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时期，战争无岁不兴，“流叛死亡，十有五六。”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灭掉西晋王朝、建立汉国的匈奴贵族刘聪病死，其族弟刘曜在长安自立为皇帝，迁都长安，改国号曰赵(史称前赵)。刘曜统治时期，关中连年大疫，民不聊生。
太兴三年(320年)， 刘曜向占领洛阳的石勒发动进攻。军马开拔至半路上，“会三军疫甚，岳遂屯渑池。”疫病的流行，使部队无法再向前行进，不得不驻扎下来，观察疫病的发展情况。由于石勒兵势强盛，刘曜将军尹安等不战而降，缺乏战斗力的部队士气低落，无奈之下班师退回关中。一场疫病的流行，使得一次战争还未开战就宣告结束。
元帝永昌元年(322年)，刘曜亲征氐羌，仇池人杨难敌率众殊死抵抗。两军接触，前赵军队略有小胜。但一场灾难性的大疫降落到前赵的军队中，一时间闹得人心慌慌。这时的刘曜“寝疾”，估计也有可能感染了疫病，所以前赵军队无心恋战，将军们面对一个个病倒的土兵一筹莫展，遂“议欲班师”，草草地结束战斗。无情的疫病使得一场无情的民族之间的争斗早早地了结了。
疫病不仅仅在军队中流行，同时在民间疫情也很严重。刘曜着手兴筑永垣陵和显陵。土方工作量大得惊人，服役者“怨呼之声盈于道路”。刘曜又派广平王刘岳帅骑兵一万多人到太原将自己父亲及弟弟刘晖的灵柩迎回长安，队伍浩浩荡荡，劳财伤民。关中地区在如此无休止的劳作困扰下，疫病再次大范围流行。《晋书·刘曜载纪》说：“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清到底死了多少人，但绝对是成千上万。
参考资料：
《三千年疫情》
TOP
据说在唐文宗大和年间，曾任太学博士的著名诗人李涉，有一次坐船到九江去。一天晚上，忽然有一群强盗拿着武器闯到船上，大声喝问：“船上是谁？”有随从答说：“是李博士。”强盗头子说道：“如果是李涉博士，就不要抢夺了。我们早就听说他的诗写得极好，只希望李博士赠诗一首相赠，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李涉当场挥毫，写下了这首“井栏砂宿遇夜客”：“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 强盗头子得到这首诗后，欢天喜地的送了李涉许多礼物而去。
五十多年后，有一位秀才李汇征，有事到广东惠州去。有一天因为天雨而借住在一座庄园中。主人叫韦思明，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翁。当晚他们一起煮酒论诗，相谈甚欢。当谈到李涉的诗时，韦思明极为赞叹。后来，李汇征就咏起这首“井栏砂宿遇夜客”，韦思明一听之下激动非常，说道：“我在年轻之时不成材，曾干过绿林的勾当。后来遇到李涉博士，蒙他不弃，把我当成朋友，送了我这首诗，我就从此改邪归正了。李公的这种恩德，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由这个故事就可以看出，在唐代当时的社会，对“诗”和“诗人”是如何的尊重。也就可以理解，孔子为何把“诗经”做为六艺之一，用来教导学生了。一首好的诗歌不但可以陶冶性情，甚至还可以使浪子回头，真是殊胜啊！
唐朝是诗的国度，唐诗会这样的蓬勃发展，除了当时唐朝的富强康乐，经济发达外，和帝王的提倡及科举制度大有关系。唐朝帝王中有许多自己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像唐太宗、唐明皇等，都留有一些诗作。而做诗又是进士科考试的项目之一，甚至有因为诗才闻名，而受到当政者赏识，因此而得官的。
在唐德宗时，诗人韩翃很有诗名，但一直考不上进士，没有踏入仕途的机会。一天德宗看到他写的“寒食”这首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大为赞赏，便任命他为驾部郎中，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就这样，韩翃因为一首诗被赏识而当上皇上的秘书了。
谈到唐诗，就不能不谈到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李白天资奇高，胸怀大志，豪放不羁，洒脱而常有修仙学道的思想。他自号青莲居士，诗人贺知章看了他的诗作后，称他为“谪仙人”。在唐玄宗天宝元年时，玄宗因为仰慕李白的诗名，曾三次下诏书召他进京，封他为“翰林供奉”，也叫“学士”。在召见他时，皇上从车上下来，亲自步行去迎接李白。让他坐在七宝床上，皇上亲手调羹招待他，并说，您虽然一个平民，若不是道德文章好，哪有这样的名气呢。
李白留下的诗作中，有许多佳作，其中有一首七言绝句：“山中问答”。除了他纵横的才气外，也可由这首诗，了解一些他超然物外、学道求仙的思想：“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首“山中问答”，是李白寄居碧山时所作。碧山又名白兆山，在湖北省。从远处看去，烟云缥缈，有如人间仙境。“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居留在碧山中呢？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心中自觉闲适恬静。“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粉红色的桃花瓣，纷纷飘落在溪水中，渐渐地远去了。花随流水窅然远去，这纯真自然的美引出的幽深、寂静的境界，不是人间所能拥有的啊！明代李东阳曾说：“李太白的『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看来一首超然物外的唐诗还能像一股清流一样，洗净你心中被生活染上的尘埃。
TOP
不能否认，正法中有一个矛盾重重，使人焦心揪肺的那么一个阶段，身边的同修没有经历过的似乎很少，特别是资料点的同修可能更有体会。
李玺自从买来了电脑、打印机后，不但技术上要快速的提高，对心性上的要求也是更高了。
前面说过，机器这个东西不能很好的驾驭它，它也是很欺负人的。作为修炼人不但要技术上有一定本领，同时还要求心态纯正、平稳才行。
李玺对电脑是从拼音打字、建立文档开始入门的，但是在阿丽和那洁的帮助下，进步的还可以，但是在心性的磨练上，机器还是没少给出难题。打印底版时不走纸啊，排好的文稿丢失啊等等，也是搞得焦头烂额的哭笑不得。其实这时不止是磨练人的忍耐力的问题，往往与其他同修发生争执时，双方或一方的基点不在法上，配合上加入许多常人心时，机器的毛病就多。那是不找自己的问题吗？不对，找自己的，但是找了一圈最后还是看对方有问题。这种思维几乎成了定式一样，不特别的注意都意识不到它。
在延通，那时大家争议最厉害的是讲真象的选材问题。其中一点是该不该提到江氏；还有就是从科学角度讲大法的真象常人能否理解的问题；再一点就是个人对某些真象文章的喜好了。
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打好的版不符合印刷材料同修的口味就不给印刷。印好的材料只要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发材料的同修就不发。所以后来每次排版前先拿出样本几套，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几天后集中起来，再把选好的文章制作底版。这样一来基本就畅通了，在这之前排版的人几乎不知所措了。
其实那时除了同修自身修炼的问题外，邪恶的干扰还是不小的，特别是执著自我的心稍微一强，邪恶就会加强这颗心。使自己怎么看都是自己的对，只要静心学法，很理智的时候会发现、能体会到邪恶干扰这种现象的存在。
那时也有在一起交流来化解矛盾的时候，有时效果好，有时不好。李玺就和玉祥多次交流过，在早春、在深秋；在街头、在巷尾的。但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学法、修心。有时学完了法，深挖自己的不足，排除执著自我之心，心里很快就轻松了，于是主动的去配合好。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心里又起疙瘩了。可能和这个同修过不去了，和那个同修又来矛盾了。严重时听到对方名字都难受。甚至有时看到其他同修之间过关时，还淡淡的升起解恨等等的非常肮脏的心。不过也都能马上去掉的，只有执著自我之心太难去了。
李玺清晰的记得，自己表现最不好的一次是2002年岁首，一次自己刚刚从家乡回来，看到那洁排好的八开版的标题是“大法报刊”，而且选材上有“严正声明”一栏。自己心里立时来了火气，尽管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还是说了句很刻薄的话 —— “内涵太肤浅、浅薄。”多么难听的一句话啊！后来同样的话又和阿明说了一次，这可能造成了后来阿明对李玺的不满。因为那次那洁排版是有阿明参与的。
前面说过，小红和小李一起搞印刷，他们的工作只干了不到三个月吧。其实，那台二手机器有毛病是一方面，大家的配合不好，那么多人的气恨心凝集到那台机器上，及其它原因，可能也是造成那台机器不好使的因素。
其实大家争来争去的，谁的对哪？执著自我的都不对。尽管具体做法上存在效果好坏的差异，但是过分维护自己观点的做法本身就错了。
现在想起来，有时还为自己的一些做法、想法脸红。
(待续)
美国驻联合国威廉森大使首先发言指出：“中国政府号称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我们却认为中国人权出现了倒退。去年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承诺要改善中国人权，我们没有提出对中国人权的谴责案。但中国的人权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今年我们才提出此案。有人质问为什么不继续通过美中两国的人权对话的方式改善人权，但是我们不能为对话而对话，对话必须有结果才行。在去年的对话中，我们一再提醒中国政府，希望能看到实质性的进展，因为我们是更想看到中国人权的进步而不想提此案的。我们现在提此案仍然是为了促进中国人权的改进。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听听大家对此提案的看法以及建议。”
法轮功学员章翠英女士发言，以她在中国监狱屡受折磨和非人待遇的悲惨遭遇控诉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严重迫害，并指出此一提案的重要性。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赵明讲述了自己在团河劳教所的所受的非人折磨，批驳了“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的谎言。当赵明指证他认识的朋友中就有4人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死时，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最后，赵明希望能把法轮功受到的迫害写到提案中。
之后澳大利亚的戴志珍女士发言，她含泪抱着女儿说：“这是我3岁的女儿，在她9个月的时候，她爸爸因为炼法轮功在中国被折磨致死。像我们家这样的遭遇在中国何止千千万万……”说到这里时她已泣不成声。此时会场一片寂静，好像空气都凝固了。
这时美国大使说：“在制定政策时，听取受害者的心声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们为什么提这个提案了。”
法轮功学员陈师众发言说：“中国政府号称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可是中国人权的记录却恰恰相反。我手里这本联合国特派专员有关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的报告，就厚达一百多页，今年这些特派专员在这方面的报告内容更多，说明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事实上，有关法轮功的迫害案件已经远远超过了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处理能力，有鉴于此，建议提案中加一条设立中国人权特派专员的条例，对中国人权起到事实上的监督与促进。”在场的人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兴趣，美国外交部代表表示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
一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发言：“过去对中国人权的谴责，都被中国政府用经济利益和外交手段给搁置了，希望各个国家有勇气和良知，不要再让中国政府把此次提案搁置。”与会者热烈鼓掌。
会议之后，学员们继续向与会者讲述迫害真象。
TOP
记得刚开始打电话时，最大的困难就是不知从何切入，我的第一通电话接上了一位年轻的学生，我从观光旅游谈起，再讲到国内打压法轮功，效果相当不错。但是和对方兜了半小时才讲到真象。几次下来发现这样也不是办法，真象虽然说到位了，但时间上却不经济。众生这么多！可不允许我这样慢慢去讲。
于是我接着尝试写电话稿，并不断地依实际状况去修改内容。这样一路摔摔打打闯过来，锻练的越来越成熟、理智。对话内容也由被动化为主动。我悟到，当修炼人正念很足的时候，整个场是由修炼人主导的。
有一次打电话到某看守所，对方被蒙蔽的很深。连续打了七、八次，我带着正念，慢慢告诉他：“请你心平气和听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理性想想好吗？为什么那么多人往你们所里打电话？有责备吗？有要你反对政府吗？没有吧！只是想为你们带来真象。其实你们才是最深的受害者，江xx今天如果没有犯法，海外的法庭不会接受诉状，政治的事就留给历史吧！但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你们这些第一线的执法人员，历史的教训够多了。你一个小小看守所的公安，将来就是他的垫背。我以一个朋友的立场告诉你，多为自己想想吧！以后历史会怎么看你……。”他沉默了好久。才缓缓说出一句：“谢谢，我明白了。”我体悟到修炼人的善是真正超越一切的伟大力量。
一直以来，我与另一位参与打电话讲真象的同修有了一段长期配合的机缘，在正法的路上彼此鼓励。碰到过不好的关时，总能听到对方一句：“没问题的，你一定能过得去。一切都会很好。”我们互相提醒要在法上看问题，以避免陷入常人式的讨论。因此在正法的路上，减少了好多好多的弯路。在配合与协调的过程中，也很快能找到自己的差距与不足之处。每当听到同修分享打电话的回馈。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一遍又一遍的重拨号码时的那份慈悲与坚定，经常触动着我。
有几次，连同修被非法关押的地方都不知道，我们就互相配合，一个人去查各单位的电话，另一个就接着去讲清真象。在齐心的正念之场中，对方不但主动告知了相关的号码，甚至有一次还问我要不要跟劳教所内的同修讲几句话。让我体悟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解法》答疑中说的：“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证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透过话筒，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告诉同修：“这些年来你们辛苦了，海外的亲友都关心你们。要记住：‘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同修在电话那头一直说：“知道了，知道了。”
打电话起到的效果非常迅速且直接。而且就像是一种系统的、连续性的运作机制。国内同修把迫害的真实情况传到海外，我们再由海外透过打电话、邮寄、传真、上网路等方方面面的方式把真象带回国内。多么圆容的配合！有一次打到民家讲完真象后，对方竟轻声的告诉我：“我也是修炼大法的。”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告诉她：“你们辛苦了，国内的情况我们都了解。海外的同修也方方面面在努力讲真象……”。同修在电话那头简短而坚定的说：“谢谢你们！我们都很好！我们也会更努力做好……”互道祝福后挂上了电话，泪水止不住滑了下来。这就是大法弟子啊！那短短一瞬间，彼此都没有了时间与空间的区隔，只有大法弟子在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最后我想说：“同修们！让我们珍惜这份难得的机缘，在正法的路上以更加宽容的心互相帮助，共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在法正人间的那一刻，我们都能无愧的说：我们都做了我们该做的。”
警察见杨同修家摆放着师父的法像和真象光盘，想抢走。杨同修一把抱住那个姓刘警察的腿，正言说道：“你们不能拿走我师父的法像！”接着喊：“师父救我！”姓刘的警察一听，浑身开始哆嗦，忙说不拿了。
另一个警察把师父的法像放到屋外窗台上。杨同修对他说：“你从哪里拿的就送回那里。”那个警察乖乖将师父的法像放回原处，又说：“我拿一个光盘看看，行不行？”杨同修说：“你拿着看就行。”另一个警察也要了一张光盘。他们说，今天不带你走了。于是他们离开了杨同修的家。杨同修在师父的呵护下，正念制止了邪恶。
回到上海后，我又找到了家附近的华东师大炼功点，每天清晨去炼功、每个傍晚去集体学法、交流。98年高考后，我开始在上海理工大学读大学，当时部分大一的新生是在闵行校区，由于修炼养成的乐于为别人服务的心态，就自然地成了班长和校区的学生会主席。闵行校区都是新生，没有炼功点，于是我就在交大闵行校区的炼功点炼功、学法。
简单写一下99年7.20以后的一些事情和经历。
◇7.20 上海人民广场集体上访，作为上海理工大学唯一一个学生上访的被非法登记
◇7.21-22 学校公安处及辅导员找谈话，作了“询问笔录”
◇7月底 和华师大3位同修一起到北京共青团中央上访
◇8-9月 学校多次找谈话，自己表示坚持修炼
◇11月 作为全校唯一坚持修炼的，被学校办封闭式“学习班”近20天，后保证不进京上访，恢复上课
◇2000年3月 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违宪起诉书》准备两会期间到高法提起诉讼，后因故未成，被上海市文保分局刑事拘留1个月，被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主要关无期和死刑犯），后以“取保候审”释放。
◇2000年11月 与同修一同在上海凉城新村发放真象传单，被恶人举报，被关在虹口区看守所，非法被判劳教1年。
2001年春节过后被转到江苏大丰上海市第一劳教所，在劳教所中，在高压下和亲情的干扰下，（如长时间体罚式军训、长时间坐小板凳、不让正常睡觉、犯人威胁恐吓、安排家人接见、强迫看以前邪悟的学员写的文章和邪恶宣传等等）在人的执著下走向邪悟，认为向邪恶妥协和“转化”是修炼中的“安排”，遵守邪恶的“法律法规”是应该的，不应该反对政府等等邪悟的想法。邪悟后还配合邪恶做同修的转化工作，在劳教所期间就有上海市安全局的人找我谈话，询问“转化”后愿不愿意为政府做些事情，在邪悟状态下我同意了。
2001年6月我被提前解教，回学校复课（在2000年3月被抓释放后就被迫休学）。由于心理在劳教所的阴影（被强迫劳动、洗脑），恢复自由后没有学法，自己有不提修炼这件事、过段时间再说的想法。同修拿来师父的新经文，自己不想也不愿意看。由于耽误的课比较多，近2个学期的课，心里常人的想法就是好好学习，一切为了毕业。2001年10月底、11月初，在劳教所找过我谈话安全局的人找到我说有一件事情请我帮忙（从解教后到这之前，他们时常找我聊天，请我吃饭，了解我有没有“反复”，再给我灌输一些变异了的思想，如大法在国外有反华势力支持、拿了国外政府多少钱呀，目的就是反对国家等等），问我愿不愿意，同时答应我如果事情成了，帮我把毕业文凭拿到。
我当时在邪悟状态下认为帮助政府是“好事”，让“痴迷”（当时对坚定修炼者的认识）的人醒悟是“好事”，同时又能拿到文凭，就答应了他们。答应后，他们把要我帮忙的事情告诉了我。上海国安局在网络上冒充一位同济的大法弟子同在东北的另一位同济学员联系上了，他们准备借用前者的名义推荐我过去到东北的点上去，名义上是帮助点上建网络、做资料的打印工作，实际上是搜集情报。他们对我说，只是了解一下情况，看有没有国外的资金来源和国外指示等等。实际上，我心里一直有对这种工作的好奇，在当时的状态下也不认为这么做是错的。（安全局的人认为我在上海读大学、有东北生活经验、还得法好几年了、又懂网络，是比较适合的人选。）
于是，他们带我回到了我的老家长春，同时还为了这个事买了台新的DELL笔记本电脑、让我换了手机的卡号、给我一部新的手机、拷机（BP机）。开始的几天，他们还让我看看新的经文，以便更好的“工作”，而我拿到经文后，由于目的心不同，也只是从表面看看。之后，就有当地的同修给我打电话，（这是他们安排中的一步），要同我见面。见面前，他们给我一条带有窃听功能的皮带，当地同修来了之后，了解了一下我得法和7-20之后的过程，我都一一回答，但特意回避了在劳教所中邪悟的认识。由于该地区负责技术的一位同修不久前被抓，当地急需懂网络的人协助，在初步了解我的情况下，同修同我见过几天后让我到农安。
安全局得知后，同意我去农安，并派出好几部车、10几个人、在暗中“保护”（监视），并通过他们的仪器对我定位（具体怎么定位不是很清楚，估计是在DELL笔记本中加装了什么）。在“保护”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会不断换人或换车跟着，这种情况一直到我最后离开长春。
到农安的点上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又重新置于修炼者形成的环境，听着大家的交流，听着大法弟子从劳教所艰巨的环境下的正念正行（有一位学员刚从邪恶的吉林欢喜岭劳教所出来）和对法、对师父的坚定，自己心里能够感觉到一年多没有学法的差距。后来，又看了从来没看过的“天安门自焚”的真象VCD，对自己心里触动很大。在农安呆了几天，同修告诉了我些上网安全注意事项并告知了我明慧编辑非公开的EMAIL联系方法，以便以后的投稿。之后，我就被同修安排到松源市，负责那里的真象资料编辑排版、上网、投稿的事务。我是固定在点上不到处走动的，每天同点上的同修一起学法、交流、炼功，自己也慢慢的无意地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者，在将一篇篇该地区同修用手写的心得体会输入电脑的时候，自己观念和邪悟形成的壳也在一点点突破；当时，刘成军（当时化名“大勇”。我出国之后通过看学员写的回忆我才知道原来“大勇”就是他）常来我们点上取资料，他给我们讲过他的经历和对正法的认识。（他从劳教所里通过多道铁门闯出来，后来劳教所怕承担责任跑到他家里去送“解教通知书”。）
资料点上那样的环境、大法弟子的正念和法的力量，在从新召唤着我走回法中，我也不自觉地将当地的真象资料和明慧交流材料认真地编辑、排版，教在一起的学员上网的方式和技术等。
在这个阶段，安全局近一周没有同我见面，只是每天或两天打一个电话，从电话中他们告诉我不要呆在一个点上，要多走动，多了解其他资料点的情况。而我却迟迟不动，他们最后几次电话中一定要我对同修说上海家里有事情要离开，以便安排和我碰头给我指示。当时，点上另外一个同修刚刚学会上网，编辑材料还有困难，同修都不建议我走，我和点上的同修又交代了一下过了2天就走了，我走的时候心里也不是滋味。朝夕相处的同修并不知道我的身份，而心底回归的正念也在召唤着我，我很难过。
和安全局的人见面后，他们认为我呆的时间长了，怕思想有了什么想法，怕我“反复”（就是清醒正悟过来）。他们就安排我回上海呆了几天。换个了常人的环境，常人中的名、利、情又开始执著起来，邪悟中那些不好和错误的认识又浮现我的脑子里，然后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等等又被他们灌输给我，当时认识觉得，“我还要修炼，但修炼不能和国家对着干，不能破坏国家的稳定，那些同修这么做不对。”当他们觉得“洗脑”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长春。这次回去他们不让我回到松源的点上，而是要求我多跑些附近的县城，了解情况。我就和在农安认识的另外一个同修，到附近的县城去交流和教一些上网的知识。只去了一两个地方，安全局那儿就出事情了，有一位同修李荣庆（化名“小李”，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东北的同济同修）在长春安全局的看守下用正念从2楼跳出来，安全局的人马上要我回农安打探他的消息。在松源的时候，点上的同修经常发正念加持他，希望他能出来，没想到他真的闯了出来，听到这个消息我又一次感受到大法的神奇。
回到农安点上，当地的同修并不知道他出来的消息，告诉我松源非常需要我回去，我于是就回到了松源。一位在松源的同修接到李荣庆给她打电话需要帮忙，小李在跳楼时腿出现了常人骨折的表现，同修安排小李先到一个长春的住处，我也和她一起回到长春。安全局的人知道后，让我带小李回我家，以便掌握更多的情况。小李被我带回家休养，我还知道他们在我不在的时候在我家安装了窃听器，我开始从他那儿学会了同明慧编辑联系的方法，开始给明慧编辑投稿联系。不久，安全局的人告诉我去的那个松源点被松源公安局抄了，同修被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心里，我觉得很不安和愧疚，当时是感觉出卖了同修，很不好受。松源点被破坏后，被抓的一位同修没有承受住邪恶的刑讯逼供又供出了另外一些点的地址，听安全局的人后来说，从另外点上抄到的东西很多。我感到是我给法带来了那么大的损失，真不知道如何再以此种身份面对身边的小李和另一位同修了。在一次我外出的时候，小李和另一位同修不知从何处得知我的情况，趁我不在就赶快走了。可是，楼上、楼下都有安全局的监视人员，他们坐上出租车后不久就又被抓了。
安全局认为我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任务算结束了。（他们在我离开后还干了一些什么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带着负罪的心离开了长春，在他们的安排下直接到海南去旅游（费用他们承担），是为了让我忘却，为了让我继续为他们“工作”。旅游回来后，他们认为我立了功、“表现”的不错给我发了一万元的奖金，他们又准备让我利用EMAIL同明慧编辑联系以获取什么大法信息，但自己心里有明白了那一面，（但更多的是人的良心），自己觉得再不能为他们干什么了，我就用家人反对要好好学习等理由推托掉了。慢慢地脱离与他们的联系之后，自己也认为自己犯了错，这辈子没有希望了，再也修炼不了了，那就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吧，找了一份工作，开始上起班来。但，明慧上发表的师父新经文，我偶尔也会看，因为心里对法有着深深的怀念在。在我工作后，他们会像“朋友”一样，一两个月关心一下，请我吃饭或喝茶什么的，和我保持关系。
师父03元宵节讲法出版后，自己看过后眼泪都快掉了下来，我知道师父还要我呀，弟子对不起师父呀。其后，我开始同熟悉的一些同修开始个别交流，自己的心底渴望回归的愿望也很强。但强烈的常人执著心障碍着我，几次被抓的阴影和遭到的迫害，自己很难再直接站出去、从新起来。当时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不出国，自己是很难再走出来直接面对邪恶，公开表示修炼，自己这千万年的等待和机缘就真的完了。
于是，自己有了出国的想法。安全局的人知道后也没有反对，还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没有让他们帮忙，自己办，于是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读语言、考试、申请学校。在申请护照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在原定的领护照的日子，发护照的公安部门让我上楼上小房间等着，过了很久才有一个像负责人编了个理由说，由于申请的人太多，你的护照还没有打印好，要等，还问了我的工作单位等等。我能感觉到，是因为之前在公安部门有备案的缘故。安全局又找到我，说知道我护照未发的原因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备案，他们会去协调，帮我拿到护照，但以后要接着帮他们。等拿到签证后，准备出国前，他们就找到我，说希望我答应出国以后能和他们保持联系，有什么事情能够通知一下。为了能够出国来，我妥协了，答应他们可以同他们保持联系，提供信息。他们也半开玩笑的警告我说，不怕你“反复”重新修炼，就凭我以前为他们做的事情，看大法还要你。他们让我一出来别急，好好学习就好了，也没有给我什么指示。走之前，他们给我看了份大法在法国和德国几个负责学员的名字，说让我知道一下。（我当时并不想记，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有某某，法国的并不多只有2、3个，德国学员名单要长些）他们还要给我1000美金，说是出国留着用，当时我觉得如果收下钱就要为他们办事，这钱坚决不能收，被我推辞拒绝掉了。
刚出来的时候，他们给我发过几个EMAIL，打过两个电话，只是询问我在这面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试图继续和我保持关系，没要求我提供大法的情报。初始时，我也敷衍着回答，搪塞着少和他们联系。但通过不断学法及同修的交流，我意识到不能再配合邪恶，连同他们联系都是旧势力所希望的，是一个大法弟子决不该做的耻辱，他们后来再给我发EMAIL，我也不去管它，不回复它。
然而，以前这些事情总是憋在心里，造成了自己心里非常大的负担，严重影响着修炼。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常人的一些心也不断的返出来、黑手也曾在写的过程中出来干扰，遇到障碍和干扰时我就学法、发正念，终于在师尊的加持下，同修的鼓励下，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了，现在真有“脱胎换骨”和重生的感觉。看看以前自己邪悟的认识和配合邪恶行为，就像看另外一个我。在以后证实法的進程中，只有加倍精進，以报答师尊的再次救度与慈悲，在证实法的路上洗刷一切、同化大法。
望同修慈悲指正与帮助。
通告指出，在镇压法轮功运动中，新华社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帮凶角色，相当数量的新华社从业人员完全丧失了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违背了新闻的公正性、全面性、客观性和正面导向性。追查国际对参与媒体造假的部分当事人进行了追查。
经调查核实：自江xx镇压法轮功以来，新华社及新华网大规模编造对法轮功进行诋毁和诽谤的文章，天安门自焚伪案（新华网北京2001年1月30日）、精神病患者傅怡斌杀人案（新华社北京2001年１２月１６日）、浙江毒杀乞丐案（中新网杭州2003年7月2日）等恶性诽谤案件均出自新华社或新华网。仅 2000年1月至2003年10月，新华网对法轮功的诋毁文章达522篇之多。
通告强调，根据案例法，2003年12月，卢旺达国际战争罪法庭对三名在1994年的大屠杀中利用媒体煽动仇恨和妖魔化被攻击对象的男子进行审判，两人被判无期徒刑，另一人被判35年徒刑。“追查国际”会将所有掌握的证据和事实作为法律依据呈送给国际法庭，寻求对上述人员的法律审判。
通告指出，“对于受蒙蔽有悔过之意者，可以向本组织发表声明，澄清事实，揭露谎言，并积极主动配合本组织的追查行动。有立功表现者，本组织将酌情考虑免于对其进一步的追查和起诉。”
追查通告文件下载:
对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的追查通告 DOC格式(188KB) | PDF格式(302KB)
曹操占领了荆州，刘备去投奔江南。曹操率领数万骑兵追了一日一夜，追到当阳长阪桥。在危难关头，张飞带着二十多骑兵拒后。张飞在桥上横枪跃马，喝道：“我是张益德，谁敢上来决一死战！”曹操大军没有一人敢上前的。
刘备入川时，张飞在江州攻破巴郡，活捉巴郡太守严颜。张飞对严颜喝斥道：“我的大军到了，你为什么不投降，还敢抵抗？”严颜说：“你们没有道义，夺我州郡，我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张飞大怒，令推出砍头，严颜面色不变，便往外走便回头骂道：“匹夫！砍头便砍头，也用不着发怒！”张飞觉得严颜有骨气，就把他放了，并向他道歉，严颜感其恩义，才投降。
“断头将军”比喻坚决抵抗，宁死不屈的将领。
（出自《三国志·蜀志·张飞传》）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