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行在生命中的意义

陆文


【正见网2016年08月28日】

善行在生命中的意义有多么重大,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文化一则故事体现出来。

出生于公元390年的高允,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著名文学家。高允少年丧父,十来岁时,为祖父奔丧还归本郡,家中财产都让给两个弟弟而自己身归沙门,取名法净,不久又还俗了。高允喜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求学。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爱好《春秋公羊传》。郡中召他为功曹。

神麚三年(430年),魏世祖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将军,镇守邺城,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当时他已四十多岁。杜超因为春天快到而诸州囚犯多不能判决,于是上表让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头前往各州,共同评决狱事。吕熙等人都因贪脏枉法获罪,唯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赏。之后高允回家教书,受其学业者有一千多人。神麚四年(431年),他与卢玄等人一起被征召,拜为中书博士。迁任侍郎,与太原张伟二人都以本官兼任卫大将军、安乐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拓跋范是太武帝的宠弟,西镇长安,高允辅佐他很得当,秦地人都称赞他。

太武帝曾召高允一起讨论政事,高允的言论很得太武帝赏识。帝问高允说:“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是第一位的?”当时,魏朝多禁封良田,京城中游民很多。高允因此说:“臣少时微贱,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请让臣说一说农事。古人说:一里方圆的范围可以开辟田地三顷七十亩,百里方圆则有田三万七千顷。如果农人勤耕,则每亩可增粮三斗,不勤则损失三斗。方圆百里增加减少的数量,合计有粮二百二十二万斛,何况天下如此之广呢?如若公私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何可忧虑的呢?”太武帝很欣赏他的说法。于是废除田禁,全部把土地交给百姓。

给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机巧,老想呈显自己的才能,劝文成帝建造宫殿。高允劝谏说:“我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后才开始兴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农闲之季,绝不兴工。现在建国已经很久了,宫室也已经完备了。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来接受万国的朝贺,西堂的温室也可以用来让圣上休息,紫楼台高可以用来观望远近。如果要再修更壮丽的宫室,也应当慢慢地准备,不可急于求成。估计砍材运土以及各种杂役就需两万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供饭,就合四万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会挨饿,一妇不织就有人会受冻。何况是数万之众无法从事耕织生产,他们所要耗费花销,实在太多了。往古时推论再来验证现在,必然有借鉴之效啊,希望皇上认真思考。”文成帝接纳了他的意见。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写《国记》涉嫌讥讽皇族被下狱,高允在中书省值班。拓跋晃让东宫侍郎吴延召来高允,让他留宿宫内。第二天,拓跋晃入廷奏启太武帝,命高允随行。到宫门前,拓跋晃对高允说:“进去见皇上,我随你去。假如皇上有什么话问你,你就依我告诉你的应答。”高允说:“这是为的什么事呢?”拓跋晃说:“进去你就知道了。”

见了太武帝,拓跋晃说:“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中,臣与他相处多年,高允小心谨慎,臣很了解他。高允虽然与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贱,只有听命于崔浩。臣请求宽恕他的性命。”太武帝召见高允,对他说:“《国记》都是崔浩所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以及《今记》,是臣与崔浩一同写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只是总裁修订而已。至于注疏,为臣所作多于崔浩。”

太武帝大怒说:“这比崔浩的罪行还严重,怎能留给生路!”拓跋晃说:“天威严重,高允是小臣,一时间迷乱失次。臣先前问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太武帝问:“真像东宫太子说的那样?”高允说:“为臣才薄,谬参著作,犯触天威,罪应灭族,今天已到临死了,决不敢虚妄。殿下因为臣为他讲书时间很长,哀怜为臣,为臣求命。如皇上不问臣子,臣便没有这番话。既问了,臣如实对答,不敢丝毫迷乱。”

太武帝对拓跋晃说:“正直,这也是人情所难,而你能临死不移,这就更难了!而且以实对君,真是忠贞的臣子。像你刚才这一番话,朕宁愿漏一有罪的人,也应该宽恕你。”高允竟得免罪。于是召崔浩到皇帝面前,让人诘问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应答。高允事事申明,有条有理。当时太武帝愤怒至极,命令高允拟诏书,自崔浩以下、僮仆吏卒以上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灭五族。高允表示怀疑而不拟诏,太武帝频频催办。高允请求再见一次皇上,然后再拟诏书。太武帝召见高允,高允说:“崔浩所犯,如还有别的罪,臣不清楚。如只是这一项罪行,还不至于被杀。”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绑了他。拓跋晃又拜请。太武帝说:“如果没有这人招惹我,就该有数千人死了。”崔浩最终还是被灭了五族,其余的人都被改判自身死罪而不夷灭五族。著作郎宗钦临受死刑时说:“高允仁恕心地,大概是圣人吧!”

拓跋晃后来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见好就收,学识又有什么益处?在那种时候,我从旁点拨你,你为什么不顺着点,让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高允说:“为臣本是东野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应朝廷选士之举,为官凤池,参撰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大凡史书,都是帝王实录,是将来的宝鉴,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举动,无不备载,所以人君应该谨慎从事。然而崔浩世受特殊恩遇,荣耀当时,他却辜负圣恩,自招毁灭。”“崔浩以蓬蒿之才,负朝廷栋梁之托,在朝廷无可称赞的节操,在私下里也无可称道,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没有什么违背。但为臣与崔浩其实是同参一事,死生荣辱,义无反顾。能有今天,实在是多亏殿下仁慈广大,违心苟免,不是为臣当初本意。”拓跋晃面容改观,称叹不已。

文成帝曾到高允家中,看到只有几间草屋,布被麻袍,厨房里只有一点盐菜。文成帝叹息说:“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赐给绵帛五百匹,粮食千斛,拜高允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文成帝不答应。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游雅等大多已经官至侯爵,高允的部下有官吏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为郎中二十七年没有升过官,当时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砍柴采果维生。但尚书窦瑾因事被杀,其子窦遵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进县衙后放出。其亲朋故旧没有人敢资助他。高允可怜焦氏年老,将其留在家予以保护,六年后,窦遵得到恩赦,才母子团圆。这就是高允的品行。高允的为人被当时人所推崇。文成帝非常敬重高允,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

魏朝法律开始时很严苛,朝臣大多被杖罚过。高允经历了五代皇帝,出入三个省衙,五十多年,始终没有遇到过谴责与棒笞chī的处罚。当初,真君年间因狱讼新案太多,开始让中书用经义来决断疑案。高允根据律法评判行刑,三十多年,内外都称赞高允的公正公平。

孝文帝曾在西郊处理事务,下诏让用皇帝所乘的马车接高允到西郊皇帝所在的板殿去观看风景,忽然马受惊狂奔,车翻人伤,伤及眼眉三处。孝文帝与冯太后派御医携药前往护理治疗,抚慰探望。负责驾车者将给予重罪,高允奏称自己并未受大伤,乞请免了驾车人之罪。以前曾命令中黄门苏兴寿负责搀扶高允,曾经在下雪时遇到猛犬而惊惧跌倒,扶他的人都十分害怕,高允安慰劝勉他们,不让上边闻知此事。苏兴寿称接待扶持高允共三年,没有发现高允有过忿怒的脸色,对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里常常拿着书,翻看吟咏,对亲友笃厚,对故旧思念,虚己待人,虽然地位高贵,但志向贫素淡泊,素来喜好音乐,每当有歌唱人来为他歌舞演唱,他常常和着节拍而称赞。又很相信佛家之学,经常安排斋饭请僧人讲诵佛法,平生喜欢善行恶杀。生性又十分疏简,从不妄加交游。

显祖平定青齐后,将其中有名望的大族之人迁移到代州。当时许多士人因流动迁移到这么远的地方,都饥寒交迫。迁来的人中,有许多是高允的妻族之人,都走到高允门前,高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拿出来用来周济他们,慰问周到,人们没有不感谢他的仁厚的。高允又对这些迁移来的人根据不同才能上书请皇上任用。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刚归顺的人容易产生异心,高允说取材任能,不应当以此来压抑委屈他们。

高允常对人言:“我任中书时有阴德曾救济恩治过百姓性命,如果阳报不差的话,我的寿命在百岁上。”公元487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岁。高允去世前十天左右,略有不舒适,但仍不愿卧床不起,呼请医生饮用汤药,出入行止,仍然吟咏不止。如此这样多日,夜间去世,家人都没察觉。去世后皇上下诏给绢一千匹,布二千匹,锦五十匹,杂彩百匹,谷一千斛用做送葬之费。魏朝自初建国至此,存亡蒙赐赏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满朝人都认为这是莫大之荣。下葬前,被追赠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爵位如故,谥号为文,赐给命服一袭。
高允的一生践行善行,验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善行在人的一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后人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同样是做官,反观今天中共的高官,为什么在今天中共当局高调反腐形势下纷纷落马呢?

当初那些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可曾想到天理的威严与可怕?他们想通过作恶到底来升官发财,到头来不仅是一场空,而且还要遭受更可怕的恶报。因为中共现任当局出于保党的需要隐瞒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导致这些高级帮凶们重罪轻判,不义之财抄没充公,家人累及入狱,这仅仅是报应的开始,更大的恶报还在后面呢!

在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些因为迫害法轮功现世现报的例子,在此选编几例:

河北省武安市北关街人郭从贵,原是北关街道办人员。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开始,北关街道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大队支部,非法关押一晚。第二天,郭从贵见到法轮功学员就故意出言咒骂大法师父、嘲讽法轮功学员,出尽丑行。当月,郭从贵就得了恶报,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北京治疗。六年后,咒骂佛法的恶报再次降临到他身上。那一天郭从贵到邻居家送还农具,出邻居家门时突然遭到邻居家藏獒扑咬。藏獒将他扑倒后竟然专咬他的嘴,将他的嘴撕烂,鲜血直流。2011年左右,恶报又一次来找郭从贵,郭从贵得癌症死亡,死亡时63岁。

1999年10月15日,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催阵堡乡派出所所长王志新,强行把原催阵堡乡小屯村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村委会,有去晚点的,他就在高音喇叭上破口大骂,骂的脏话非常难听。法轮功学员崔玉霞当场难受的晕过去了。村民们见他这样信口乱骂,就说:“这样的不得遭报吗?”“这样的不遭报谁遭报呢?”事过几天,报应真的找王志新来了。王志新坐出租车回家,撞到前边的大货车上。货车上装的钢筋,正穿在他脑门子中间,撞得可够惨的;再看嘴,都扯到耳朵丫子上去了。

原河南省哲学会理事、郑州市哲学会副会长、郑州大学哲学教授吕鸿儒,七十来岁。他利用自己的身份,狂妄无知地到处做报告攻击法轮大法,并在河南电视台上大肆诬蔑法轮大法,为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摇旗呐喊。2003年8月初,吕鸿儒携妻、女儿、女婿和十来岁的外孙女一行五人,开车回老家,祭奠其父去世周年。途中在一零七国道上撞在一大货车车尾,造成老俩口、小俩口当场死亡,小外孙女受伤的惨局。更惊人的是吕鸿儒的嘴撞没有了,单位为其举行告别仪式时,只好用块白布把嘴蒙住。

原新乡医学院教授、图书馆副馆长、计算机专家马立波,正值中年,有资历,仕途颇顺。可是此人却是非不分。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迎合形势,主动做了一个网站,配合中共恶毒诬蔑法轮大法,助纣为虐,毒害众生。2006年下半年,马立波在朋友宴会喝酒时,一根鱼刺卡在喉咙,引发哮喘持续发作,呼吸衰竭死亡,年仅44岁。

湖北省武汉市湖北大学原人事处处长付运生,积极参与对本校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致使该校法轮功学员被迫提前退休或被开除学籍、公职、不分配工作、停职等等。此外,付运生对所有被劳教或被洗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经济迫害,停发工资、奖金、不准晋级、提升工资。一天付运生吃饭时,竟被一根小小的鸡骨头卡住了喉咙,立马送医院抢救。一医生主张把骨头压下去,结果,不但压不下去还划破了食管。另一位医生主张把骨头夹上来,结果不但夹不上来,还使伤口更为恶化,感染几种病毒。付运生整整昏迷两周,饱受痛苦的煎熬后断了气。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明慧网,每天都可以看到因为迫害法轮功遭受恶报的故事。恶行害人害己。

善恶的对比可以使我们更清楚的感受到善行在人生命中的意义与影响。善行带给人生命的福报与寿延,恶行带给人一时的享乐与欲望的满足,但报应临头时害人害己,留给人无尽的痛苦,甚至万世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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