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紧张的时段返大陆，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那种风雨欲来的压迫感，对大人小孩来说都很可怕！

记得那天过深圳海关，只有两家人，母亲、妹妹和我回穗，邻居阿姨和她的两个女儿经穗赴上海。阿姨是在金边赤化之前回中国大陆读书，嫁了上海人，后来在上海呆不下去，自己带着几岁的大小女儿在香港生活，但经常返上海与丈夫团聚。阿姨的母亲和妹妹也离开了金边，赶在兵荒马乱之前，逃来香港，也做了我们的邻居。还记得她们送给母亲的“金边绸”，黑色隐隐透着暗花，摸着很爽很挺很凉快，不象中国绸软软的。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1]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九评》之一〕

中共需要生存环境，需要邪恶支撑，所以不单止要裁培和支持各国的xx党，同时在国际上，因为需要别的流氓国家的支撑，中共专门拉拢流氓国家。哪个国家人权不好，有大屠杀，它就扶持，象北韩、伊朗、苏丹、津巴布韦、缅甸、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原来的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等等。

“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xx党，并仿效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著《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九评》之七〕

话说那时期，认识的亲朋不少是家破人亡或家分几地，夫妻分隔两地的。居港的男人请我们带女人物品给大陆的妻子，居港的女人则请男士们带男人物品给丈夫，为的是省点过关税。如果是偷渡来港的男人，在大陆的家是归不得的了，留下高堂怨妇孩子，在港另建家室。而那些居港的女人则含辛茹苦，一面独自带孩子过活，一面筹措买衣食回乡探丈夫。

此刻想起封尘已久的景象──从罗湖过了深圳桥，便去到一个可怕的边境地方，好像什么都没有，只有巨大无比的海关大楼，只有令人见而生畏的象机械人的关员，小孩自觉的不敢喧哗说话。那时深圳是个乡镇吧，从海关大楼望过去，一条无尽的泥路，两旁种满树。近年过关的香港人，看惯深圳密集的高楼大厦，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话说文革最紧张那段日子，深圳至广州列车每天只有一班，错过了要在深圳过夜。关员没事做，一组挨一组的轮流翻查行李，重复审问，你们六个大大小小女的，在这时刻回乡干什么？当时因为人少，不用什平日一样坐在海关大堂数小时至十小时轮候关员“审问”填写“介绍书”，轮候检查行李，也不用按常规在等候期间集体唱革命歌曲和读“毛语录”。

依稀记得打了惊人的重税，可是执拾行李时，已知要在深圳过夜了。只记得招待所的房间很暗，有蚊帐。翌日乘火车，只有几位黑人和我们，在这年头去大陆，想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中的朋友吧。

说起革命歌曲，无人会把那些荒谬的歌词当真，笔者天生强记音调韵律，只是顺着调子追忆几十年前唱过的歌词。“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当时想，傻的也晓得这些歌词内容是空言。除了唱歌，从未听闻人们在谈话间生活上提到此等有关内容，根本是非现实的。这些被名为“政治学习”。上班的大人、上学的青少年和儿童，都要上政治课，人人都要讲同样的空言，明知是假的也要讲。因为在xx党的统治下，人们没有讲真话的权利，但是也没有不讲假话的权利。可怕的是，谎言重复多次之后，很多人就把它当作真理了。笔者有幸，对共产文化有“免疫力”，从未被歌词或语录内容洗过脑，因笔者在香港有开放教育思维经验，可悲的是在大陆生活的人没有这样幸运了。

“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的说教和党文化。于是人们只能听到对党的歌功颂德，头脑中除了共产党的东西之外就贫困的可怜。举个例子，‘六四’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的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的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甚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的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的只知道共产主义。除了《国际歌》和其它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歌曲，就再也没歌可唱了。”〔《九评》之八〕

2005年10月期间，在香港电视黄金时段播放的中共称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被抽起，只有调子。可能中共担心“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鼓励香港人造反的意味吧？据开放杂志报导，11月期间就连中央电子传媒也不再把“国歌”作为前奏曲了。另外，凡是有劳工民工参加的企业集会或社会集会，一律不许播放或唱《国际歌》，违者以“党纪国法”追究“破坏社会稳定”之罪。上一段谈及的中共将人们洗脑到只懂唱《国际歌》的情况，与目前“禁国际歌”、“禁国歌”，表面看来是天壤之别的政策，其实前后两者都是为了巩固没有合法性的统治吧了！

姑且撇开殖民地管治不讨论，我们这一代香港长大的，小时唱中国民谣、西方民歌、香港本地的儿歌、基督教诗歌，歌词内容不外是大自然现象、美好四时万物、生活物器、待人处事宽容大度、尊敬师长父母、兄友弟恭、睦邻爱人等。听的是词藻风雅的港产粤曲、中国民谣、台湾抒情歌曲、欧美时代曲、古典交响乐曲。笔者从听唱中学会了不少中英文词汇，还学会了国语呢！反观缺乏文艺陶冶的大陆同辈，想来要恶补才能在言教身教上感化自己的下一代了。这不能不归咎于xx党。

文革期间，只有几出样板电影，人们没有选择余地，被迫一看再看。“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笔者觉得难看极了，芭蕾是优雅的，它是生硬滑稽可笑不堪入目的。“红灯记”，是扭曲的阶级斗争样板戏，但因为它盗用了京剧的唱做，人们在重复观看中，也好像能借其聊以自慰，算是对国粹的一丁点儿缅怀吧！可是好像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传统戏曲重道德内涵，被“政治样板”洗没了，只剩哄人的假壳。其它更不值一提了……

众多“革命歌曲”中，有几句曲调，很好听，一直萦绕脑际，听不清歌词的字为何解。多年后，在香港看了一出电影“黄土地”，为陕西省黄土山区的极度贫困写照。电影开场银幕出现的影像是：下部五分之四是黄土，上部五分之一是天，慑人心魄！电影主线写一名中央派来的青年，搜集整理陕西民谣，交织着一家死了主妇的三口人的苦活。青年道明来意，老者(其实不老，大女儿只有十来岁)沉默片刻，说：这里有什么歌谣，只有“酸歌”，随即唱了几句，抽人的心泪，没有眼泪。将窃政初期农村写成非人生活，其实，此电影是想堆砌中共所谓“解放”人民苦困的主题。提这出电影，是想说，中共的“革命歌曲”用了不少动人的陕西民谣，配上它用来洗人脑的“革命”谎言空言做歌词，例如长篇史诗式的舞剧“东方红”，主题曲是偷了家喻户晓的，原本的陕西民谣：“芝麻油，白菜香……”换作“东方红，太阳升”，以此歌颂毛泽东是红太阳。大陆的这几代人是在这样的“文化薰陶”中过来的。另外的样板剧、电影、舞蹈，更不用提了。而近二十多年来，“开放”了，道德滑落后，什么变异东西都来了，层出不穷，很多大众文化不知所谓。“开放了”是中共用来迷惑人，让人对它产生幻想，以为它已改善改进，只是又一欺骗伎俩吧了。

再说“过关”，香港人回乡，港界是罗湖，过深圳河时便是过境，那边是深圳，大家都叫“心震”，可想而知“过关”多吓人。说两个小故事。有位老友跟笔者聊天时，提起小时回乡，弟弟手拿着一把糖，用报纸包的，关员发现报纸上的内容“有问题”，扣留问话，吓得全家心惊胆跳，几十年后谈起还是心有余悸呢。一位朋友谈及有一段时期，“没有了”母亲，因为母亲回乡探亲，过关时被扣留，一扣就是几年！没有人知道原因，包括当事人自己。

还有随便叫进黑房，搜身盘查。母亲从来不敢带大姐回穗，就怕她天真直爽说了“不合宜”的话，只带两个内向的“乖”孩子算了。

记忆中的文革暴力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九评》之七〕

文革十年，在小孩来说应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吧。再说几个小故事。

不记得哪年了，隔壁有个乳名叫“肚猪”的男孩，一直被人取笑排挤，只因当时到处挂着“打倒陶铸”，广府话陶铸与男孩乳名谐音，着实委屈！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藉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九评》之七〕

1950年始的“土改”中，陶铸是“显赫”人物。“服务”中共邪灵完毕，文革初期，成为被批斗对象，陶铸被打倒以后，成为排名第三的走资派，1969年去世。邓小平复出后，这文革“冤”又被“平反”了。

暑假期间，我们家几个女孩帮祖母张罗每朝的买菜大事后，都要做父亲嘱咐的功课，就是练书法，临摹书法家的拓印字帖。不让外出，听大人们每天下班回来，述说当天在大街上又挂了几具被群众在“斗牛鬼蛇神”时打死的人的尸首。大人侃侃而谈，好像述说电影情节，没有丝毫惧怕的神色，只是吩咐孩子不要上街。想是见得多了，人自然会变得麻木，或许这是天生自我保护的机制，否则人在情感上是承受不了不断的刺激和惊吓的，那会引致精神失常。早课时，每逢听到街上喧嚣，都忍不住趴在窗台上看个究竟。不时有开篷的卡车经过，卡车上载着一个至数个被戴上高纸帽的人，帽上用歪斜的字写上林林总总的罪名，字墨未干帽便戴上，可清楚看到墨汁下流的痕迹。播音器声浪震耳的声音数算着被斗的人──被共产党称为牛鬼蛇神──的罪状。街上挤满看热闹的人群。

暑期中，百无聊赖的孩子传递消息好像烽火台，游街示众行列才来到街尾已知晓，趴在窗口等着看，或跑到街上等待，或索性飞奔到行列当中，参与骂粗和掷石。有一天，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很投入的参与“斗牛鬼蛇神”！只见一位老妇人，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绳两端各绑着一只尖头高跟皮鞋，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写上了一些骂这妇人的话，光着脚低头向前蠕动。孩子在后面跟着，边走边掷石边咒骂，狠狠说她是妓女。场面很可怕，充满仇恨和暴力。当时我的直觉是，谁知道她是否坏人？谁可以如此对待她？那罪名是否过往的事？就算罪状是真的，孩子也不应去掷石骂人，妇人或许该受法律的裁判。当时又想，孩子为什么会如此充满仇恨，毕竟还是孩子啊。我们不仅不欺负小动物，连细小如黄丝蚂蚁也不愿杀。多年后，一直到执笔时，想起此情此景，内心还是深感悲凉。那些孩子现已届中年，悔悟了吗？只希望他们没有将人性恶的一面不自觉的渗透给下一代。

至于说中共斗某些指定的妓女，扫黄赌毒，是为了教育人民过道德生活吗？不是！

1999年春天在北京大饭店住宿期间，晚上不时有电话接入房间，是职业女性在找生意。笔者入住世界各地的酒店旅馆，没有遇过此情况，一般接线生都要向致电的人问明房客的名字才接电话进房间的。

“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文革以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在20几年里交替更换了六代领导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国，城乡差别加大，沙漠剧增，江河断流，贩毒卖淫有增无减。所有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消灭的‘罪恶’又被中国共产党扶持起来。”〔《九评》之三〕

“其实，共产党领袖们教导大众常说什么‘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差不多都是鬼话。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占歌星被控诉、毛泽东纵情声色、江泽民淫乱、罗马尼亚党魁齐奥赛斯库全家鸡犬升天、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外域银行存款数亿、北朝鲜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孙日费万金……共产党领袖们的言行不一、表里相反，从祖师爷马克思就已开始。”〔《九评》之九〕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就是为了制造大乱，且动乱不断，由此树立‘一党天下’的教主地位。”〔《九评》之三〕

那时期，还有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就是大炼钢，记得60至70年代有两句对称的标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当其时已过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说来话长，在此不赘）。小孩好像常觉饥肠辘辘，见到街上有间收买站，好像很多旧杂都收，便将从香港带回吃完的罐头炼奶的空罐拿去“卖”，竟也收到几分钱去买糖解馋。据说空罐也可回收作炼钢用呢！

当年问大人，为什么大陆的米饭面条面包那么黄旧那么难下咽（当然不是现在香港人为了健康而吃的“粗麦包”“糙米饭”那么香那么好吃）。大人答，听说我们吃的是三、五年前收成的稻米小麦，而且米麦都是粗磨的，这样才磨出更多的粮食。共产党的谎言是，因为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所以要先吃旧粮，不断储新粮，实行“深挖洞、广积粮”。人民不只在思想上每天接受“不断斗争”的政治教育，还要常处于长年饥饿的虚构备战状态，真苦！其实粮食去了哪里？从1958年开始，成年累月地搞大跃进、全民大炼钢，当年粮食丰产，没有人去收割，成熟的稻米都烂在田里。接着就搞人民公社，xx党干部由南到北都争先恐后地虚报粮食高产，小麦亩产万斤，广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共产党政府于是按报徵购粮食，农民为了上缴公粮，不但分配不到在公社集体耕种的口粮，农村干部还捱家逐户把农民仅余的口粮也搜刮殆尽。数千万饥饿农民就这样活活地被饿死。于是饿殍遍野。活着的吃死人充饥，夫吃妻，父吃子的传闻不断。

因中共不断搞巩权的政治运动，粮食的问题就这样延续到70年代。

“文化革命”，见词释义，应该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们文化水准的意思。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不幸是“革”了“中华文化”的“命”！

文革后，大陆开放，游客可以在第一站，到派出所申请批准到下一站。自1979年往后几年间，大江南北大漠丝路东北三省走了一回。看到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

笔者喜欢坐火车，亲近大地，感受国土之辽浩。某年，长途火车路经甘肃兰州，上来一位文质彬彬的先生，跟我们说广东话，难得碰到会说广东话的人，大家畅快交谈起来。他是蔡和森[2]的后人，竟因他的“背景”而被“贬”兰州。真的令人费解，蔡和森是毛泽东的“难兄难弟”，何以蔡的后人会沦落到此田地？蔡和森如果不是死于36岁英年（中共说他是给特务和军阀害死，真相不明），他后期的命运可能也会与刘少奇[3]差不多呢。

话说蔡和森的后人，一直都不能适应兰州的生活，包括天气，看他咀唇呈火赤色，想来是兰州内陆太干燥了吧。我们各自谈了大陆与香港的情况。翌年，我们又再途经兰州，他早已在火车站等车进站，带着儿子，送笔者一管“白鹤游天”，保存至今还未用呢。

那怕谁是“忠心”党员，当党不“喜欢”他时，连后人都难逃一劫。后来中共为蔡和森建纪念馆，不知他的后人有否获“恩赐”而得到“平反”。

某年，去乌鲁木齐，遇上乘同一班火车，出差后回新疆家的人。他在文革时因某原因从北京老家被“外调”往乌鲁木齐，带着一家子在那儿呆，不知等到何时才可回京。从这些小故事，看到中国人在中共管治下的苦与不安。

文革时期的香港暴动

香港暴动期间，笔者正读小学，有一段时期，香港没有正常的公共文通，为间歇性罢工，但不记得为甚么还要上学，乘搭应运而生的简陋不合规格的私营小巴上学，车资还很贵呢。晚上在家里常受“催泪弹”之苦，因警察在街上用其驱散滋事者，浓烟吹到民居里来。当时街上有很多“菠萝”，即土制炸弹，不少市民伤亡。放炸弹的人肯定是流氓，祸及无辜。

有一次是明目张胆的恐怖政治谋杀，在笔者小小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商业电台节目监制林彬，主持两项节目，一是市民每天追听的广播剧“大丈夫日记”，笔者也是其忠实听众之一，另一项是“欲罢不能”，节目名称嘲讽左派发动罢工罢课罢市失败。林彬批评发动该次暴动的左派人士，指他们扰乱香港秩序。多次谴责香港左派极端分子，“斗委会”的核心人物杨光。节目很受听众欢迎，左派却对之痛恨入骨。林有天驾车由窝打老道山寓所往商台上班，途中被伪装成修路工人的凶徒拦截，凶徒向车上泼以电油纵火，结果林彬与其同车的亲属被活活烧死。林彬被杀后，左派中有人匿名承认责任，称林彬为“民族败类，港英走狗”；谋杀是“执行民族纪律”，并声称仍会继续“制裁其他败类”。事件中无人被捕，至今仍为悬案。

此事引起广大市民震惊愤怒。这是中共用来“静音”的残酷手段。

笔者当时年纪小，但从市面既萧条又恐怖的氛围中，也感到不妙。听闻不少亲朋计划“移民”。

“左仔”一词，即源于此时，其中带有很大鄙屑之意。

《人民日报》出版的《香港大事记》，曾对香港历时8个月的“六七暴动”作了这样的定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

1977年后，中共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香港的“六七暴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当然也在被否定之列。可是2001年，董建华颁给杨光大紫荆勋章。大紫荆是香港特区勋章中最高的一级。杨光是“六七暴动”中“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的主任委员，亦即公开领导这场暴动的最高头头。颁勋章事件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

看来，中共对文化大革命在香港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

反正，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是为了共产党的继续存在和加添能量着想。五四运动，在中共看来，“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这场学生运动在中共眼中，似乎是被肯定的，但是为甚么精神和形式上与此类同的1989年爱国学生工人运动便被“定性”为叛乱？只因其不反帝反封建，而是要求中共改革吧了。中共对普世价值观没有原则立场，所以文革可以由中央发动，稍后可以“平反”，近年在香港又可以随便来个否定之否定。推下去，“六四”说不定也可以平反，为了安抚受害人和香港16年来的“平反六四”呼声，为了化妆成仁爱维权……

话归文革，总之，这就是中共搞的“政治动乱”，人民是不可能“乱中国”的。中共用国家的权力和资源才能这样系统化、大面积、暴烈而深层的去破坏，包括能触摸的文物和不能触摸的人文精神。可是，反过来，它将罪责推给几个人，表面上又“定性”文革是错的，让受害人民得到“恩赐”式的平反，谁都服了，又再度歌颂起xx党来，有谁会再有魄力去寻根究底呢？况且，在中共的思想言论自由箝制下，也没有可能去寻根究底。

且看〔九评之三〕有关文革的一段：“……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人们……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

文革是毛控制，由中央发动的，但到后期又推给“四人帮”。中共史料[4]，虽然大家无法知晓其真确性有多少，表明“四人帮”一语，发明权属毛泽东。那么到底是“四人帮”发动文革，还是他们被“委以重任”之后，被陷害去全盘承担文革带来的祸害之罪责？当然他们四人也是罪恶滔天的了。

笔者想指出的是，第一：共产党只为延续其生命，它是没有原则的，喜欢斗谁便斗谁，有时反“极左”，有时斗“右倾”，有时是批中间路线不够红。而人民是不知道真相的，到底是谁在斗谁？谁对谁错？第二：共党中的领导人或某时期的宠儿，最终也难逃一劫，共产党的罪都推到他们身上，党从来没有错，可继续享有独裁统治权。第三：受害的是中国人和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无日无之的政治斗争运动使人们恐惧，从而无可奈何的接受中共的独裁管辖；使传统文化道德断流，让荒谬的外来共产“幽灵”任意肆虐。

注：
1、金边市是柬埔寨的首都。香港人比较熟悉的“吴哥窟”就在柬埔寨的暹粒。
2、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毕业。毕业后与蔡和森等，计议在此间办“工读同志会”。对此，蔡和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后与毛一起创办“新民学会”。
蔡和森在1920年8、9月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蔡和森明确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思想等问题提出了主张。毛泽东给蔡和森覆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尽管蔡为邪党立了大功，后因其反对“过左”的政策，于1928年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之职，后来更死于非命。
3、“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乾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九评》之七〕
4、“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2月下旬，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你不要搞四人帮。’”
见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