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召开了一次在中国学术和思想史上都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即白虎观会议，对东汉以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今古文经学和谶（chèn）纬之学進行了总结会通，由当时的兰台令史也就是东汉的王朝史官班固整理，形成了《白虎通德论》一书，也叫《白虎通》。我们主要以这本书为基础，来理解皇、帝、王的真实含义。

该书中记载：“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也就是说帝王的名称不是随意而指称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的。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中，有一个相传为三皇五帝的时期，三皇五帝在史书中的记载各不相同，《白虎通》中认为三皇是伏羲(xī)氏、神农氏、燧(suì)人氏，五帝是黄帝、颛顼(zhuānxū)、帝喾(kù)、帝尧、帝舜，其后是三王，即夏、殷商、周。世代不同，名号也不同，皇、帝、王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境界和三种不同的治理人民的方式。顺便说一下，三皇五帝的存在，并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的，这一点，已经为考古学、考古天文学、古文字学所证实。所以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年，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

一、说“皇”

皇，是一个名号，也称天皇，在《白虎通》中解释的意思是“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总美大称也，时质故总之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另一部古书《管子》也说“明一者皇”。意思是：称之为皇的君主，深刻地洞察天道规律，而他管理人民所依据的是皇天对天地人万事万物无所不包、无所不覆、至大至美、光耀一切的天道规律。在天道规律下，阴阳相荡，四时交替，人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没有区别，人也没有什么特殊性。正像老子所说：“天道无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chú）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古时祭祀时用的用草扎成的狗，人们把狗做成刍狗的时候，并不是爱它，重视它；祭祀完了抛开它，也不是恨它，轻视它。人们没有善恶的观念，只是顺其自然地做该做的事。三皇时期，人们穴居而处，穿的是动物的毛皮，喝的是山间的泉水，质朴无欲，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作为管理者的皇，垂拱无为，结绳而治，没有制度，没有刑罚，人言为“信”，出一言而民不违，在至简至易中人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上天以不言之言作为对人与万物深邃而广远的教诲。因为上天已经将最好的一切呈现给了世界，万物顺性而生，群民顺性而长，人们在宁静、安详、无欲无求中安享上天的盛宴。

三皇在《尚书大传》中还有一种说法，即以燧人氏为天皇、伏羲氏为人皇、神农氏为地皇，因为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为人类带来了光明，火，是太阳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阳为尊，因此，以天来比拟，称之为天皇；伏羲氏教民结网捕鱼，并且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始制八卦，使人能够探知天地变化的规律，辨别吉凶，缘天地规律而行，为天下人民设立最初的法则，使人真正成为了万物之灵，因此称之为人皇；神农氏教民制作耒耜，耕田播种，以尽地力，因此称之为地皇。皇的境界有道而无德，有万物的种类，而没有人为的区别，人们则天之道而行，大道平夷，处处可通，没有任何扰动，美大而难言。

二、说“帝”

帝，是次于皇的名号，也称天帝，其所达到的境界和管理人民的依据是道德，以民为子，将人与万物相区别，没有皇的高远广大。

《白虎通》中论五帝：

黄帝号“自然”，始作制度，在天地人的规律中取其中和、自然，万世不易；

颛顼号“高阳”，能专一持正天人之道，道德高明；

帝喾号“高辛”，能将道德施行、发挥到道德的最高境界；

唐尧，唐者，荡荡也，至大之貌，尧者，峣峣(yáo)也，至高之貌，是说唐尧的道德境界高远博大；

虞舜，虞者，乐也，舜者，顺也，循也，是说虞舜能继续推信唐尧之道，使人民欢乐和顺。

帝的境界有道有德，有天下的概念，但没有拥有天下的观念，更没有王朝国家的概念。德者，得也，是说人从天道规律中所获得用以指导自己行为、使自己的行为能够顺应规律的那部分内容。德只有人才能够获得，只有人才能够体悟，也只有人才能自己选择，自我约束。而道德境界阔大的帝可以带领他的人民走很远的路。有道行之则远，无道行之则近，高谋远虑，高瞻远瞩，并不是一句虚话。人的道德境界越是崇高，就越是能够深刻地认识事物，洞彻和把握事物间的规律，做起事来就越是游刃有余，四通八达，否则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处处掣肘，寸步难行。帝治理的时期，人们不再则天道而是则圣人之道而行，是以圣人对道的体悟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虽然是任德而为，但是，也已经建立了基本的刑罚制度，有了强制的硬性规定，有了善恶的区别，有了黄帝的兵征天下，较之普遍无私、率性而为的天道规律而言，境界已经大大的缩小了。所以，老子称这种状态为“失道而后德”。

三、说“王”

王，是又次于帝的名号，也称天王，天子。按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释义“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也就是说，王字的三横，分别代表了天道、地道、人道，中间的一竖代表着将三者贯通，作为王的人，必须具备对天道、地道和人道规律的把握。董仲舒是西汉大儒。是既孔子、孟子、荀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个重要代表。称天子，按照《白虎通》的解释，是表明自己以爵事天，是受天命为王，拥有天下，替上天行使管理百姓的权限。按照董仲舒的解释，称天子，是表明为王是受到上天的护佑并且是被上天视为自己的孩子来护佑的。因此受命为王的，是一定要更改国号的，以表明上天的意志已经显明在自己的身上，并且要选择天下的美称作为国号，以表彰自己的功业，这一国号同时也显示了自己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

夏，大也，所以，夏也称为大夏，表明夏王朝的建立者夏启，所要守持的是天下大道；

殷，中也，表明殷商的建立者商汤所要施行的是中和之道；

周，是至、密的意思，表明周王朝的建立者周文王，认为自己所循行的道德严谨周密，无所不至。周是三代中礼仪文化最盛的朝代。所以，孔子曾感叹而歆羡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王所奉行的是行仁布义、赏善诛恶的王道。仁，是成就万物，和洽万民；义者宜也，是理之所在，理所应当。王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表明自己是上天选定的子民，获得上天的认可后，才能以王道来管理群民，而皇、帝则不必，因为他们自身的行为就在天道之中或接近于天道。由此可见，王是等而下之的。所以老子才说“大道废，有仁义”“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夏和殷商时期，主要是部落联盟，西周建立才实行分封制，王的时期是部落或诸侯分制，王为部落或诸侯的共主，这一段历史为“国天下”时期。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站在社会最高位置上的国家管理者所曾经具有的博大的胸襟和气度，包容天地，吞吐万物，远不是今天的政治家所能够比拟的。

在皇、帝、王的时代，由于人们都站在道德的基点上为人处世，所以，人们对规律神机奥秘的洞察力和运用能力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尤其是今天的人都以進化论来看待古人，以为古人都是蒙昧无知，每天为了填饱肚子而疲于奔命，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技术。其实，世代所留下的神话传说就是当时人们的真实写照，作为当时群民的首领，不是像今天一样是由财富、地位和权力所决定的，而是由掌握天道规律的深浅所决定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天指的是看不见的微观，而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天，所以才称之为玄、称之为微、称之为幽。境界最高深者才能成为皇、帝、王。大家都知道，宏观世界的一切无不由微观世界构成而来，由于掌握着更深远、更玄奥的的远远超越于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微观世界的天道规律，这些皇、帝、王能够与宇宙的能量场自由地感应、沟通、融合，真实地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生存状态，不仅能呼风唤雨，移山填海，甚至能调谐四时和阴阳，经纬天地，化生万物，就像今天的人们可以行云播雨一样。所以，他们才被称为天皇、天帝、天王，他们的真实存在，慢慢的越来越不被道德水平日渐降低的后人所理解，直至变成了神话传说，遥遥地伫立在历史的开端。

帝位的更迭是通过禅让的形式实现的，王位的转移则是通过顺应天意民心、诛罚无道而实现的。王之后为春秋五伯，也叫春秋五霸，指的是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以信义矫世，争霸天下，将天下视为一己之私有，经过春秋战国的激烈角逐，秦王嬴政战胜了各诸侯国，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帝国，所以，开启了两千余年的朝代更迭历史，而这种更替虽然也是顺应天意而为，但主要是通过以暴易暴的形式实现的。有得必有失，所以才体现出治乱更迭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兴盛衰亡的历史规律。从此开始了一家一姓治理国家的“家天下”时代。

秦始皇赢政采皇、帝号合称，将它作为拥有天下者的尊名，从此以后才有了皇帝这一称号。古代设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没有以王来命名臣子的。功臣子弟得以封王，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但从此以后，皇、帝、王的深刻含义也就渐渐隐藏于最高的权力背后了，人们更多体会到的是它那高高在上、号令天下的尊崇地位。但是历代的帝王，尤其是其中的优秀者，如唐太宗李世民，清王朝的康熙大帝，都努力地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阐释皇帝、帝王这两个词的久远而深刻的内涵。

《孝经钩命诀》是一部纬书，它上面说了这样一句话：“三皇步，五帝骤，三王驰，五霸骛。”揭示了历史发展越来越等而下之，越来越快的坠落趋势。人的纯真质朴，以及人与天地相沟通的自然属性和先天本能，随着人对自身的认识和自卫能力的提高，以及对外在物质占有欲望的日渐强烈，越来越退化、丧失，这就是“天道退行”，按照成住坏灭的事物发展规律，事物一旦产生，就只能踏上由生到死的单行道，与时俱進只能是随着世运的衰败走向灭亡，老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将“不敢为天下先”作为自己的三宝之一，提出返璞归真这一与历史前進的步伐相背而行的发展道路，要“知其柔，守其雌”，要“复归于婴儿”；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主流的儒家，也一直采取向后看的回观返照立场来评价人和事，将历史的过去作为一个参照物，说帝王贤明必称“尧舜禹汤”，“周孔文王”，因为他们都深刻地认识到，皇帝王的身上不仅仅体现的是一个称号，更是一种境界，一种与天道、与人类生命的最初紧紧相连的境界，只有往回返，才能摆脱灭亡的命运，因此，才给后人留下了对于道和德的阐释，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来的那个幽邈而玄微的地方，那个产生自己的地方，要保持逆流而上的向道之心，惟其如此，才能挣脱名利欲望的牵绊和诱惑，才能从狭小逼仄、随世下流的世间之道，掉头而返，才能越走越宽，重新踏上无形大道，使生命与天地共长久，永远保持在成住的状态。

这也造就了中国久远的历史文化中所显现出的独特的返本归真的修炼思想和行为。求仙访道、隐逸田园、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为一，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最为深刻的主流，即使在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中，也保持着这种往回返的强烈意识，所以，中国文人的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是对“德”和“道”的追求，是面对自己在人生道路中的各种考验和诱惑，坚定自己对道德的体认，同时也坚定自己所达到的道德境界，所以中国文人身上体现出一种共有的“舍生取义”、“君子固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其中既透露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又有着对于天地、社会、道德人伦的深沉的责任感，“道能弘人，非人弘道”，而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深沉的责任感，只有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才能实现。所以，积极的進取精神必然要落回到自我的升华上，修身养性，返本归真，虽然在道家和儒家所表现的不同，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但在修身、升华对道德规律的体认上，二者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

所以，儒道互补，共同塑造着历朝历代士人的精神，也塑造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今，这一宏远而壮阔的民族精神却难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再现了，如果说人失去了精神的内在支撑力，是行尸走肉，那么整个民族失去了精神又该怎样呢？民族的危亡不是决定于人口的数量和眼前的虚假繁荣，而是来自于精神的首先消亡。那么，今天的中华民族真的是处于煌煌盛世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