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鲜血淋漓、怨魂飘零、弃绝良知、颠倒黑白的时代。但是文革和毛时代结束以后，虽然更换了新的领导人，虽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但不管城头变换怎样的大王旗，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并未改变其暴虐的本性。1989年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的屠杀就是中共本性的再一次暴露。

* “六四”源起和形成阶段

中共从1985年到1988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对学生等知识精英要求民主要求的镇压，并没有使学生和知识份子清楚的认识中共的本性，反而还对中共新领导人充满了幻想。

1989年3月5日，拉萨发生要求西藏独立的游行和骚乱。3月8日拉萨宣布戒严。4月15日，已经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由于胡在知识份子心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学生自发参加了悼念活动，并在悼念活动中对胡遭遇的不平待遇表达了不满，尤其表达了对一些腐败传言很多的领导步步高升的气愤。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当时游行提出的最激烈的要求是：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份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份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这样的要求对政府来说显然不能接受，而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也不过分。中共的政府官员显然并不知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不派人与游行学生交流，而是派武警前去维持秩序，学生的爱国热情受到压制。学生的情绪在胡的追悼会上爆发。(选自64memo中华富强)

4月22日，在胡耀邦的追悼会上，学生强烈要求政府高官接纳他们的请愿书，并希望能够看胡最后一眼。这要求在中共领导看来是过分的请求，因此给予拒绝。情绪失控的学生请愿者，扩大了游行规模，继续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西安、成都等地的游行者还发生了焚烧汽车的过激行动。

中共领导人没有正面的回应，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学校给学生施加压力。学生的情绪因为没得到安抚，相反，却因为一些学生在冲突中被捕，更加大了学生的对立情绪。学生们坚持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 (64memo.com89)

不满学生会不能向政府反映他们的声音，遂成立了向政府反映意见的北大学生自治会。后来全国很多高校仿效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并成立了“高自联”。

此时，身居幕后、却一言九鼎的邓小平在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国外期间，听了李鹏和中共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负责人的汇报后，断言学运“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并且发表了“四二五讲话”。

根据邓的讲话，4月2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史称“426社论”，把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定性为“动乱”。对文革有着模糊记忆的学生们知道参与动乱的后果，尤其政治上的定性将有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前途。85到87年因请愿支持胡的学生在毕业分配中受到的整肃更让他们不寒而栗。

这时学生们只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响应政府号召，停止游行请愿，等待后来的处分，俗称“秋后算帐”。其二是继续抗争，至少能躲过动乱分子的帽子。学生们当然选择了后者。(六四档案 - 89) 学生的想法是：继续抗争，最坏就戴上动乱分子的帽子，万一政府良心发现，还能躲过这顶帽子。而如果不抗争，则动乱分子的帽子已经戴上了。可能最关键的还是85到87年对学生的打压过于残酷，使他们非常恐惧承担被打压的后果。可以说，426社论的发表，将学生置于没有退路的位置。

事态发展到现在，应该说基本是学生的自发运动，根本没有后来所说的“受人煽动”的迹象，更跟所谓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赵紫阳搭不上界。

对中共而言，平息学潮，要么开枪镇压，要么下台。中共当然不会选择下台，而时任总书记的、对学生抱有同情的赵紫阳倾向采取温和的政策。当在平壤的赵紫阳接到中南海紧急电报后立即赶回北京，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实行军管戒严，批评《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指示所发的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有错误。与此同时，赵紫阳还提出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方案，要求“退一步”，并承诺对话的局面一旦失控，责任可由其本人出来承担。但是邓态度强硬，拒不接受。

此时，学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取消426社论，承诺不“秋后算帐”。中共以赵紫阳为首的政府答应了不秋后算帐的要求，但因为邓态度的强硬，却加大了426社论的宣传力度。这使学生们选择了对中共承诺的不信任。

4月27日，爆发了数万人的大游行，一些学生举着“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坚决打倒官倒和腐败”、“妈妈，我们没有错！”等标语走在游行的队伍里。一些海外的华人团体也开始声援国内的学生。

新华社又发表了428社论，口气比426社论略显缓和，承认大部分学生是被蒙骗的，只有少数人在煽动动乱。而学生们明白，他们基本上是自发的，因此如果说有人煽动的话那就是他们自己。中共显然已经暗含“杀机”。

下午，中共派袁木、何东昌等人与学生对话。中共还是没有回应学生的问题，只是劝学生返校上课。其后的几天，中共政府和学生都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上海学生大游行。上海学生抗议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游行学生的口号主要有：“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无罪！”“修改游行条例！”“新闻要说真话，”“民主万岁！”“推进民主，严惩官倒，清除腐败，”“快复《导报》原状！”“打倒官倒，反对特权，”“让创造财富的人先富起来！”“增加政治透明度！”“不让人民说真话，就不是强大自信的表现！”。 (64memo.com89)而后来成为镇压法轮功元凶的江xx就是通过其对《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的铁碗处理和学生的血腥镇压而爬上了中共最高党魁的位置。

赵紫阳发表关于稳定和反对动乱的讲话，表达了中共温和派领导人的意见。同日，“高自联”发表五四宣言。全国学生相继游行。高自联在游行后发表说明，呼吁学生自5月5日起全部复课。学生们认为可以接受赵的讲话精神，相信很快就可以摘掉动乱分子的帽子。因此，学潮处于相对平静时期。学生们在等待政府否定426社论。但是，赵受中共党内极左势力的牵制，对学生的期待并没有作出快速的让步。觉得受到欺骗的学生遂于5月13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绝食书》中写道：

“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挂、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些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知识份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员警和那吐缙我们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殴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六四档案/2004)”

学生的绝食使中共内部对如何处理分歧更加激烈。5月14日，赵紫阳派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书记处书记阎明复、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在统战部礼堂同学生代表对话，包括学生代表在内的各界人士到广场劝绝食学生返回学校。至少也要顾全国际声誉的大局，不要影响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戈巴契夫访华的国事活动。无奈参与绝食的学生铁心等待政府宣布他们是爱国青年的决定。5月15日，李铁映、阎明复等在政协礼堂继续与学生对话。全国各地相继爆发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首都高校学生也组织了各种后援活动，大批学生24小时在天安门广场维持秩序。部分绝食学生昏迷，少量维持秩序的学生由于劳累过度而送院治疗。 (64memo.com89)

5月16日，阎明复再次到广场发表讲话，恳切劝说学生返校，并说愿意做人质等待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情绪激动的学生没有听从起劝说。同日，赵紫阳与戈巴契夫在钓鱼台会面。次日凌晨，赵发表书面讲话，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精神，承诺绝不秋后算帐。但担心受到欺骗的学生仍然坚持绝食。

根据赵紫阳的回忆访谈，5月17日，中共高层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实行军管事宜。在此之前，除邓小平之外，只有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杨尚昆、乔石和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而在当天的会议上，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当时虽然表示不反对戒严，但是仍提出“是否还有比军管更好的方法”。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温家宝到广场看望学生。赵紫阳发表了催人泪下的讲话，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希望进行对话。不料，晚上突然传出戒严的消息。绝食活动于是宣布结束，但学生们继续进行游行和抗议活动。而北京市民开始自发到各进城路口阻拦军车进城。

5月20日，李鹏签署了在北京地区实施戒严的命令，称：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64memo.com - 89)

戒严令颁布后，游行规模进一步扩大。游行的口号开始集中在李鹏、杨尚昆、邓小平身上。并开始出现直接针对中共的口号，过去拥护中共、反对腐败的口号减少。

戒严令发布后，由于部分军人抵制，更由于市民的反对和阻拦，戒严令基本没有得到实施。而直到此时，虽然有上千万人上街游行，但所有的抗议活动一直是在平和的环境下进行的，基本没有出现什么恶性事件。以赵为首的中共温和派和学生保持了基本的克制。但是中共的邪恶、暴虐本性决定了它在关键时刻，为了维护其邪恶的政权，不惜屠杀所谓“威胁”自身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