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大同”

《正见周刊》第843期，《五行与中华历史》一文中讲道：中华历史的三皇五帝时代，为神本时代；神本时代的显著特征为五行相生、人神同在，而一场大洪水终结了神本时代，五行相克了。

这篇文章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因为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的大同之世，正是尧舜以上的、大洪水之前的世代。《礼记》第九篇〈礼运〉中记载，孔子曾喟然而叹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感叹自己未能看到尧舜以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力“不必为己”的大同之世；也未能看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义以为纪”的小康之治。〈礼运〉大约成篇于战国时期，人们对人神同在的神本时代，也许缺乏切身体会，所以只能留下简短的记载。但毕竟，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志向，彰显了儒家淑世新民的理想与使命感。

到民国时期，人们多从儒家义理角度理解“大同”。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意思是说，不用学习而自会的，是天然的良能；不用思虑而自知的，是天然的良知。“孩”古文“咳”，小儿笑也。“提”，持抱也。没有一个孩提之童不爱他的父母，等到年纪稍大些，没有不敬他的兄长。朱熹曰：“言亲亲敬长，虽一人之私，然达之天下无不同者，所以为仁义也。”这没有别的原因，全世界的人都具有仁义善良的本性。所以孟子言仁义不假外求，亲亲敬长，皆良知良能，达之天下，无不同也，正是从“人性本善”的角度理解“大同”。

儒家的“为学”，不同于现代人的知识之学，而是探讨成为圣贤的“德性之学”。濂溪先生（周敦颐）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圣人希翼效法天道，贤人希翼成为圣人，士人希翼成为贤人。《黄帝内经》中也记载，在神本时代，贤人、圣人之上，还有智人、神人；神人和智人，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儒家并非始于孔子，孔子乃儒家之集大成者。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论语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谓真诚地尽己之仁；推己，谓推己及人。孔子把“推己及人”的恕道看成是可以终身行之的德行。明道先生（程颢）也说，君子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为修己之德，以合于天德；一为“振民育德”，即在民德败坏时，化育百姓，使其更改故习，振作自新，日新又新。所谓“‘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余无他焉。二者，为己为人之道也。”既修己，又善群。由“为己”推及到“为他”，推及到“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甚至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或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自己所本有的灵明德性，使其不被气禀所拘、人欲所蔽，从而复归于初。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除去旧染之污而自新；并且“择善固执”，德性厚重不迁，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大学》由修己明明德的“独善己身”者，推及到亲民、新民、振民而“兼善天下”的“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蓋因“人皆可以为尧舜。”体现了儒家“人性本善”的基本理念，以及对神本时代大同之世的向往。

在民国时期，有研究《易经》的学者，从《易经》“大有”卦与“同人”卦的角度理解“大同”。同人（離下乾上），与人相和同，不与人争的意思，由離、乾两卦组成。離为火，为明；乾为天，为健。朗朗青天在上，而火性亦往上，应乎刚健、无私之天德。引申为君子内怀文明之德，明理无私，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文明则能燭理，所以能昌明大同之义；刚健则能克己，所以能全尽大同之道。大有（乾下離上），盛大丰有、所有至大的意思。乾为朗朗青天，離为光明白日，白日在青天之上，所处既高，其明远照。引申为君子行事刚健而文明，于恶则遏之使复归于善，于善则扬之使能止于至善，从而“顺天休命”。

在与《易经》密切相关的预言文化中，也不难看到人们对“复归于大同”的期盼。比如，《马前课》第十三课曰：“贤不遗野 天下一家 无名无德 光耀中华”。《推背图》第五十九象，讖曰：“无城无府 无尔无我 天下一家 治臻大化”。颂曰：“一人为大世界福 手执籤筒拔去竹 红黄黑白不分明 东西南北尽和睦”。一些批注本注释为“大道兴”、“圣人传法”、“天下大同”。当然大法修炼者知道，这大概是法正人间以后的事，所以不必多言。清代康有为亦作《大同书》，谭嗣同亦讲康有为的“大同之教”。康有为为什么作《大同书》呢？《论语》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则三千也。）“孔子预知三千年后，必有圣人復作，发挥大同之新教者。”“康有为蓋以此圣人自居”，作《大同书》，以“发挥大同之新教”。既然康有为是为了“兼济天下”，所以也勿需多言。

综上所述，传统大同之世，处于五行相生、人神同在的神本时代。神本时代终结之后，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人们也是从“人性本善”的义理角度去理解“大同”；虽未能达至“大同之真义”，而心灵深处实向往之。但是，由于中共邪党对传统文化的系统破坏，人们误将“天下大同”等同于，以唯物论、无神论为基础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诚如《解体党文化》一书所言：“在党文化中一些看似简单的观念、语言和行为方式背后都有各种谎言、逻辑陷阱、似是而非的价值标准等因素的支撑。”“因此彻底破除党文化，需要系统的论述、剖析和反思。”《解体党文化》一书正是在帮助人们，在面对中共邪党各种党文化现象时，如何去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从而能够“回归正常思维，真正做自己心灵和思想的主人。”

注释：
[1]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页三九一。
[2]史次耘：《孟子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页三八七。注译者认为孟子此章“正是阐发大同之精义”。
[3]朱高正：《近思録通解·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〇），页五六。
[4]宋天正，杨亮功：《大学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九），页三。
[5]马叔礼：《壮哉三国——孙中山思想百年史观》（新北：西北国际，二〇一六），〈自序〉，页一七。先生认为：“大同一辞，是源自易经：天火同人卦与火天大有卦，两卦是序、综、内外关系。”但限于篇幅，只能点到为止。先生也认为：“人心最大之同，是以礼乐教化运转而成的，是谓‘礼运大同’。”
[6]朱高正：《易传通解·中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四），页三一二。对两卦的解读均参考本书。
[7]陈曦，文征：《推背图归序全解修订版》（新北：博大国际，二〇一六），页四一九、五〇四。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五），页八六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