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义，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滨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

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籍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译文]

匡辅国家，一定要依靠忠臣良士，国君任用贤才得当，那么天下自然大治。因此，尧任命四岳执政，舜推荐八元宣教，以贤才的辅佐去成就君主无为而治的功业，阐扬治理天下的光明大道。志士居世，贤人立身，没有不隐居遁世，韬光养晦，等待风云际会，一展雄才的时机。他们胸怀奇才大志，希望遇上明君圣主，实现自己的宏伟报负。因此，明君应经常留心寻求俊才，博访英贤，不放过任何一个僻陋之处。不要因为贤才位卑而不用，不要因贤才曾受辱而不尊。伊尹当年，不过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他智识过人，受到成汤的重用。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是一个地位卑贱的老人，周文王慧眼识人，提拔他佐理军政。管仲曾是囚徒，并射杀过齐桓公，桓公不记旧仇，用他为相。韩信归汉，不为人知，乘夜逃亡，被萧何月下追回，登坛拜将，击破楚军。成汤不因伊尹背负铁锅见他为羞，周文王不因姜子牙曾作过屠夫、钓鱼翁为耻，二人都受到重用。伊尹为成汤出谋划策，开启了商朝的盛业。姜子牙为周军统帅，牧野一战，灭掉了商纣，使周朝天下繁荣昌盛。齐桓公能成就“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业，全靠管仲的谋略。刘邦能战胜项羽，歼灭群雄，一统天下，是依赖韩信的计策。所以，舟船能横渡大海，必须依靠船工划浆之力，鸿鹄能展翅凌云，直上云霄，全靠羽翼的奋飞。帝王之基业深厚，必须依靠贤才的匡辅。虽然帝王访求贤才很艰难，但贤才一旦为我所用，必抱知遇之恩，成就大业。纵有满载光彩照人珠宝的马车，上有成千上万的黄金，又怎比得上人才济济，贤能为用的朝廷？由此可知，求贤使能对于君主而言，那是何等的重要！

[评点]

唐太宗李世民被称为盛唐明君，他开创的“贞观之治”为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与称颂。“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求贤、任贤政治，是唐太宗求贤用才艺术高度成功的典范。明末学者王夫之在研究《资治通鉴》时，对贞观一朝人才济济、贤能为用的盛况叹为观止，由衷的称赞：“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

《求贤》一篇，概括了唐太宗毕生所倡导的“求贤”思想和原则。开宗明义的阐明了“求贤”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太宗深刻认识到，国家的治理，决非君王一人的独智运世，必须依靠贤才的匡正和辅佐，只有善用贤才，天下才能太平。

唐太宗视人才为治国之本，是帝王所拥有的珍贵财富。盖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虽以帝尧之圣，后世莫及，然亦必待贤臣而后能成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言股肱具而后成人，良臣众而后成圣，意亦为此。太宗深知此理，他发自肺腑的说道：“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由于他求贤若渴，始终把“孜孜求士，务在择官”（《贞观政要》卷一）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所以天下贤才都聚于朝廷之上，百官各举其职，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君臣同心，天下大治，开创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最辉煌的大唐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