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长安城设计中寺庙及道观的位置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把对神佛道的信仰甚至摆在了人间帝王之上。

唐朝长安城的历史其实是从隋朝开始的，当隋文帝统一天下、建立隋朝后，仍定都于汉长安，选址于旧长安城的东南方，一片叫龙首原的地方。西元618年，唐取代隋统治天下，把隋朝都城改名为长安。

龙首原是一片地形类似龙头形状的平原。根据堪舆风水的说法，这里有条龙脉，从秦岭向北延至渭河，龙首原即是龙头所在，是聚天地精华之地，四周的山川地势围绕着龙首原，其方向位置恰好形成一个八卦。这片平原肥沃开阔，旧有汉朝的未央宫坐落于龙首原的北侧，隋的新都则选在地势略高、腹地更广的南侧。

介于龙首原与南边的山区之间有六道东南、西北向的平行坡地，高度依序向南递增，其线条恰好形成周易乾卦的卦象。乾卦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一卦，象征天；六爻皆为阳，以龙为喻，正好符合天子之都的意象，是故长安的布局便顺应六爻的爻辤设计，根据各爻的爻辤规划最适合该地的使用方式，效法天地不息之运转，以期王朝国势亦能长治久安。

在乾卦的六爻中，以第五爻“九五” “飞龙在天，利大人”最为尊贵，古来称皇帝为“九五之尊”，其来源即出于此。但在长安城的规划中，第五道坡地上建造的却非天子所在的宫殿，而是佛教的寺庙及道教的道观。古人通过这种无声的建筑语言表达人对天对神的崇敬，皇帝虽然贵为天子、拥有天下，却也不敢妄自称大，并不认为君德足以配据一片有飞龙在天之势的土地为己用。风水宝地只有用来建造供奉神佛的寺庙塔楼才能。一东一西，九五高地上巍然耸立着长安城中最大的寺庙及道观，与其它遍布城内众多的寺院塔楼共同塑造出长安城壮丽的轮廓线。

每逢假日，长安居民不分贵贱，都喜欢携家带眷郊游踏青，或到九五高原（当时叫“乐游原”）上去礼佛扫塔并登高远眺。晚唐诗人李商隐著名的五言诗《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写的就是这片视为最尊贵的九五高地。

从宗教建筑的色彩与规格看其等级

唐长安城中，佛寺道观大都创建于隋，据传记所载，创建于唐代的，反而不如隋朝多。在隋朝每一格土地称为一“里”、在唐朝则称为“坊”，除去作为皇宫、市场等用地的部分外，长安城住宅区共有108个里坊，在长安全盛时期有佛寺91座、道观16座，几乎在每个坊里至少都有一所佛寺或道观，以供各界朝拜。可见当时宗教信仰深入民间，百姓礼佛之风兴盛。

唐代建筑的等级分明，当时没有专门管建筑的部门，建筑归“礼部”管，也就是说，建筑体现出的等级是最重要的。从颜色上看，黄色是皇室特用的色彩，皇宫寺院用黄、红色调，红、青、蓝等为王府官宦使用的颜色，而民舍则只能用黑、灰、白等色。唐代私宅制度也有规制，据《新唐书·车服志》中记载：“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常参宫施悬鱼，对凤，瓦兽，通栿，乳梁。”

横向平行的两个相邻柱子之间的空间是一“间”，一“架”是纵向平行的两个相邻柱子之间的空间，间以奇数为单位，架以奇数或偶数为单位。概括地说，民宅小，而且颜色是黑、灰、白系列，王公贵族房屋开阔，可以用有颜色的色调。而从唐长安城中有的寺庙是从皇亲贵族的本宅改建而成的这一史实来看，寺庙建筑的形制是和贵族私宅的形制是一样的。比如小雁塔所在的寺院大献福寺就是唐中宗李显的在藩旧宅改建的。五台山的佛光寺正殿即东大殿，建于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 857年，大殿平面广七间，从形制上看，比三品堂的五间还要高一级。

通过这个私宅制度的规制，就可以勾画出一幅唐代城市中建筑物的群像：一个“坊”里，色彩鲜艳，规模宏大，房屋宽阔的王府官宅和寺院道观，在黑、灰、白为基本色调的民舍的背景中，犹如鹤立鸡群般的醒目。

在结合上面“从宗教建筑的地理位置看其等级”中所述，供奉神佛的寺庙塔楼比皇帝的宫殿还要尊贵，这样唐朝人精神层面的表象也更加清晰：身为天之子的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也要遵从上天的旨意按一定的等级次序统治天下；从王公贵族到庶民百姓也要按照皇帝顺天意定下的规矩生息。

建筑特点

从现存的，建于晚唐时期的佛教寺院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来看，唐代建筑屋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斗拱比例较大，柱子较粗壮，多用板门和直棂窗。反映出唐代建筑风格特点：舒展朴实，庄重大方，气魄宏伟，色调简洁明快。这是在宋、元、明、清建 筑上不易找到的特色。

而且唐代建筑艺术加工和结构是统一的。包括斗拱、柱子、房梁等在内的建筑构件都体现了外形与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外，唐代的砖石建筑也得到了進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佛塔采用砖石建造。包括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和大理千寻塔在内的中国现存唐塔均为砖石塔。

壁画

唐代佛寺道观，能展示功德，起到教化人的作用的，多在壁画塑像之上。寺观内壁几乎都饰以壁画，皆为佛道的修炼故事，既庄严神圣又缤纷绚丽，对佛道教的发扬起了极大的作用。吴道子，尹琳，杨廷光，韩干等均以壁画名于当代，而杨惠之、窦弘果等，则以塑像闻名。

安史之乱以后至唐末五代，兵乱迭起，加上唐武宗会昌年间（840年-846年）灭佛，佛教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废被毁，佛经典籍散落民间，建筑绘塑也遭此大劫。现存的两座唐代佛教寺院，五台山的南禅寺和佛光寺中还残存一些唐代壁画和彩塑，因为其地处偏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和会昌灭佛期间逃脱了被毁的厄运。

唐代壁画大都出于宫廷画工之手，描绘 了人物、仕女、界画、山水等各种形象，线条或严谨劲健，或洒落而有气概，用色绚丽。

石窟艺术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建筑等方面带来很大影响。从石窟艺术来说，魏齐以来，凿崖造像建寺之风，至隋唐尤盛。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乃至四川各地，隋唐窟寺都很多，其中最著名，工程最大的，要数洛阳龙门武则天所建的奉先寺（奉先寺大佛，连胁侍菩萨、罗汉、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称九龛洞），其大佛造像相貌端严，表情温雅，衣褶简洁，菩萨像装饰华丽细致，堪称杰作。

敦煌二二○窟是唐代壁画中最庄严精美的代表。此窟壁画工笔线条流畅，赋色重彩华丽，场面雄伟壮观、富丽堂皇，相好庄严、宁静安详。菩萨雍容华贵、慈眉善目，戴宝冠、穿天衣、带璎珞。化生童子清纯可爱，飞天自在喜悦轻盈。

敦煌千佛洞中唐代造窟数目也很多。唐代壁画進一步融合了西域民族艺术的表现技法，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色彩丰富鲜浓，形态丰满有力，写实逼真，线条细密流畅用色构图丰满充实。唐代壁画另一个特点是出现了构图宏伟、色彩丰富的通壁大画，内容多以佛经故事为主，其背景大多是寺院、住宅、宫殿，桥梁，楼阁、城廓等，而且建筑的细部如柱、枋、斗拱、台阶、门窗、屋顶、瓦件、铺地、装饰等都有较详细准确的描绘，色彩上则以暖色为主。特别是220窟所绘的《维摩诘》、《帝王听法图》堪称一代艺术精品。156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画面高约1米，长达8米，气势雄伟。唐代壁画是莫高窟佛教艺术最为灿烂的时代。唐代塑像在造型技巧上也达到了高度娴熟的程度，造型洗练，此后总的趋向逐渐衰退。

石窟壁画中的大量建筑形象以及细部表现弥补了现在遗留下来的建筑实物不足的缺憾，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资料。现存的四座唐代木购建筑之一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就有赖于敦煌壁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偶然看到一本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图片册，他看到第61窟中，有一张唐代壁画，绘制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座寺庙的名字，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寺。正是凭藉这张图，梁思成一行四人才于1937年发现了处于人烟稀少的深山里的佛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