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从1980年至1997年期间发生的事情，表明了甚么深层意义呢？

第一：平民惧怕共产党是普世的情况

无论是以前的苏联、东欧或亚洲的共产党管治国家，不断有大量人民冒生命危险逃亡到自由国家。可见共产党反天地人性，无人不怕，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第二：中共也知道无人愿意接受xx党管治

香港是中国自己的地方，如果中共可以代表中国，为甚么香港回归后不纳入共产党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中，而要创出“一国两制”的口号来？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尽管它也不是真的要实现骗人的共产乌托邦，但国际间和香港人都不会接受又一个地区被共产党管辖，不会将一个虽然未有民主，但自由得到保障的亚洲国际城市交给中共来蹂躏。中共也唯有“宽厚”的说让“港人治港”了。

可悲的是，中共又一次藉欺骗而使人们不自觉的给它注入了延续其生存的能量，它的“承诺”使不少香港人以为中共变了，再不是极权政体了。人们以为它一方面让港人治港，同时大陆又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走向与国际接轨了，人人北望北上，对中共的邪恶本质不再设防。不到五年，严重削弱香港人自由的“23条”便被草拟了。幸好，有识见的人看穿它的诡计，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将立法决定推翻了。

中共制度变相输入

香港回归以来，政府政制经济社会民生各方面出现不少问题，各界都有热烈的讨论。在此先谈对政府架构与运作的一点观察。

近几年，香港官员架构趋臃肿，连一个老香港也不能随口说齐全各个政府部门的名称，甚或有时不能说准确某一部门的全名。几年来不“按本子”办事了，施政不以民为本，扰民劳民伤财，双赢固然做不到，双失也罢，可是往往是“面面皆失”。

2005年9月25日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被邀访问泛珠三角，接待他们的主人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1]和广东省长黄华华[2]。大家不难从报导中看到发言主导权及“路线掌握权”皆在省委书记手中。

张德江的职位全名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正书记”，简称省委书记（或党委书记）。黄华华的身份则为“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和“广东省省长”。在广东省的“政府行政机关”，黄是第一位。虽然黄与张均为“三级官”，但在广东省的领导来说，黄排第二位。换句话说，党委书记权力凌驾在同级行政官员之上。

且先看从（九评之一）节录的一段，透析中共如何严密控制社会：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份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香港的情况当然没有像大陆50多年来被搞得那么彻底，但已看到一点端倪了。回归五年（2002年）的时候，引入备受争议的问责制，空降11名局长，政府部门原来的主管沦为副手，名若“常务秘书长”，政策掌握权则在局长手中，而这些局长不像英国议会制的，专搞政策，向其政党负责，向执政党负责亦即最终向选民负责。香港的局长不是向市民负责，而是听命于香港特首，而特首又是唯中共之命是从。

这个“政治委任团队”，不仅削弱持之有恒的政府运作，而且空降在政府行政官员之上，更没有系统制度依循。政策往往只作政治考虑，非为市民，姑且撇开这个不讨论，就算推行的政策有利于市民，也没法有效执行。

大家不难看到，这些局长犹如中共政制中，权力凌驾在同级行政官员之上的党委书记，紧跟党的意欲。而香港常务秘书长，犹如中共政制中的政府行政官员，只能听命于党委书记。虽然不是完全等同，但也能隐约看到中共政制的影子。

这种畸形政制的输出，就是为了铺路，以后逐步破坏两制协议下香港享有的一向行之有效的政府运作模式。

“稳定压倒一切”对应“和谐社会”

董建华辞职，由曾荫权补任，且看曾特首第一份施政报告的三大重点：“强政励治”、“和谐社会”、“发展经济”，与中共的“由党领导”、“稳定压倒一切”、“搞好经济”何其相似啊！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强调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稳定”是好现象，为甚么“稳定”这样暴力，要“压倒”一切呢？

《毛主席语录》内有一则，“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小时候，看着这句话，看看周围的“人民”，好像看不到谁有这样的本领啊？人民连任何参与管治国家或论政的机会都没有。

在《1938年7月2日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3]中，毛泽东被问：“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将是甚么？”他答道：“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跟着他说了很详细一段天花乱坠的美丽空言，全部在他有生之年不仅没有落实，而且统统背道而驰。

挂在领导人口边的“人民”，是在何等高的地位，而现实中，人民专政，看不到，人民民主专政，更遥不可及。

若说“稳定、繁荣、自由、民主”，这顺序笔者认为应该排成：“道德、自由、民主、法治、繁荣、稳定”。“稳定”是在其它大前题实现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而非执权者利用其来灭人民声音的藉口啊！

胡锦涛和曾特首不谈“稳定”了，取而代之的口号是“和谐”社会。虽然换了一个词语，亦只是一言堂独裁管辖的把戏罢了。

谘询和法定组织

谘询和法定组织的功能在回归前，起着很大的作用。现时有约500个谘询和法定组织，包括谘询委员会、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规管组织、上诉委员会、信托委员会、公营公司等成员。这些组织有很多好处：一套拥有公共行政职能的系统，可吸纳培养精英及聚合各阶层界别的利益；其中几类成员属于“谘询性民主”，切合“公民社会”的诉求；花钱少效率高；减少政府承受政治考虑所带来的社会压力。

李淦伦先生一篇名为《谘询及法定组织的机能检讨》文章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其实香港早在1950年已有大约50个谘询及法定机构，往后不断增加，据统计，1950年至1994年公务委员会数目的平均增长率为4.6%。另外，分析也显示了四个最超出平均值的年度，分别是1957(15.4%)、1974年(13.7%)、1981年(14.5%)及1990年(11.3%)。这些年份的前一年，香港都经历了很大的政治上的冲击，例如1956九龙暴动、1973石油危机、1982中英开始谈判香港前途，以及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因此，每逢社会动乱后政府便会成立更多的委员会，以便能广纳更多社会人士意见，增加社会稳定。”

不是说这种组织越多越好。这里要指出的是政府的治理，“以人为本”是最基本的标准，不是挂在口边以此作为口号式政纲；另外就是以前在社会遇着异动时期，政府第一时间就是探求市民的需要与意见，寻找可行的方案去解决难题，而不是怨市民不爱国，叫市民为了和谐社会，不要“争斗”，即暗示由政府说了算。

要让谘询和法定组织发挥其作用，比较重要的职位应该用公开招募的形式，不应由特首和政府官员作出直接委任。公开透明的招募机制不仅让各界专业和有代表性人士参与，他们更因必须向公众交代而加强谘询委员的公信力。反之，由特首和政府官员直接委任，不仅出现倾向工商界别及媚共人士之情况，而被委任人士亦罕有向公众直接交代的。政策一经草拟，谘询期中，无论公众如何讨论，只有在下游回旋的份儿，影响不了政策，因为框框已定死了。被政府采纳之后，市民便完全没有选择余地了。

回归后，遇上金融风暴，董特首本人能力不足和凡事向中央交代的“政纲”引致劣政斑斑，市民不可能没有怨声，也有很多聪明人知道一天没有民选制度，一天中共的黑手还是要伸向香港。中央不停说要“稳定”，在香港就说是“和谐社会”（胡锦涛2005年初也开始说和谐社会）。只有特区政府和背后的中共说了算，其它声音都被看为是破坏和谐或不爱国。一个正常的政府做甚么决策，首先想到的是人：国民、市民、村民，这就是政府存在的意义。可是中共无论做甚么，想到的是如何巩固党的权力，邓小平说：“杀20万，换20年稳定。”视人命如草芥，残忍姑且不说他了，其实他这样说，好像人民已经将国家搞乱似的，为了国家，他非不得已要出手了！而不是看看如何回应人民的诉求。

中共作风的濡染

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于2005年10月7日接受“基本法45条关注组”报刊“A45”访问，道出一桩骇人听闻的事：

陈太在任四年，未见过董特首写过一张记录。

在“A45”电子报上，一位公务员回应陈太所透露的，指出：无文件记录的文化，不单在政务官级别出现，在中层甚或部门间已经仿效。经常一句“特首要”便如皇帝圣旨，memo也没有，更何况minute。无记录，是避责任，避追究。

从这位公务员的经验来看，此等“歪风”似乎已向下延了。

政府一向的运作模式是这样的：提出政策和经手处理事件的官员负责在档案上写下摘要记录（Minute）。这做法有几个好处，第一：让其他相关官员一看便知该政策由那个官员制定；第二：决策理据清楚罗列；第三：方便任何接手的人跟进工作。

很难不让人猜测，董建华在推行一项政策时，第一，是否无能向下属圆满理性地解释推行的因由，故此不愿花心力时间去写摘要记录呢？第二，推行的政策不需让接手人理解，也不用“留”记录，因为政策可以随时变成“不存在”，如市民最深印象的“八万五”。

反溯这种风气的来源地，中国大陆的官员“官本位”作风更是离奇。不少在大陆做生意的朋友，目睹官员对于需要批示的文件，仅画一个圆圈，表示已经看过文件，但不表态，以推卸责任。如果是迫不得已，要写几个字，便用铅笔很轻地写下，一旦发现事态不对，就可以随时用橡胶擦擦去，有如无事发生过一样。

教育背后

特区教育政策与执行，说起来话长，笔者试就四方面粗略谈一下，让读者透视中共管治如何不着痕迹的插入香港。

（一）政策

戴希立[4]早在1997年便在董特首教育政策讲座中提出，香港的教育事业要合乎“立足香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追求卓越”的路向。之后，特首和政府官员在多次公开讲话中，以及不少学校，都依照此“十六真言”或修改几个字作为教育方针和校训。听来很好，但不难令人回忆起文革的一句宣传口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1970年代的香港大专在学运中也高举这口号，其中不少人定不清祖国和中共的分别，也有不理性的爱党宗教激情。可叹的是笔者看到多位当年参与了这“火红年代”学运的大学生，如今是专业有地位的社会人士，他们分别在教育统筹局（政府决策局）、教育统筹委员会（非法定教育谘询组织）、课程发展议会（特首委任）以及优质教育基金督导委员会（特首设立）等政府总部和相关组织服务，他们影响着教育方针（就如上述的十六字口号）、课程编选、划定申请创新计划拨款的条件等多个范畴。笔者观察到特区政府的“教育方针”，隐含了共产党的洗脑本色，仅看有些小学生对神五升空写的作文范文便可见一斑，不得不让人担忧。

政策与资金，两大方面掌在甚么人手里极为重要。

（二）改革

说以学生为本，体现了重视教育的人文精神云云。这不是废话是甚么？如果学生不是教育的重心对象，那么教育是为了谁？连这不解自明的显理，还当作是甚么改革的高深道理，真令人费解！大家不难看到以巩固权力，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治人为本”的政权，正正就要常常挂着“以人为本”在口边来宣传。

小一入学统筹办法、一条龙、母语教学、“直资”计划、334学制改革、通识教育等多项备受争议的政策，在谘询期间，市民和教育界都有很多宝贵意见，但因大框框已定，最后市民只有接受的份儿。

（三）民主

特区教育另一个明显的转变，是教育政策的制定重视所谓“民主参与”。例如强行开放学校校董会，称为“校本管理”，说以“学校为本”，已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一些校董会持之有效的运作被打乱了，影响了香港百年来办学团体的多元化与自主性。大家不难看到，普选（立法会议员及行政长官）是真正符合现代化顺应民心的政治制度模式，政府不予以正视积极落实，反而乱搞学校内政的“民主参与”，与中共的党八股何其相似。

（四）质素

回归后，特区政府要求教育机构提供高质素的教育服务，出版中小学学校指南及加强幼稚园教育机构的监管等。但往往只着重形式的改革，失去改革的精神，没有关怀整个教育界的“人”的真正需要。校长老师在日常繁忙工作以外，又要提交诸多报告以及达到添加政策的标准而疲于奔命；而学生又在常变的政策和纷繁的边缘活动中不能集中精神学习；资源浪费更不在话下。笔者听到各方的回响大概皆如是。不是双赢，不是双失，是全民皆失。

教育方面的种种恶劣情况，能不让人担心这是共党的管辖手法输港吗？

只谈经济

现在看到大陆─小部份人丰衣足食，有人将之归功于共产党，其实所谓生活水准提高只是与前几十年极穷困时的比较。如果中共勤政爱民，在它建政不久人民便应该可以丰衣足食了，可是到五十六年后的今天，还有几亿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生存的边缘。

在香港也有相仿的情况，回归后经济一直往下，令人消沉的是，不知何时到谷底，短暂的反弹回升现象不能算为真正的好转。特区政府不断用“经济发展”来迷惑人，推动全民支援CEPA、“自由行”、“狄士尼乐园”等。只是用短暂眼前利益来诱惑人，并没有致力于结构性、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大陆特务的渗透

二十年前，被邀参加一所与北美有深厚渊源的神学院的下午茶聚，有位大陆来的“干部”，他对某讲师说：“阁下新近写的神学著作，我已拜读过了。”当时，讲师与笔者皆愕然，一位神学院讲师的新著作，香港社会尚未有反向，竟已被“干部”读过了。朋友间常说笑，你不知茶楼掌水煲的夥计也是特务吗？在听你们不设防的聊天呢！

2005年，脱离中共，投诚澳洲的原外交官陈用林和原天津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局610办公室一级警司郝凤军，投诚加拿大的原沈阳市司法局长韩广生，在接受大纪元时报访问时一致指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有大量中共派出的特务，存在庞大的中共间谍网是事实。可是，目前在香港还有很多各界人士，因为秉性善良，真的尚以为中央“未明白”港人所想所求，正致力寻求“沟通”。唉！有点儿太天真了吧。

据某身受中共迫害，现居香港的民主人士称，中共在香港安插了几十万名间谍，渗透社会各阶层。这些人受控于中共不同的政治部门，收集不同的讯息。另外，除了直接从中国大陆派出来的，还有收买、利诱海外和港澳不同阶层职业人士，吸纳这些人进入其情报系统，就是所谓“平民特务”。

结语

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年长的一代就算近年误以为共产党变好了，也起码知道以前它曾作恶多端，可是年轻一代只知现在是它执政，并不知道它的“底细”。最近读到百多位青年学人的写作汇编，包括在职和求学中的，都不约而同表达了美丽的憧憬，惜未能将香港放在红色统治的方位上。一般正常人的善念、建基于基督信仰的西方民主管治理念、愿所居地民众幸福的冀盼，这些都是好的，没有问题，但是若看不见红色统治的本质和其对香港的侵蚀，对中共的解读恐怕会失之交臂呢。

香港老一辈，不少人以前在大陆经历过兵慌马乱或共产党的迫害，目前在港生活安定，只盼大家安稳过活。不少年青的只顾努力，给自己铺北上之路。中共看准了大众这种心态，常挂在口边：稳定繁荣安定和谐，大家不要影响稳定，言下之意就是谁都要听它的，如有异见，则天下大乱，罪归持有另类意见的人。所以，表达意见变成：不爱国。中国人都被动乱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吓怕了，不少人心想着，算了，自由何价呢？努力埋头苦干吧，反正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作风已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有些中式食品大字标明香港制造，言下之意是给要求品质保证的顾客有信心购买。有天看到一间灯饰店，门前张贴一则告示，保证该店水晶灯及玻璃灯饰非中国大陆制造，这意味甚么呢？

中共制造仇恨、鼓动暴力，后遗是出现残暴的年青人。从港人台商返大陆遇到的匪徒，行恶手段之残忍凶悍，便可见一斑。

以人伦礼义为纲纪的古国，其文化道德被破坏后，离婚率、婚前婚外性行为已趋白热化。另外港人返大陆包二奶，破坏家庭……

以上拉杂而谈，林林总总，从特区政府管治、公民自由、教育以至市民生活各方面，我们能说香港不受中共作风的毒害渗透吗？

[1] 2005年11月，张德江在澳洲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因其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控以“酷刑罪”。
[2] 2005年10月，黄华华在加拿大和美国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因其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控以“酷刑罪”。
[3] 被编在《毛泽东文集》中。
[4] 戴希立是香港70年代学运“国粹派”领袖，一位中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统筹委员会委员，1998年初至今被委任为优质教育基金督导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