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序言

中国历史有三大变局。其一是启嗣禹位开启家天下，其二是秦灭六国完成大一统。其三是近一百年的历史。这些承接转折之处是读史者尤需留意的重点。

对于三个变局之思考，可以按顺序来慢慢梳理，亦可找到肯綮，如以无厚入有间，而我更倾向于后者，所以，从第二个变局入手破题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不只是因为以此为起点的两千年的历史比之上古与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更为接近，还因这一变局如同历史之枢纽，它结束了上古之世，开启了中古之局，并且它所开创的一切还将深远的影响到近古乃至现代。将这一问题说清，会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之脉络。

历史上凡大局之变迁，皆先之以文化启蒙，踵之以政局变动，成之以天命时运，归之以文明大化。以此为脉络来把握大局，会有助于在纷扰的乱世中看清历史的走向，或曰天意的选择。而不是陷于乱局之中说是非，囿于得失之中论成败，历史中小的经验固然是一种经验，但也只是人中的经验而已，且鱼龙混杂。读史不只是为了获取一些人中的小经验，更重要的是察天机，明天道，正人伦，才会在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后一次变局中，看清大势，也为自己确立一个正确的方向与位置。

而此一系列读史心得将按如下篇目来逐一讨论

1.    大一统①序言
2.    大一统②历史变局
3.    大一统③千秋基业
4.    大一统④六国梦碎
5.    大一统⑤汉承秦制
6.    大一统⑥文明归旨
7.    大一统⑦制度之变
8.    大一统⑧鉴古知今
9.    大一统⑨回归正统

大一统者，乃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谊。所以三皇御世，以道“一”天下，五帝之出，以德“一”天下，三王相延，以王道“一”天下，中华大地曾有万国之邦，无不一统于天下共主之号令。直至西周末年，王纲废驰，继入东周之世，礼崩乐坏。五百年间，诸侯并争，天下大乱。

这是秦以前之中国。

而在道德状况决定一切，包括政治的前提之下，历史发展到此时，已不可能再有一位皇，帝，王来在世间，以皇道，帝道，王道来“一”天下，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亟待确立，这就是一统于中央的郡县制政体，与王霸道兼用的治国思想被施诸天下。且历史上凡大局之变迁，皆先之以文化启蒙，踵之以政局变动，成之以天命时运，这一次变局亦不例外。

文化：一统共识为意识先导

自老子走后，诸子百家间的论道越发如火如荼。到了战国之世，稷下学宫内的百家争鸣，如春风夏阳般充满生机与活力，那是自上古以来的一次厚积薄发，并终于汇合为一个中心——大一统。有人向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有人呼吁王者“以道莅天下”，“执一无为”（《道德》），有人倡议“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有人勾勒出“天子出令于天下……书同名，车同轨”（《管子》）的宏大蓝图。还有如《春秋公羊传》之类，由“尊王攘夷”之义，发明其“大一统”的微言大义。“大一统”思想已然时代之共识，百家之旨归。

政局：结盟与战争为一统之趋动

而与此大一统思潮相呼应的，则是政治局势的纵横开合，波澜壮阔。诸侯间，争战、结盟、合纵、连横，其鹄的由春秋时的尊王攘夷，进而为战国时的华夏一统，最终，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胜出，是为战国七雄。在这一场将决定华夏民族未来的大决战中，有人将大一统的希望寄托于齐国，宣扬“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荀子．强国》），有人将大一统的希望寄托于楚，游说楚国为合纵之盟，有人将大一统的希望寄托于秦，献策秦王远交近攻……

而在此兵征天下之时，谁才是受命于天的王者？

天时：天命有归，历数在秦

就这一点的考证中，会发现关于秦国将要成就霸业，甚至改朝换代的预言多有流传。然而《史记．秦本纪》中的一条记录尤其重要，应该说是直接点出了秦始皇的出现。这就是秦献公十一年（西元前374年），周烈王太史儋对秦献公所说的“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周太史所预见的是他身前身后五百年的大变迁。虽然语焉不详，词意隐晦，但可试解之。西周末年，秦人击退犬戎，护送周平王东迁。周平王将岐周故地封给秦襄公以旌其勤王之功，秦人因以立国，想来此即“周故与秦国合”之谓也。然而东周之世，诸侯争霸，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秦国亦为其一，故而又曰“合而别”。又，东周历时五百年而亡于秦，九鼎入秦庭，正是“别五百岁复合”。之后约十七年，即周太史所说的“霸王出”的时候，22岁的秦王赢政正在雍城举行盛大冠礼，从这里开始，他将要亲理朝政，独断乾纲。——一百三十五年前太史儋的谶言至此明验！天道有常，历数有归，秦王御世，岂人力为！

秦始皇十一年（西元前236年），秦人的铁骑列阵于太行山的高地之上，以万弩齐发的气势俯视中原，并从此拉开席卷天下的大战阵。秦王振长策而御宇内，十五年间，追亡逐北，横扫群雄，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终于西元前221年，一统中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如日初升。

 

大一统必然同时具备两个特征，一是高度的文明，二是广袤的疆土。后者很好理解，不广不足以称大，至于前者，则是因为大一统说到底其终极目的是文明的一统，而非徒有一个空洞的框架。

所以到始皇26年（西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的时候，大一统事业只完成了一半。而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回顾，重点应在灭六国之后，秦帝国在文明一统的诸多方面所开创的千秋基业。

始皇26年（西元前221年）中原大地上最后一座敌对的壁垒被削平后，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于是浸着血气的兵刃被投入熔炉，为钟为鐻，为十二铜人。钟鐻者，礼乐之器，十二铜人，手持琴、筑、笙、竽，栩栩如生，无不兆示着天下息兵，文明大化的盛世憧憬。

然而，虽然大一统早在战国末季已成天下共识，但对于如何一统，在时人头脑中仍属未知（这一点将在《大一统④六国梦碎》中述及）。而秦始皇却看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继上古以来，华夏大地上，第一次不再用分封的方式将广袤的疆土切割的四分五裂，而是普天之下划为三十六郡，皆一统于中央 。天子出令，天下得闻。可以说秦世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不可不谓超脱时代之一壮举。秦始皇这一远见之深刻，不仅为前古之未有，即使在后世，也还是历经数十年后才被人们真正认识到从而确立下来。此外，为了确保了一个一统的中央政府的有效运作，秦始皇又设立了一套相应的官制 ，即三公九卿。这一官制亦对后世影响深远。

制度者，仅为一统之保障，而文化的一统始谓一统之实质。秦朝的疆域内，“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此三者是对文明一统的一种概括的形容，细说起来，又有器械一量 ，学术一统等诸多方面。而特以文字统一意义最为重大，直接关涉到中华民族之灿烂文明可以文字为承载得以传承及远播。而所谓“行同伦”则直接与学术一统有关。而尤当注意者，乃在秦人学术非是专尚法家，更非废绝儒家或百家，而是萃取众家之所长 ，可谓对战国学术在百家争鸣后的一次大总结，而其粹取之标准，则以时代之需要而定，以当时而言，即是以大一统进程需要而定。（这一部内容亦将于《秦时明月》系列专篇详述）

秦始皇一统六合的时代，是一个封建制延续了数千年的时代。封建制于人之影响根深蒂固。要改变这一影响，不唯无形之制度、思想、文化、学术诸多方面之改变，还需有形外部环境之营造。所以此时三代尚俭之风已不足以烘托出一个一统的中央，而以咸阳为中心的帝都之建设则破土兴工 。于是六国的宫室虽已残破，却被重新写放于咸阳北阪之上，而渭北渭南的咸阳宫、阿房宫之制，更是法天象地，壮丽宏极，有王气上冲于天。至于离宫别馆更有关内三百，关外四百，堑山堙谷东止于海，此何等之气魄，以至后世，再无一个朝代可以超越。

在咸阳大兴土木的同时，始皇二十七年（西元前220年）又以咸阳为中心，作驰道交通四方，辐射全国。于是广袤的中原大地上，秦人驰道四通八达，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驰道两旁树以青松，道广五十步，宽阔平坦。在每一条驰道上，始皇帝出巡的车驾风驰而过，旌旆蔽空，甲乘如云。而驰道所过，莫非秦土，秦土之上，莫非黔首。他们书写统一的文字，恪守统一的法典，遵循统一的礼教，在驰道的沿途或终点，有巨大的刻石以颂秦德，以明教化。

在大一统文明运化之同时，秦人兵锋所向披靡，北拒匈奴之扰，南取百越之地，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拓土开疆至少五倍于西周之世，奠定了后世中国的版图基础 。而在北方起伏的地脉上，秦人的长城延绵万余里，是为中原世代之藩篱。

华夏民族自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这一切的缔造者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采三皇五帝之号，称为“始皇帝”，他不仅是秦朝的第一位皇帝，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而此后历代帝王也都将承袭他所定下的皇帝之号，千秋万代的功业都将延续他所开辟的大一统之局。

（待续）

西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于东巡途中，赵高弄权，扶立胡亥，是为秦二世。二世无道，断送大秦基业，四方豪杰并起，兵征天下。各路反秦领袖中，无人再有秦始皇帝大一统之器识与魄力，头脑中无非六国旧梦，思古幽怀。然而，历史進程所至必将不以人情为转移，而其念念不忘的六国旧梦也必然为现实所击碎。

六国梦碎 重归一统

六国梦碎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是反秦战争阶段。彼时各路反秦领袖，或为六国后裔如楚王孙熊心，或为六国宗室如魏公子豹，或为六国望族如项梁项羽，或为一介平民但却打起六国宗室望族之旗号，如陈胜吴广，其思路大抵不外乎凭借六国宗室之威望，恢复先秦战国之格局。

然而当各路势力以复国为目标苦战三年终于结束秦朝统治后，六国并未得以重建。项羽大封十八诸侯，将先秦的版图重新划分，且所封多为有功之将，而非六国原宗室 。残存的六国宗室也为项羽所杀，如义帝（楚怀王孙熊心），韩王成。而恢复先秦战国旧局的第一轮努力就此失败。

第二阶段则在项羽称霸后到楚汉战争爆发前。如上所述，项羽并无意复立六国旧宗室，但其政治格局仍不脱战国模式，于是自封西楚霸王，又大封十八诸侯。完全照搬了战国时的分封制，以期以一王之霸宰制诸侯。

然而，历史再次证明此种战国模式只是不切实际的怀古情绪而已，一旦施之天下，转眼间兵锋又起，群雄逐鹿。而恢复先秦旧制的第二轮努力也就瓦解于楚汉战争的烽烟中。

第三阶段则在汉初。先是刘邦取天下，以土地大封功臣，是为异姓王。继而刘邦又诛杀异姓王，大封同姓王。最后吕雉如法炮制，除刘姓王，改立诸吕。

这一阶段之中国，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但从刘邦及吕后在诸王立废之间的表现，可见其头脑中的政体架构仍然深受先秦旧制之影响，故而跳不出以同姓同宗掌控封国共同拱卫中央的思路，更不知需从制度入手，以达从根本上摆正封国与中朝之关系方为长策。而此一轮分封努力之失败则验于景帝一朝的七国之乱。

经此三个阶段之努力，六国旧梦已然泡影，只有回到秦始皇帝所开创的轨道上，才是符合历史大势的与时共進。而能够拨乱反正引领中国重回正轨的又一位大一统之君正是汉武帝。

推恩削藩 强化中朝

武帝之前，文帝景帝皆有削藩之举。文帝分大国为小国，但彼时封国仍保持高度之自治，遂未能从根本上削弱封国势力使其不足与中央分庭抗礼。景帝削藩以诸侯有罪者，削其地，收其枝郡，最终激起七国之乱。之后，虽然平息叛乱，并从此减少封国官职之设 ，却仍不能消除封国各自蓄势，日久为乱之隐患。

汉初以来一直困扰中朝的封国问题 ，直至武帝时终得根本之解决。元朔二年（西元前127年），汉武帝颁行推恩令 ，令诸侯自分其地与其子弟，于是封国由大化小，而与文景所不同者在于，武帝削藩，非是分大国立小国，分一敌而树众敌，而是分国为侯，且侯国归汉郡管辖，不再隶属于向者之封国。从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削藩。此外，汉武帝又完善配套官制，作左官律、设附益法，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得豫闻政事 。此一系列措施進一步加强对封国之约束，使其仅作为一种类似福利之存在，从而使其对中央之威胁自得解除。

中央集权是实现大一统之根本保障。中央集权之实现又以郡县制政体制度为其保障，而对于上古以来的分封制，秦始皇曾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如此远见，在秦始皇身后，汉武帝是第一位对此有深刻洞识与共识之君主，于是始皇未竟之事业，于武帝之世得以完成，可不谓承前启后，遥相呼应哉？！

（待续）

 

郡县制与分封制之应用在汉武帝时确立了平衡点，为大一统之实现提供了基本的政体制度之保障。此一部分内容在《大一统（四）六国梦碎》已经述及，而本篇所探讨的则是大一统框架下，除政体制度以外的其它方面之情况。始皇御世，百度草创，无论学术、官制、经济、教化、建设等皆气象一新。然而，在经历反秦战争与楚汉战争之后，诸般事业多遭破坏，直至汉朝建立，才重新被接续——这一点，即史家所谓汉承秦制。

1. 不改水德，不改正朔

在古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新朝将立是“仰膺历数”，天子御世叫“奉天承运”，“天命”是古时一朝一君合法性之所在。所以推五德，改正朔 ，正服色，是改朝换代的首要之举。而汉朝初立，张苍为计相，不改秦之水德，不改秦之正朔，不改秦之服色 。水德、正朔皆不为改，则汉初制度从根本上在沿袭秦制可以知矣。

2. 礼乐之制，秦汉相承

言礼者，内涵大矣，而其最表浅之涵义通常是指礼仪礼法。就汉代朝仪而言，亦是相当程度的承袭秦制 。汉初未有朝仪，宿将功臣每饮酒争功，以至“拔剑击柱”，全无体统。儒生叔孙通本为秦廷博士，他采用古礼与秦仪，择其简而易行者，制定了汉代朝仪。虽然其后于文、景朝，乃至东汉章帝朝，屡有儒者以叔孙通所定朝仪不合上古之制而指斥颇多，但终未更改，于是叔孙通所采秦仪遂传为汉家定制 。

至于乐制，汉初不改秦之正朔，遂以十月为岁首，“吹律调乐，入之音声” 。直至汉武御世，改正朔制礼乐之前，秦代声律一直应用于汉朝。

3. 秦汉学术 博采众家

古之天子治理天下，教化子民，皆有其思想依据，此即主流学术之所由。而大一统时代之学术亦必有其大一统之气魄，乃能博采众家，总其所长。如《大一统 （三）千秋基业》中所述，秦始皇时代之学术，并非专尚法家，而是应时之需，萃取诸家。同样，此种学术风貌亦呈现于汉武一朝。有史家强调武帝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对任何一种表述的理解当从实质入手。

武帝时之儒家，已非先秦儒家之学，而是与道家，阴阳家，法家等诸家思想相调合后，又以儒家名号，行之天下。此外，儒生所习六艺，乃是上古官学之正统，三代王道之遗风 。可以说，此时儒家学术是对上古学术之总结，兼取战国诸家之所长 ，这才是汉武帝表彰六经的学术取向之所在，而非为独崇某家之一术而已。更何况，武帝对于此时百家之态度，亦未因“抑黜百家”而“绝其道”，而是主次分明，兼收并蓄，此一点从武帝用人上显而易见。如董仲舒既通阴阳善言灾异，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田蚡学《盘盂》 书，《盘盂》者，兼儒墨名法，可谓汉之杂家……各类人才，汉武帝皆能用其所长。

4. 秦律汉法  一脉相承

律令方面，汉初与民休息，诸政从简，遂给人以政简刑宽之印象。想来《史记》所载，刘邦入关与父老约法三章，盖所谓「刑宽」之依据。然而，三章之法只是战时应急之策，权宜之法 。一旦汉朝建立，萧何遂依据秦律，制定汉朝九章律。其后虽不断增补新律多达六十篇 ，但后世一向将秦律汉法视为一脉相承而每每相提并论，如《晋书•刑法志》称本朝「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 乃知晋人将秦汉律并论，且秦汉律法于历史上影响深远，直止魏晋之世，所行律法仍为秦汉之余绪。

除上所述的几个大的方面外，诸多具体制度上也都可体现汉承秦制。如汉代上计制度，度量衡权等，皆为秦制之沿用。所谓上计制度 ，即是地方每年向中央呈递的政绩报告，内容包括财政教育、刑事、民事、灾荒等。汉初计相张苍，为秦时柱下史，沿用秦时上计之法。此外，因正朔不改，入于声律，声律不改，故而度量衡权皆不为改 ，此又属经济范畴汉承秦制之一表现。

此外，关于武帝一朝之政举，若以秦汉通史为背景去看，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且以武功拓疆土，以文德服远人，皆系秦始皇帝大一统宏略之延续。若以汉朝历史为背景去看，则武帝御世，不仅接续始皇未竟之事业，更加乘时开拓，一新气象。于是推土德，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重定宗庙百官之仪，垂为汉世常典 ，从此意义上说，汉朝开国六十余年，直至武帝御世，大汉始得为大汉矣。

在开篇前，先做一小结回顾。此前几章论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变局中的大一统进程。然而，正如《大一统．序》中所提到“中国历史有三大变局。其一是启嗣禹位开启家天下，其二是秦灭六国完成大一统。其三是近一百年的历史。”而本系列所探讨的并非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而是从此次历史变局为切入，引出大一统的视角，再从此视角去反观第一变局及第三变局，做出一些有助于看清当前大势的思考。

今人提及秦代大一统在文明方面的表现，常常引用一句古语，所谓“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然而，这句话并非始见于秦，而其有文字留传至今可查的，最早系出《中庸》。这句话在《中庸》中是用以形容周世。也就是说，周世尚未有大一统政治制度，然而却已有了当时道德状态，社会环境下的文明“大一统”。于是我们庶几可以认为，“大一统”这一理念所涵盖的历史跨度，远远超出历史第二变局所涵盖的历史跨度。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大一统”理念就必然有着比我们通常所理解到的更为深远之内涵意义。

“大一统”理念之实质

本章所要做的则是对“大一统”理念本身的进一步思考。而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则是何为“大一统”，也就是“大一统”理念之实质或曰目的。

“大一统”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所谓“一”，按《说文解字义证》意为“惟初太始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所谓“统”，按《春秋公羊传注疏》“统者，始也”。乃知“大一统”是以“一”为统，统于天道。而天道，或曰道德，非是一个虚无的概念，正如上述引文中所提到“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道在人类社会中有其实实在在之表现，这就是文明。古之圣王治世无不法天象地，此一过程中，文明在其所处时代的道德状态下，不断传播、传承、融合、粹取，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可称之为文明的运化。

“大一统”的实质是一统于道，即以道德教化天下，而道的表现正是文明，这也就是古时王者授命，都要修文德，广教化的原因。

所以，一统于天道，是“大一统”之实质，亦是“大一统”之目的和最终之结果。

“大一统”文明意义在不同时代之表现

既然“大一统”实质是一个关乎文明之概念，那么，他就并非仅限于有形之政体形式，更非是武力开拓（当下相当一部分人将“大一统”作为战争征服的代名词在使用，此尤悖谬之甚）。

如果说在历史第二变局中，秦始皇在向大一统的文明运化的目标迈进的同时，还应时代之需，确立了一个前古未有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制度。那么也就是说，在秦始皇以前的时代，在中央集权的政体制度出现之前，以“文明一统”为鹄的“大一统”理念久来尚矣，且一直在当时的道德状况下，有其不同时代之文明表现：

三皇之世，“以道化民” ，普天之下无不如此，以“大一统”理念去理解，三皇之世的“一”就是道，“大一统”即是“统于道”。

五帝之世 ，“以德教民”。普天之下无不如此，以“大一统”理念去理解，五帝之世的“一”就是德，“大一统”即是“统于德”。

三王之世，道德状况又有变化。三王以王道治天下，普天之下无不如此，以“大一统”理念去理解，三王之世的“一”就是王道，“大一统”即是“统于王道”。王道表现为合仁义，用公正，“以功劝民” 等等。

回顾历史，无论哪一时代，哪一个道德状态，以文明划一为表现的道德教化就是那一时代文明的“大一统”。

（待续）

 

人类是以道德属性为其根本属性的。直接与道德相关概念，如哲学，思想，精神，人格之类通常会被摆放在一个根本的，或者说优先的位置。譬如，哲学会被视为各类学科艺术的终极形态，又如，“我思故我在”，就是将思想的存在做为生命存在的实质。再如，没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即使活着，也会被视为行尸走肉。

以文明为主线看历史

所以说起这些，是因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去看历史。对于历史，读史者通常会有几个关注点：文明，制度，生产力，战争。严格来讲，制度、生产力都可划入文明领域。但此处所以分别提出，则是因为这些要点常常被读史者单独提出讨论。

然而以不同的要点为主线去读史时，会读出全然不同的历史，并对今天我们认识现实，解决问题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一点将在最后一章《大一统⑨回归正统》再作展开探讨）。

回到开篇所述之观点，人类以道德为根本属性，且直接与道德相关的事物一向被摆在根本或至高地位。应用于历史，由于道德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表现为文明运化（此一观点在《大一统⑥文明一统》已详细述及），故而，诸多读史切入点中，文明则是一个根本的角度。以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历史，会看到制度是文明之产物，亦是文明运化之保障，而战争则是在文明运化的环境被破坏时，借以恢复秩序的一种暂时非常之手段。

“大一统”的文明运化下，不同时代需要不同之制度

如上一章《大一统⑥文明一统》所述：“‘大一统’的实质是一统于道，即以道德教化天下，而道的表现正是文明，这也就是古时王者授命，都要修文德，广教化的原因”。所以，从此角度去看历史的变局，会看到制度之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那就是不同时代，不同的道德状态下，需要不同的制度去保障文明之运化。

①    三皇之世

如前章所述，三皇之世“以道化民”，彼时代之“大一统”即是“统于道”。而与此道德状况相应的文明状况则是“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质朴无欲“与天地通灵”。且与此道德状况、文明状况相应的制度状况则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无需制度之作。

②    五帝之世

如前章所述五帝之世“以德教民”。彼时代之“大一统”即是“统于德”。而与此道德状况相应的文明状况则是“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五帝之世被孔子形容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盖夫子所说大道，非三皇之道，实则是对五帝之德的另一种描述。

然而，此时道德状况已逊于三皇之世，所以，三皇时可以无为而治，到了五帝之世则行之不通，于是五帝之首黄帝“始作制度”，制度成为维护文明运化之需要。

然而说到制度，制度有大有小，有繁有简，本文所关注之制度，则是从文明史角度为考量，对文明史进程影响尤著者有二：其一为天子传位之制度，即禅让制与世袭制；其二，姑且称之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结构制度，即封建制与郡县制。五帝时，天子传位因其道德之高势而行禅让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结构制度，则为分封制（亦称封建制）。

③    三王之世

如前章所述，三王之世以王道治天下，彼时代之“大一统”即是“统于王道”。王道表现为合仁义，用公正，“以功劝民”等等。

然而所谓“王道”之道又逊于五帝之道，孔子谓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说的正是五帝时的“天下为公”已转为“天下为家”，宗法观念形成并确立。

而与此道德状况文明状况相应之制度状况亦须随之变化，此一历史阶段中，制度最显著之变化则是天子传位自此非由禅让，而由嗣立，是所谓家天下者。此即《大一统①序》所提及的中国历史三大变局之首：启嗣禹位开启家天下。

历史变局之实质

所以，到此为止，我们看到，人类历史说到底是一部文明史，文明是道德之表现，不同时代道德状态下，有不同的文明表现，不同的文明表现需要不同的制度为之保障，所谓历史之变局，其实质即是如此。

此外，我们亦可做制度史，战争史，经济史，文学史，科技史等诸多研究，但这些都应作为文明史项下之细目，换言之，要在文明史史观下，以文明为主线去做各种细划研究，才是不离根本。（注：此处所说之文明是以道德表现为含义的，非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含义的）

鉴古是为知今，求真可以去伪，本系列所以选择以“大一统”这一古老理念做为主题，则是由于这一理念，在诸多文明史理念中，与当今现实之关系尤为密切。而当今现实之开端，则可上溯至如《大一统．序言》中所提及的历史第三变局：近一百年之历史。那么近一百年历史，一言总之则是马列幽灵西来，中共篡政中土。

中共对传统文化之破坏

中共篡政以来，全面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扭曲历史真相，其手法大抵有二。

其一，将五千年文化中糟粕部分拿来，加以放大，以偏概全，引导国人以假恶斗之党文化去所谓认识、曲解历史。

其二，将五千年文化中正的部分拿来，抽离内涵，徒具画皮，为其粉饰恶政。影视界有以秦始皇为主题的大片推出，学术界有以孔子学院为招牌的党文化外宣机构，教育界推出所谓百部国学经典，宗教界所设三自爱国会之类所谓对宗教之扶持无不如此。

此二者间，尤以后者破坏力最大。

中共盗用“大一统”理念

在谈及“大一统”理念于当今现实之关系之前，先须厘清的却是今人对“大一统”理念之误解。

此前篇章中提到“大一统”是一个关乎文明之概念，并非仅限于有形之政治制度，更非是单纯的武力开拓。而这两点正是今天我们对“大一统”的主要误解，特以后者尤为悖谬，甚而至于将“大一统”作为战争征服的代名词在使用。

然而“大一统”所以会被如此曲解误解，则完全系中共宣传之结果。

以当前而言，中共早已完成在中国本土的文明摧毁，而中共邪灵以世界范围为目标的党文化输出及人类文明摧毁，早在其步入全球化，即所谓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悄然同步进行。

而这一步目标之实施，在文化上之先导与配合则是宣扬爱国主义，鼓动民族情绪，宣扬大国崛起，并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来只言片语，断章取意，偷天换日，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大一统”理念即是其一。

于是经中共之洗脑，遂有所谓爱国者，搬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盛世，与今日中共灭绝式民族政策及渗透式对外扩张相提并论；将文明大化的“一统”实质，曲解为中共的统一思想，消灭异见；高呼“犯我强汉虽远必诛”之类口号自HIGH，以为病夫雪耻，扬眉吐气；又如中共办奥运、世博之类本为措大炫富，烧钱害民之事，亦被爱国者歌颂为“吾国威武”“万国来朝”，种种悖谬，举不胜举。

中共“伪一统”之实质

如何识破中共之“伪一统”，还需从“大一统”古老理念的实质着手。如《大一统⑥文明一统》所述“‘大一统’的实质是一统于道，即以道德教化天下，而道的表现正是文明……”。所以，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盛世，与今日中共所谓大国崛起之本质区别就在于此，前者以道德教化天下，后者以党文化毒害天下，换言之，今日中共之所谓一统，实为全民绑架。

然而，中共以无神论肢解文明，以假恶斗毒化人心，以伪科学摧毁道德，以共产暴力劫持政治，以泡沫经济裹胁世界，种种所为，又说明这种全民绑架非同一般意义上偏统对正统之僭越与篡逆，而全然为一反正统，反人类势力应劫而出，祸乱天下。

一言总之，脱离文明内涵、道德实质的中共“伪一统”，其一统政体成为暴政专制，其一统实质则为反道逆天。

故然，此系列仅以“大一统”为例，阐述中共如何盗用这一概念为其所用，由此明晰中国与中共本质分界。而此文未及述及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之盗用，实则无处不在，今日尤甚。然而，只要把握住以道德、文明这一根本加以分辨，则中共之画皮术可原形立现。

通过此前数章，我们探讨了“大一统”的文明实质，以及文明运化这一动因如何演成历史之变局。也探讨了中共“伪一统”之实质，于政治层面表现为暴政专制，于文化层面表现为逆天叛道。

如何理解“天灭中共”

明晰古中国“大一统”与中共国“伪一统”之本质区别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从文明史角度，或者说，从文明运化的角度去看中共暴政专制之走向。

此一问题在《大一统⑦制度之变》中已作先期探讨。即：文明运化是制度之变的驱动，制度应文明运化之需而变迁，且此种变迁将不以人情意志为转移。故而可知，做为以断绝文明为目的的最不适合于文明运化的中共暴政专制，必将不以人情意志为转移而被历史淘汰，亦即“天灭中共”。

此外，如果说，中共对中华之祸乱，非只是有形的暴政表现，而根本上在于文明之断绝，那么今天我们说到“天灭中共”，就不只是说中共暴政统治之结束，更将进一步包涵中共党文化之清除在内，才是从根本上的完成对中共的彻底淘汰。

回归正统 走向未来

那么如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大势之下，走出困境迈向未来呢。此故然是无比现实之问题，而正如此前所探讨的，鉴古可以知今，读史可帮助我们找到现实之出路。

具体而言，以《大一统⑦制度之变》中曾列出若干较为常见的读史者的关注点为例，当我们在文明、制度、战争、生产力这些角度中做切换时，会读出不同的历史，并发挥而成对现今问题的不同认识。

譬如，以制度为主线读史，看到的结果是文明为制度之产物，此种史观可能导致人们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单纯从制度着手。又如以生产力为主线去读史，文明则成为生产力之结果，战争成为生产力发展及欲望驱使之必然，于是这样的历史就成了一部以生产力为驱动的进化论历史。而这种史观正被中共捧为官学写在大陆的课本上。

然而，正如《大一统⑥文明一统》一章已经论述过的观点，以文明为主线，是一个相对根本之角度。以文明主线，则生产力是文明之产物，制度亦是文明之产物，同时是文明运化之保障，战争则是为了确保文明运化而在非常时期采用的非常手段。此种对历史的认识同样适应于当今，我们由是而知现实问题之解决，亦要以文明为主线，从道德层面上去解决，方为一种根本之解决。

简言之，就是要复兴传统文化，重建传统道德，而此一过程同时亦是党文化遁形灭迹的过程。

回归正统是每个人的历史担当

所可万幸的是，在中共以经济渗透，文化输出为凭借向世界范围扩张其势的同时，世界正义力量有识之士亦在掀起与推动去共产党化思潮与大势，在学术，制度，外交，经济等诸多方面皆可看到去共产党化之努力。在此历史背景下，风靡世界的神韵艺术团横空出世，从复兴文明，重建道德这一根本层面出发，在引领人类文明进步之同时，亦在客观上对中共党文化予以最彻底之清除。神韵以复兴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为宗旨，然而神韵之成就者，不仅是当今人类艺术之引领，亦为人类各个领域回归正统，去共产党化确立了典范。

回到本系列主题“大一统”，如何使中国再续传统，回归正统，文明一统，是每一位尚以炎黄子孙华夏之胄而自尊的中国人之历史责任与担当。且此种责任不惟“匹夫有责”，且是“责无旁贷”。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每个人做到多少，尽力多少，当中共灰飞烟灭之时，那将是决定每个人未来走向的道德凭据。并且所谓回归之努力，非是外向的，而是始自于内心，而后作用于外界的。所以，这一过程中，我们必将看到道德、文明、传统在每个人心中如凤凰涅磐般浴火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