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古鉴今:外宁必有内忧,要存忧患心!(数文)

罗义


【正见网2018年03月21日】

办事要慎重稳妥,防止有人谮毁

宋仁宗因长期患病,而不理朝政,有一天,他的病有了好转,想要面见执政的几位官员。宋仁宗坐在便殿,急诏 中书门下和枢密二府的负责任人。

许公吕夷简,听到皇帝的诏令以后,过了一刻时间,才起身前往。同僚们都催他:“快速行走!”但他仍慢步自若。入殿拜见以后,仁宗说:“我久病初愈,很想和你们相见。你为何跚跚来迟?”

吕夷简从容答道:“陛下有病,朝廷内外都很忧虑。一旦忽诏大臣,臣等如奔跑来见,恐怕引起别人的惊慌。”仁宗认为这样很好,正是当宰相的气派。
    
庆历年间,石介撰写了《庆历圣德颂》,文中对执政大臣的褒贬不一,而对夏竦的诋毁和斥责特别严厉。不久,党人之议兴起,石介得罪,而被免官放归,死于家中。适逢山东举子孔直温,阴谋叛乱,有人说孔直温,曾在石介处学习过。于是,夏竦就说:“石介未死,而是向北逃入胡人之中。”仁宗下诏把石介之子,押解到江淮,又派宦官和京东刺史,去打开石介的棺材,查验虚实。

这时,吕夷筒任京东转运使之职,他对宦官说:“如果打开棺材,空无一物,证明石介果然北走入胡,即使满门抄斩,也不为过。但是,万一石介真死,朝廷无故挖人坟墓,这是不能昭示后代的错误行为!”宦官说:“但是,怎样才能应付圣旨呢?”

吕夷简说:“如果石介真死,必有为他棺殓之人。另外,内外亲族及参加丧礼的门生,也当有数百人。至于置办和扛抬棺柩,必然会用出卖工具的商市之人,现在把这些人,全部召来审问,如果没有不同说法,那就请他们都写下军令状,以保了结。这也是足以应付诏令的。”

宦官照此办理,入京上奏以后,仁宗也悟出:这是夏竦的谮毁,太恶毒了。不久下诏:释放石介妻子,令其还乡。

吕夷简办事慎重、稳妥,不随便惊拢百姓、危害社会。确有宰相风范。

吕端好计,不杀母结怨

李继迁骚扰西部边境,保安军奏说:获得了继迁之母。宋太宗想把她杀掉。寇准时任枢密使,宋太宗便单独把他召来,与之商议。

寇准退出后,来到相府,吕端对他说:“皇上是否告诫你不要把所谈之事告诉吕端?”寇准说:“没有。”遂把商议之事,述说了一遍。吕端说:“如何处置?”寇准说:“准备把继迁之母,杀死在保安军北门之外,用以惩戒叛逆元凶。”

吕端说:‘‘如果真要如此处置,并不是好的计策。”当即入宫,面奏太宗说:“以前项羽想油烹刘邦之父太公,高祖刘邦愿分饮一杯肉汤。凡举大事的人,都并不顾忌他的亲属,何况继迁是个狂妄的叛逆之徒呢!陛下今天把他母亲杀了,明天是否就可擒获继迁呢?如果不能,那就只会白白结怨,更加坚定了他的叛逆之心。”太宗说:“那该怎样处理才好?”

吕端说:“以臣愚见,应该把她安置延州,优礼接待,用以招来继迁,即使他不能当即归降,也始终可以拴住他的心。而他母亲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

太宗拍手称赞说:“要不是卿,几乎贻误了我的大事。”其后,继迁之母,病死在延州,到继迁死后,他的儿子竟派人来议和。

外宁必有内忧,要存忧患心!

李沆担任宰相之时,王旦参知政事。这时,因西北地区战事吃紧,所以他们寝食不安。王旦感叹地对李沆说:“我们如何才能使天下太平,得以闲游无事呢?”

李沆说:“多少有些忧虑辛勤,足以使人引为警戒!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朝廷未必就没有事情。有句话说:‘外宁必有内忧。’就好像人生了疾病,经常能够看见,就会引起保健而给予治疗。我死以后,你必任宰相,也必定会与夷狄和亲。一旦疆场无事,恐怕君主就会逐渐产生奢侈之欲。要存忧患心!”王旦对此话,并不以为然。

后来,李沆每天又把天下发生的水旱盗贼,以及不孝恶逆之事,向皇上奏告,皇上看到后,脸色大变,很不高兴。王旦认为这些琐碎小事,不必让天子知道,使他烦恼。况且,丞相们每次在上奏不好的事情以后,都会引起天子的不满。

李沆说:“天子年少,应当让他知道天下的艰难,经常心怀忧惧。不然的话,血气方刚,不注意而留心声色狗马,或者大兴土木建筑,以及封禅祀祷等事,就会从此而生。我年纪大了,来不及看到这些,但这些都是那个时候执政们所忧虑的。”

李沆死后,宋真宗既已与契丹讲和,西夏归附以后,便封禅泰山,在汾水祷祠,大肆营建宫殿,召集儒者讲论散佚的经典,没有空闲的日子。王旦亲见执政者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并非节俭,实为奢靡。想要进谏,却已得到了天子的认可!打算辞职不干,但天子却优礼相待。

这时,他才体会到了李沆有先见之明,深有感触地说:“李文靖(李沆)真是一位圣人!”
    
是非的处理要公开化,共同商议决定!

唐宪宗李纯,嘉许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之职担任中书舍人的崔群,认为崔群为人正直,就命令翰林学士们,从现在起,向朝廷奏事,必须有崔群一同署名,然后才能上报。

崔群说:“翰林院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后世作为依据而沿用。一定要这样的话,如果以后万一有阿谀媚上的人,主持翰林院,就会援引陛下要求翰林奏事,必须由中书舍人连署的先例,这样就开了外廷官员参与翰林奏事之例,那样,翰林学士就再也无法直接向陛下进言了。”于是,这一诏令,没有执行。
    
明孝宗朱祐樘,在文华殿召见刘大夏,告诉他:“寡人遇到不好办的事情,常常想召卿进宫来商量一下,又觉得不是卿所在部门的事情,就又作罢了。今后,卿以为有哪些事情,该去做或者该停止,卿可以写成便函的揭帖形式,秘密呈送进来。”

刘大夏回奏说:“臣不敢这样办。”皇上问道:“这是为什么呀?”刘大夏说:“前朝李孜省,借特许密封奏请的机会,与宦官内外勾结,干预政事的例子,应引为鉴戒。”皇上说:“卿议论的是国家大事,岂能和李孜省营私舞弊的行径,相比呢?”

刘大夏说:“臣下以便函式的揭帖秘密呈进,朝廷以揭帖来秘密处理政事,这其实是和唐中宗不经外廷机构,而直接下达墨敕、斜封文书为标记,交中书省办的情况,相类似。陛下的行为,远处应当向古代圣明的帝王学习,近处应当向列祖列宗学习,是非的处理,要公开化,与众臣共同商议决定,朝廷外的事,交给各府各部去办;朝廷内的事,向主持政务的内阁大学士们,征求意见。如果采用揭帖之法,时间一长,就被认为是常规。万一有坏人盘踞了重要职位,也用这种方式秘密行事,其危害之大,就没法说了!这一办法,决不能成为后世效法之举,臣故不敢效命服从。”

后来,在很长时间里,孝宗都经常称赞刘大夏的意见很好。    

(均据明代冯梦龙《智囊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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