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金钱至上。所以，大小管理者，几乎包括所有世人，都过分重视金钱的作用，有意无意地把金钱看作是调节人行为最重要的手段，甚至是唯一的手段。这恰恰是误入歧途。人不但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人也需要充实的精神生活。并且要明白，人的思想是可塑的，可以影响、可以改变的。如果深究人性的本源会发现，人虽然自私，但是人又都有其向善的一面、向往美好的一面。而这两方面都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得以消长。能恰到好处地利用好人性的这两点，这就是管理者取得成功的根本的保证。

当今社会比较流行的两句话是，“企业文化”、“团体精神”。那么，什么是企业文化呢？就是企业员工所共同认知的思想准则，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只不过是侧重不同而已。直接的表现就是团队风气和工作作风。企业文化的存在似乎是无形的、抽象的，但是，企业文化的作用却是非常重要的，大体上它能导致企业工作效率的高低，企业内耗的大小，规章制度是否具有实效性，产品质量的好坏，原料浪费的多少，营销额度的大小，客户满意率的高低，等等等等，方方面面。最终影响企业的效益、企业的形象。

一些管理者，不懂得管理的要领，忽视管理的根本是对人心的管理，所以一味地、机械地制订了许许多多所谓的规章和制度，结果是适得其反，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把人们的积极性挫伤了，同时把企业管理得僵化了，没有效率了。从上到下的怨言也多了。还一些管理者，过分地玩弄政治把戏，为了达到所谓制衡的目的，安排一些竞争激烈或矛盾大的部下把守一些要害岗位或部门，对其矛盾置之不理，甚至暗地里纵容，人为地增加了不必要的矛盾，加大了内耗，使工作效率大为下降。另有一些管理者，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把所有关键岗位都放上自己的亲属来任职，不管自己的亲属是否有能力胜任与否，结果还是造得怨声载道，人心涣散。还有，在现实中，许多大型企都经历过“放权则乱，集权则死”（呆板）的那么一个两难境地，搞得企业领导非常头痛。那么，到底如何抓好管理呢？概括起来就是：培养核心骨干，任人唯德、唯才，合理分权，责任明确，奖罚有度。

细致地讲来，企业管理包括方方面面，诸如什么生产、财务、采购、营销啊，后勤哪，技术啊，客户服务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只要招到或培养相关的人才，制订合理的措施，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关键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如何抓好人心的问题。企业管理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组阁成一个优秀的领导核心，和培养出良好的企业文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作为一个集体，在社会上成功与否，与其是否有一个出色的带头人是密不可分的，这点是得到各界共识的。那么，作为一个好的带头人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有优良的品德，其次是具备领导才华。

领导者人品不高尚，害处颇多。首先，就是难孚众望。以德感人，以才服人，是领导者立世之本。无德何以感人？仅靠玩弄权术只可拢络人心，难以赢得忠心，更不能真正地凝集人心，这样再好的政策，因为人心所背，随着层层落实，就会层层变形。其次，低劣的品行不但影响领导者本人能力的发挥，也往往是企业的“病根”之所在。试想一个利欲熏心、妒贤嫉能、贪婪酒色、口是心非者能干出一些什么好事呢？不但领导者本人的工作精力受到分散，因为其灵魂的肮脏，必然会在其周围营造一个污秽的环境，那么这个污秽的环境就是寄生于企业这个小社会的毒瘤。再次，领导者人品不佳，影响优秀人才的选拔，影响下属的才智的发挥。直接的表现往往是，任人唯亲，献媚者昌，正邪不分，好坏不辨等等。其它方面，林林总总。

领导者的领导才华，所涵盖的范围也是十分广阔的。总体来讲，就是会识人、会用人，善于赢取人心，善于影响他人，善于倾听意见，为他人着想，会抓轻重缓急，懂得协调管理，具有远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善于洞察事务，善于总结，富于创新，具有魄力等等。

一个企业拥有一位好的带头人后，只要不受擎肘，势必就会形成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其带头人自然会组阁、营造的，具体方面不必赘述。

接下来，就是如何培植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形象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企业带头人。就是他要把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什么样的行为准则，什么样的工作作风，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推广到其下属，推广到其企业员工的思想中去的问题。

作为一位健康、理智、品行高尚、情感丰富的人，把真诚待人、善心处世、克制忍让当作普遍的人生准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自己的幸福不应建立他人的痛苦之上。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是必需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采取非法手段或不正当手段侵吞公共财产或他人所得，必需接受法律制裁或受到相应的处罚，同时必需接受道义的谴责。拜金主义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温床，金钱决不是人生幸福的代名词，健康、快乐、充实的人生必需建立在良好的道德的基础上。一个满脑子男盗女娼，狭隘自利者，其所谓的幸福在于占有，其所谓的快乐在于刺激，其生活质量是低劣的，他的人生是可悲、可怜的，他会为蝇头小利而辗转反侧，为患得患失而喜而忧。

所得是一种幸福，奉献同样也是一种幸福。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付出与所得的互换中维持着。人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力，人人也都有尊重他人的义务，分工的差异决不是卑尊的划分。

提供货真价实，质量可靠的产品是企业理应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让客户满意，服务周到是企业所应尽的义务。

主动配合，密切协作，人人把关，加强主动性与责任感不但是工作中所提倡的，也是必需做到的。默不关心，冷淡处之，消极敷衍理应受到批判，直至接受处罚。诚实正直，勤奋敬业者，不但要受到表扬，直至受到嘉奖，得以重任。哗众取宠，占尖取巧，无事生非者理应受到批评与教育，其言行必须受到抵制。

总而言之，企业文化所包涵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理念必需首先扎根于企业带头人的心中，扎根于企业领导核心层的心中。并且在领导者中要身体力行。一定要明白：身教胜于言传。在推行方法上也是多种多样的，可组织员工集体学一些健康读物，还可组织员工搞一些向上的文体活动；可通过奖惩的办法去激励，也可通过制度的办法来强化。企业内部还可创办刊物，扬善抑恶，宣传企业精神等等。笔者在企业工作期间，做过这类尝试，证明收效是明显的。

良好的企业文化的形成非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良好的企业文化带给企业的裨益虽是无形的，却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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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后足有帮助行走的结构

这块化石是1971年在苏格兰的一个石灰岩地区挖掘出来的，三十年多来一直被认为是鱼类化石不被重视。 最近，科学家削去了覆盖这个动物脚足细小部位的岩石后，惊奇地发现化石上隐藏着的脚足骨，有帮助行走的后足结构， 而不是用来踏水或游泳。这些足骨可以使这个动物的后足像我们人类那样朝前，而不是向两边伸展便于游泳。这一发现说明这个动物不是一条鱼，而是一头能在陆地上行走的动物。 据推测这个动物身长一米，腿短，头大。

图二：在1971年出土的化石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三亿五千万年属于石炭纪时代，那时陆地上刚刚开始出现爬虫类及大型昆虫。进化论学说无疑与这一新发现相矛盾。达尔文提出的进化时间表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和古生物学上的新发现冲击着。

然而，现在的科学家只是把他们能接受的化石发现加进进化论的时间表里，认为找到了更早期能在陆地上行走的四足动物，填补了进化史上的一段空白。 而与进化论相矛盾的众多发现却熟视无睹，比如美国密西西比河西岸一块三亿六千万年前的石灰岩石板上，发现了两个人类的脚印；犹他州发现一块六亿年前的三叶虫化石上有一个穿鞋踩出 的脚印和一个小孩的脚印。(3) 这些发现有的已经过去几十、上百年了，迄今仍没被主流科学界所重视。怎么看待科学界这一不“科学”的态度呢？是不是不用进化论学说反而能更好地解释这些考古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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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重复的。每个朝代的末期，往往是昏君当政，天灾人祸频增，兵乱四起，内外交困。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進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進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進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乃是天意。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直到1661年迎来了康乾盛世。明亡清起，天意昭然若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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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的铁流，震天的礼炮，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和五彩缤纷的礼花贯穿了一天的日程安排。俗艳的北京在喧嚣和吵闹中度过了50周年国庆。

第二天一早7点钟，我和璐璐就起身出了门。自从当局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以后，我们全家人的心情从来都没有轻松过。趁着国庆节放假期间，我提议全家到北京南边的戒台寺去看一看，顺便散一散心。学员中传说，戒台寺是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开始传法前住过的地方。

大街上冷冷清清，许多人仍然沉浸在梦乡之中。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停在了我们的面前。

“去丰台路口，”璐璐对司机说。

司机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话。我看到他一脸疲惫，好像头天一宿没睡的样子。

“您今儿够早的。”我跟司机搭着话儿，怕他开着车睡着了。

“没办法，公司要把车收回去了，趁着现在多挣一点是一点。”司机说。

“是吗？您这车看着还成啊，听着发动机声音也挺小。”我说。

“我这车是日机的，开了四年多了。您别看跑了30多万公里了，发动机一点毛病没有，我是5000公里准换一次机油和三滤。”

“买车时候花了多少？”

“14万多。”

“这两年本儿回来了吧？”

“刚回来。这不又要换了吗？公司觉得两箱的夏利不好看，都让换三箱的。”

“那这车公司买回去吗？”

“买也就是象征性的给几千块钱。新车都不卖个人了，公司租给我们开，一个月份儿钱5300。嗨，日子越过越难。汽油、养路费、份儿钱，什么都涨，就出租车价格不涨，还是一公里一块二。”

“出租车价格要涨了，老百姓就更坐不起了。”我说。

“没那事儿，真正长坐出租的有几个是老百姓啊？90%下车都要发票。涨不涨价跟他们根本就没关系，还经常让我发票多写点儿。”司机顿了一下， “他们是吃香喝辣，我们是累死累活。”

“您这算好的了，您看那下岗职工不比您惨多了。”璐璐安慰他说。

“那倒是。我大舅子在锦西，早就下岗了。原来厂子里一次性买断工龄给了两万块钱，就再也不管他们了。”

“真的？那他靠什么生活呀？” 璐璐问。

“摆地摊儿。卖点袜子，衬衫什么的。下岗的人多，摆地摊儿的人就多，根本也挣不着什么钱，对付着吃饭。生病看不起。这还不说，他有个儿子挺出息的，今年考到北京来上学，他根本没钱供他儿子。我老婆心好，现在我们替他供着。”

“我知道大学里有特困生助学金，您可以让他试试申请一下。”我说。

“比他困难的还有呢，根本轮不上他。国家经费也不往正地方投，你知道昨天国庆节一天造掉多少钱？”

“怎么也得几十亿吧。”我说。

“几十亿？”司机说，“你太小看老江了。昨天一天糟蹋1600亿！”

“真的？！”我吃惊地张大嘴巴，“不可能吧，三峡工程的预算也不过就是570亿，还是左研究右研究，后来不是人大还要表决，怎么花这么多钱老百姓一点都不知道？”

“让你知道，还不反了你了？我们公司有一司机，家里有个亲戚在北京市委，1600亿是他亲口跟我说的，错不了。您就想吧，这么多兵种的调动、训练，北京整个儿翻新了一遍，还得给这帮警察发奖金补助，得多少钱呢。北京算好的了，东北那边大国营厂子有几家现在还能开出工资来呀？下岗职工好几千万，吃饭都成问题，老江也不往心里去。”

“我觉得长安街本来就挺平的，重铺真是没有必要。这警察吧一年到头也没个节假日，这段时间也忙得他们够呛。”

“忙什，”司机说，“他们根本不干什么正事儿。前天晚上我白拉一活儿。俩河南的来北京出差的，从北京站拉到魏公村儿那儿的时候就让警察截住了。”

“截你们干嘛？”

“查证件呐。那俩人也倒霉，没带身份证，结果就被警察给拉走了。”

“遣送回去啦？”

“遣送算不错了。我估计给拉昌平去了，那儿有个地方叫牛栏山，”司机说“外地人没三证的，都拉那儿去砸石头。砸一天给5毛钱。攒够了路费就扔上闷罐子车拉走。”

“这忒过分了吧，人家也没犯法。”璐璐说。

“什么法不法的，还不是老江面子要紧。”司机说。“昨儿你看电视了吧？”

“没太看，怎么了？”

“你注意没有，政治局七个常委站在天安门楼子上阅兵，别人都穿西服，就老江穿了身儿中山装。”

“那怎么了？”

“您没看仔细，老江里面穿的防弹衣，一直护到脖子那儿，这西服可不就没法儿穿了。”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他那中山装看着里面是鼓鼓囊囊的。”

司机哼了一声，“老江怕死着呢。上台以后没干什么好事儿，得罪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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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好！中文是这样说的。这句话太对了，我有太多的理由来证实这句话！我的头脑、我的精神和我的身体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我尝试着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我的日常生活和我的商业活动。很多人说按照“真善忍”做就无法当个好的商业经理。我证实这是不对的，如果一个人无意地做了错误的事情，如果他诚心地向他的客户认错，他不但会得到客户的谅解，而且还会使客户对他更加信任。我认为“真”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修去对名、金钱和权力的执著是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径。

我的弱点是我的性格过于强硬、骄傲，所以我的争斗心强，我发现如果我能够用温和和详和的态度对待别人，我就不会与别人争斗而由此造业。

在我得法的初期，我在中国的企业有很多的困难。我当时很担心我会不得不承认我的失败。我当时工作得非常辛苦，我在中国各地到处旅行，试图销售我的产品，但是没有成功。每一次似乎客户准备购买了，但定单却一直没有到来。情况越来越艰难，我要维持生产，还要培训员工，但产品却一直销售不出去。

很多人开始笑话我，对于我这样一个骄傲的人来说，这样的侮辱是无法忍受的。是我的执著心使我无法使企业运转起来。当我通过大法明白了并去掉了这个执著之后，奇迹般地，产品销售出去了，企业开始迅速发展了。

目前我的公司又有麻烦，因为我不能进入中国来管理我的企业，但是由于我对它的执著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害怕失去它的担心了。一年前，我还无法放弃对我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企业的执著。不是对失去投入的金钱的担心，是一些更微妙的东西：比如我的观念，旧势力在我头脑中形成的观念：责任感，对员工，对其他投资者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使我不能按照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来做，我几乎认为我是所有发生的事情的唯一责任者，是我来决定他们的和我的命运。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通过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同修们的交流，看到他们的行为，我得以在我的修炼路上迈开了步伐。他们很多人的名字我根本就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他们的笑容里的美好和他们声音里的详和。他们向我敞开了他们的家门，他们无私地帮助了我，他们耐心地听我嘴里讲出的傻话，当时我还自信地认为那些话是多么的智慧。

我记得我盘腿的经历，我当时认为我的腿永远也不会象其他同修那样如此高贵地盘在一起，而我周围的人都是那么轻松地盘着。后来，经过了痛苦的尝试，我也能双盘了，今天，当我双盘时腿还是非常地疼，但在打坐中得到的片刻的入静是无价的。

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能很好地帮助别人，但是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修炼经历讲述出来，希望有人能从中受益。

我想在大法洪传的这段时间内，我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美好而详和的修炼，开国际法会时的高兴，在中国媒体上初次出现攻击大法文章时的担心，天津事件，中南海事件，对炼功点的干扰，1999年7月对大法的打压。

那一天我的生活发生一个强烈的转折，相信其他同修也会有同感。经历了疑问，不知所措，怀疑和错误，我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个新的使命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坚定态度。

我的个人经历证实，当你在困难时要做出决定时，如果你自己没有准备好，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即使是你最亲近的人，其他人的建议会被理解为压力从而导致抵制和矛盾，这样反而会被邪恶势力钻空子。我们的师父一直在帮助我们走每个人的修炼之路，通过师父的经文，他把我们引导到更高的境界，直至圆满。

当迫害开始后，可能每个修炼者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迫害。我也经历了很多，在中国、在欧洲、甚至在我的国家意大利，尽管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我在中国的投资者的身份，虽然还没有结束，但肯定地受到了冲击，我的中国亲属们，他们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的护照被非法拒绝延期。经济界、政界和媒体的压力和他们的沉默，因为害怕得罪这个独裁者，而不行使他们的职责。还有最近发生的严重的违法行为：柏林，冰岛，俄罗斯，香港，柬埔寨。还有在意大利发生的与上述情况相比较轻的现象：当610头子李XX访问佛罗伦萨时，尽管我们有警察当局的批准，但警察还是想把我们赶到较远的地方。当然，他们最后并没有成功。

我知道我应该也能够做得更多，更好。情况无疑是改善了很多，邪恶的攻击越来越弱，和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好，在议会里越来越多的议员们支持我们的行动。我想感谢很多在座的同修，你们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正是因为你们的帮助，我们的许多正法活动才取得了成功。

遗憾的是，还有一些同修，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还是选择了在家里安静地修炼，而不是非常愿意参加向中国人讲清真相的活动，这些活动看起来非常辛苦，并且一开始时似乎没有成效。可是这些中国人是受害最深的，而且他们没有其它渠道得到正确的消息。这些同修在付诸行动时总是有些犹豫，我这样讲并不是在批评谁，我没有这个权力，但我真的为他们难过，因为他们正在失去一个不会再有的机会。我总是努力记住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要求：学好法、讲清真相、发正念。

我知道自己犯了许多的错误，有时我想不惜一切代价做成一件事时，我往往会被带入追求结果的境地，几乎象参加一场体育竞赛一样。走出来，采取各种方式证实法是我们的责任，但我想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的目的是维护法，维护师父的尊严和大法弟子的尊严。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旧势力破坏大法的安排，否则由于我们自己的不足，会有给大法造成损失的危险。

邪恶势力在破坏大法时，编造出一系列的谎言，包括用“自焚升天”的伪案来诬蔑大法，我想我们的善的举止和行为就是对这的最后的回答。

（200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哥本哈根，200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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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听说他的故事后，召他到东都洛阳，以隆重的礼仪迎接他，并赐他丰厚的礼物，希望他留在宫中。可是周隐遥却并不领情，恳求炀帝让他回到山里去。后来，炀帝经不住他的请求，就让他回家乡去了。

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又把他召到长安，并安置他在内宫，好随时向他请教如何修道的秘诀。他对唐太宗说：“我所修炼的那点道，只是为了我自身的修心养性，获益者只是我自己，我周围的人和物得不到半点好处。而帝王要修的道，则能福荫万民，使天下所有的国家得福。而且帝王修起道来比臣民要快得多。我所学的那一点点道术，不值得万乘之尊的皇上您去学。”周隐遥再三恳求放他归山，太宗就答应了他的请求，随他去了。

(资料来源：《太平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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