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贤相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阴人，北宋贤相。他少年刻苦磨砺节操，尤其发奋学习，進士甲科登第。杜衍任地方官时施政谨慎精密，既洁身自好，又明察秋毫，虽然不以威刑督促属吏，吏民却忌惮他的清整。章献太后曾对巡视归来的使者劈头就问：杜衍安否？使者诉说杜衍的治理情状，章献太后感叹说：“我早就知道了。”

宋仁宗特地召他为御史中丞。杜衍上奏说：“中书、枢密，相当于古代与皇帝坐而论道的三公。陛下只天天与他们在前殿见面，何以尽知天下事？陛下应该屡屡召见他们，赐坐便殿，让他们能畅所欲言、极力進谏。其它事务就不必亲烦陛下了。”

杜衍兼管吏部选拔任命。选拔任命条例繁多，主判不能全部掌握，属吏大多暗中受贿，随意解释条例以售其奸。杜衍上任后就命令属吏把有关法律文件全部送给他过目，问属吏：“都齐了吗？”属吏说：“都齐了。”杜衍发奋努力的精神这时帮了大忙，把条例的本末曲折全部理清。第二天，杜衍叫属吏们不要升堂，各自坐办公室等批示就得了，选拔任命全部由杜衍自己决定，属吏无法舞弊牟利。数月后，杜衍政绩卓著，声动京师。后来杜衍升任尚书工部侍郎、永兴军知府。有民妇光天化日下失踪，杜衍设计抓捕，迅速抓获杀人魔，找到埋藏的民妇尸首以及另两具妇女尸首，陕西人大惊。宝元二年，杜衍升任刑部侍郎、又任永兴军知府。当时国家用兵，百姓苦于输送徭役，小吏趁机为奸。杜衍拟好计划，根据道里远近放宽输送期限，使百姓得以依次输送，比其它州花费省钱过半。杜衍被召还后代理开封府知府，权贵们听说杜衍的名声，无人敢找他说情走后门。

后来杜衍任吏部侍郎、枢密使。宋仁宗想绕开朝廷私自降恩提拔谁，诏书往往被杜衍压下，有时积累又被封还退回的诏书多达十余份。谏官欧阳修跟宋仁宗说这事，宋仁宗回答：“外人也知道杜衍封还宫内降旨的事吗？许多人有求于朕，朕往往因为向杜衍难以启齿而回绝，这种事比被封还的降旨更多。”看来宫内的太监妃嫔一定很讨厌杜衍的。依法治国、权力制衡的理念和实践古代就有，只不过古代被现代人要么描绘成皇帝专制黑暗，要不得，要么描绘成守旧集团阻挠皇帝改革，要不得，横也不是竖也不是。

范仲淹之前敬杜衍为干爹。辽与西夏李元昊战于黄河外时，范仲淹锐意進取，想趁机出兵，杜衍则老成持重，建议隔岸观火，两人在宋仁宗面前发生争议。范仲淹气极之下在殿堂上对杜衍指着鼻子痛骂，措辞非常激烈。杜衍唾面自干，不以为恨。

谏官孙甫本是杜衍属下，才华横溢，刚劲敢言。杜衍无论大事小事都倚仗孙甫办，孙甫不但不卖命当奴才，反而不悦道：“这样待我，我可以告辞了。”杜衍听说后小事就不交给孙甫处理。杜衍与孙甫谈论学问，品评天下贤俊，佩服说：“我提拔了一个下级，结果得到了一个益友。”屡次引荐孙甫。孙甫当上谏官，保州兵变前大臣得到情报却没及时处置，孙甫认为枢密使应该获罪，而枢密使就是杜衍。

杜衍后来被拜为宰相，他喜欢荐引贤士，荐引了一批朝气蓬勃的知名人才，而对小人幸進则予以抑制，小人颇为不悦，将他视为改革派的大后台。杜衍女婿苏舜钦，少年气盛能写文章，有的议论未免触犯权贵。苏舜钦监管進奏院后按惯例祠神，请一些名士作客，用卖废纸的钱来解决召妓设乐的费用，宴席中众才俊未免放浪，王益柔醉作《傲歌》。王拱辰抓到把柄后指使鱼周询等弹劾，甚至声称王益柔其罪当诛，想借此打击杜衍。结果苏舜钦被定性为监守自盗而被除名，王益柔在韩琦力保下被贬复州，因此获罪被逐出四方的名士达十余人。王拱辰喜不自胜说：“吾一举网尽矣。”

宋仁宗曾问大臣用人是资历优先还是才干优先，丁度回答“承平时用资，边事未平宜用才。”当时丁度在翰林已经干了七年，而朝廷正用兵，孙甫就议论说丁度这番话是自求权柄的牢骚，结果祸从口出。因为丁度平时的德行举止类似“辅导员”，岂是能被孙甫等轻狂名士随便议论的。丁度极力要求与孙甫对簿公堂，杜衍借口孙甫刚刚受命出使辽国去了，让孙甫逃过一劫，最后孙甫被外放邓州。丁度认为孙甫是杜衍的门人，从此对杜衍怀恨在心。

当时范仲淹、富弼等想改革天下事，与宰相们不合。范仲淹、富弼被外放后，趋炎附势之徒更加议论纷纷，极力攻击二人的缺点。宋仁宗因此想罢免二人的职务，宰相中唯独杜衍对二人予以保护。结果杜衍被说成与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然而杜衍平时的议论与范仲淹等改革派其实并不一致。杜衍因此被罢免了宰相，以尚书左丞身份出任兖州知州，由丁度草拟诏书，将杜衍定性为“朋党”。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排挤改革派的一方尚有操守，许多改革派人士被贬抑后又被重新起用，与后来大奸大恶对正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做法并不相同。民国时期对待政敌尚有宋人遗风，结果被中共破坏了。中共老说要讲历史讲国情，其实是把历史上的坏事与历史传统混淆起来，既借抨击历史上的坏事来攻击历史传统，又借继承所谓历史传统来抗拒普世价值。历史传统实际上是在从历史事件中明善恶辨忠奸的过程中奠定起来的，善恶不分，忠奸不辨，何来历史传统。

庆历五年，山东兴起盗贼，宋仁宗派太监调查，太监回来后对杜衍实施报复，说：“盗贼不足虑。只是兖州的杜衍、郓州的富弼，被山东人尊爱，这才可忧啊！”意思是民心不稳，让杜衍、富弼把民心都争去了那还得了！宋仁宗想把二人贬到淮南，吴育反驳说：“盗贼的确不足虑。小人趁机倾轧大臣，酿出大祸才不可收拾呢！”宋仁宗于是没有那么做。一个政权在失德失民心的情况下不是设法修德得民心，而是把有德之士看作潜在对手，打压有德之士不遗余力，这种荒唐蠢事最终被中共干了出来。

庆历七年，古稀之年的杜衍请求退休，朝廷当即同意，封他为太子少师。人们议论纷纷，认为老宰相一请求退休朝廷就同意，退休待遇只是“三少”（少师、少傅、少保），不象话，是贾昌朝在故意整杜衍。皇钓元年，宋仁宗特地升杜衍为太子太保，请他陪祀明堂，让应天府官员敦促他出山，让沿途驿站都布置好家具拐杖接待。杜衍称病坚决推辞。宋仁宗升他为太子太傅，赐他儿子同進士出身，又升他为太子太师，封他为祁国公。

杜衍为人清廉耿介，不理私产，退休后十年间住的房屋矮小简陋，出入随从只有十余人，远远不及其他退休宰相气派。他平时服饰朴实，有人劝他穿居士服，杜衍说：“我年老了才辞官，尚可窃高士名吗？”他退休后致力于诗歌、书法，八十岁去世。去世前告诫儿子要努力忠孝，要薄葬，一枕一席，小坑矮冢。自作遗疏，大意是“不要因为久安就忽视边防；不要因为已富就轻视财用，应该早立储君，以安人心。”对私事只字不提。朝廷赠他司徒兼侍中，谥号正献。

杜衍的选才用才之道，一是勤政与用才并不矛盾，领导者既要勤政，使小人无从售奸，又要放权，使贤人才尽其用；二是严格选才与宽松用才并不矛盾，领导者既要对小人予以排斥，又要对贤人予以优容。古人讲“亲贤远小”，“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杜衍的事迹值得后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