩来放声大哭。也许是刘少奇和林彪的命运让其意识到了什么。
毛在解决了林彪之后,开始了新的一轮的清洗。支援他的20多个高级军官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被解除职务。而林彪则被扣上了一大堆“极左”的罪行:阴谋杀害毛,建立军事独裁;企图与苏联建立“罪恶同盟”:反对毛给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政策;反对毛的外交政策等。由此,中共又开展了反对极左化的运动。其重要标志就是恢复了原有的制度,而且为文革中曾经被打倒的官员恢复原职。中共控制下的共青团取代了被解散的红卫兵,新组建的工会取代
了工人代表大会。军队也逐步从文革中奉命接管的权力中退出。这样,很自然的,重新掌权的这批人将文革期间的各种暴行绝大部分归咎于林彪的恶毒策划,虽然他们内心清楚的知道是毛而非林彪发动了文革。
1973年8月,在中共的十大上,中共试图向党内和老百姓解释,尽管林彪已经死去,但中共的领导人依旧坚持文革的精神和原则,而林彪从没有坚持过这些原则。十大删除了党章中宣布林彪为毛的接班人的文字。此外,十大强调党是至高无上的,党领导一切。中共希冀弱化曾经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之死带来的恶劣影响。同时,毛为了继续强调发动文革的正确性,将在文革中从一个工厂干部而平步青云的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并在随后将其刻意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十大后确立的中共新的领导人除了毛周以外,还有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
和董必武。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也被恢复了工作。
不过,毛很快意识到如此指控对文革做出突出贡献的林彪将可能导致人们对现行政策的怀疑,对现行领导人是否真正代表文革精神和原则产生怀疑。因此,毛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将林彪扣上了“极右”的罪行,称林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 。如此一来,林彪的罪行与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是一脉相承的,自然文革的精神是不倒的。但事实上,中共的如此表演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深了对中共的不信任和对中共欺骗性的认识。
尽管给林彪扣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但在政治上彻底埋葬死去的林彪远远比处理刘少奇更为棘手。1973年7月,毛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指出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由此发动了一场滑天下之大稽的批林批孔运动。该运动通过歌颂秦王朝的历史進步作用和秦始皇奉行的独裁理论的正确性,藉以歌颂当代秦始皇---毛的历史功绩。同时批判了作为儒家代表的林彪对历史的阻碍作用。不过,运动最后发展成为以周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排挤的中共党人,和在文革中获得政治权力的新生的中共党人,即“四人帮” 之间的权力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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