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5年06月10日】
清代初年，在自古繁华的扬州出现了一个扬州画派，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扬州八怪”，有人说他们有点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扬州八怪的怪在于推陈出 新，并非变异的艺术，他们以一种自由独特的理论、笔墨和技法，在清初的艺坛，一下子顿放异彩，形成一种纵横陆离大有可观的局面。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金农 的《寄人篱下》画繁花似锦寄于破篱之下，意境高古，思虑幽深；郑板桥的《兰石图》写磐石前后，兰竹丛生，飒利非常。李鳝画桃花瓣下鲦鱼出没，题之云“洞口 渔郎”，画桃花源记故事，以鲦鱼代渔夫，尤见巧思。黄慎的八仙人物图，用笔豪放而不空虚，造诣高超。李方膺的《松竹梅图》写岁寒三友各具清致，松姿梅香竹 韵，令人沉思吟咏留连不尽。高凤翰以左手代右手，全是一股百折不挠的精神。华喦《野烧图》画野火自谷中烧起，群兽猕猴现形逃奔，示恶有恶报之理，令人观感 一新，神情为爽。罗聘的山水人物册中，第九开上画一僧领着一鹤在竹林中散步， 净土一片，风神高远。
图为黄慎的《八仙图》
扬州绾系漕运，襟带长江，占尽地利，不但自古繁华，商贾云集，而且清初乃盐商之重镇，盐商“富而后雅”，为画家建造小玲珑山馆，给画家以经济上的支持，扬州八怪的画以花卉为最多最好，表面上似乎扬州八怪的花卉的确是生长在扬州的繁华的经济之上的。
有了繁华的经济方有兴旺的艺术，这一直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就是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决定着精神文明。因此只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精神文明和道德素质随之就会极大提高，人人皆成为自由人，联合起来便成为共产主义自由王国。这就是马克思所画的“共产主义花卉”图，他让“共产主义花卉”开放在极大繁华的经济之上。
然而实际的情形呢?
首先扬州八怪的花卉的根，并不在扬州的繁华上，稍稍了解中国的人就知道，这些花卉分明是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根的。从我们举出的扬州八怪的作品内容来看，它 们无一不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设若从扬州八怪那里抽去儒释道，不仅会失去他们的所有作品，而且会失去他们自身，因为连他们自身都深深浸润在儒释 道中，都以儒释道为根。金农身无分文，而悠游自在；郑燮弃官卖画，实在“难得糊涂”；李鳝无钱嫁姑娘，而画作生机盎然；黄慎幼年借住寺庙于佛旁练画，晚年 专以粗笔画神仙及佛像；李方膺弃官卖画，与袁子才、沈补梦诗酒唱和，有“三仙出洞”之号；华喦一生眷念湖山，博学好古法。罗聘自号“花之寺僧”，人说他白 日可见鬼，故而有《鬼趣图》知名于世。在他们身上，我们见到的是儒释道造就的各种生活方式，却见不到物质金钱的决定作用。
其次:中国过去有些历史时期，战乱中经济一度萧条，却并不影响艺术之繁荣，如诸子散文，东晋的书法，晚唐诗歌，五代、南宋时期的绘画、清末小说等等。那些时代艺术之花没有繁华经济的土壤，却依然相当繁茂，是因为另有肥沃的儒释道的土壤在焉。
所以说，艺术之花卉必以儒释道为根，而经济之影响充其量只不过是行于花卉上的风雨而已。风雨对花卉是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总也代替不了根须之力，何况风雨有时还会糟蹋花卉。
经济之影响，对于全人类的根本福祉，有时体现为促进，有时体现为败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花卉”全不以道德信仰为根，偏要以经济为根。其为漂浮的幻梦， 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