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集校注》中第64篇“论地震”如是说：“臣近闻登州地震山摧，今又镇阳，雄州五月朔日地震，北京，贝州诸处蝗蝻虫生，皆天意先事示变，必不虚发也。谨按《汉书·五行志》曰：‘地之戒莫重于震动’谓地者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其异孰甚焉。又夷狄者，中国之阴也，今震于阴长之月，臣恐四夷有谋中国者。且雄州控扼北鄙，登州密迩东夷，今继以地震山摧，不可不深思而预备之也……况灾变之作，未有无其应者，惟陛下特留圣意。”

包拯的这篇《论地震》中至少包含了三个信息：一是地震，蝗虫自然灾害是某种“天意先事示变”，二是各种灾害相应的人事变化“未有无其应者”“必不虚发也”，三是人间君主应“深思而预备”或能免除灾害应验的更大人祸。

需要指出的是包拯的这篇《论地震》是收录在他给皇帝的奏议集《包拯奏议》当中，那么既然是给皇帝看的奏议，其严肃性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古代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老百姓都是把这种“灾异遣告说”视为如四时变化，昼夜更替一般信实的规律的，绝不是现代那些被无神论洗脑了的人们眼中的“迷信”。对这一说法历代史书都有专门的篇章——《五行志》来认真记录下来，足见古人对此学说的肯定性。最早官方将其作为信史记载收录的时期是汉朝，董仲舒在将儒学复兴同时也将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学中的“天人感应”“灾异遣告”说发扬并承继下来。

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康灾异之变。”他认为天人相类相通，天的赏罚是依据人类行为好坏而施。他指出天分别用符瑞和灾异对统治者显示赞赏和谴责，用以指导人世间的活动。其中他又特别强调灾异的警惧作用，认为自然界的灾害变异，是为政者的错误所导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遗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见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必仁且智》) “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汉书•董仲舒传》)极力强调统治者须承天意而施政，否则就要受到天的谴告和惩罚。

董仲舒还认为各种不同的天灾还对应不同的事，不同的天灾反映了不同的政治之失，也就需采取不同的补救措施，比如——

日食：阴侵阳，人君骄溢未明，为阴所侵。帝王自责不能治育群生，吏不称职，所谓“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日为之蚀”。其措施为君怀谦虚，下贤受谏，位有德，褒有志。

地震：地为大臣之位，当载安万民，怀藏物类。地震昭示臣有贰心，政权不稳。帝王自责不能附远安民。其措施为举贤良方正，罢扰民之事。

火灾：人君贪财，赋敛民取民货。帝王自责不治，过失甚大，而群臣又未肯极言过失。其措施为举廉直之士，大赦天下。

久旱：人君不能泽惠下民，则蝗虫害谷。帝王自责不德不明。其措施为宥谪罚，行宽大，惠兆民，劳功吏，赐鳏寡，廪不足。

日无光：国有谗佞，朝有残臣，混乱朝纲，祸害黎民。其措施为远佞谄，近忠直，修经典，习圣人之道，举贤良方正。

他指出灾异之变在形式上表现为天意对统治者的谴告，统治者如能对灾异谴告作出积极反应，改善治政，就会感应上天，变灾异为祯祥，否则必将亡国失政，基于这种体认，汉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每每借灾异而要求帝王下“罪己诏”。这种传统一直流传到清朝，也就有了前文提到的包拯上奏论地震的史话。事实上这也是古代统治者敬畏天道，为政求德的传统，可不像如今共产党宣传下的封建君主有多么独裁专制。

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自有它的道理，如今中共“无法无天”的统治导致这些年天灾不断，仅是今年就有暴雪、地震、暴雨、沙尘暴的频发，再结合如今大陆的社会的状况——社会诚信缺失，官僚贪污腐败，九年来迫害法轮功修炼团体……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警惕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