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华民国政府亦派代表出席了日本投降仪式，并在其投降书上签了字。

根据盟军最高统帅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因为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正是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進行了十四年坚苦卓绝的对日持久抗战，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凡属于中华民国的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所隶属的抗日军队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拥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受降权。中华民国政府在指挥和接受对日受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是毫无疑问的。

就中共而言，也根本不具备单独对日受降的权利。首先，其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就已经宣布其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其次，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抗战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原来所具有的，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了。

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宣布投降之际，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避免中共乘机叛乱，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8月11日，蒋介石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此后，各战区开始次第受降；10月，国民政府正式收复台湾。

但是，经过八年抗战得以养精蓄锐的中共，早已不顾什么道义的中共，早已将阴谋之术运用自如的中共，根本不考虑人民期盼和平的中共，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和与国民党夺权了，首先就是强行夺取对日的受降权。与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的1936年时相比，1943年的中共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到1945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中共党员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众，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这与在十四年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

8月9日夜，当延安获悉日本投降和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進军”的命令。8月10日夜至8月11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中共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甯次向中共军队投降。

而8月11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划受降的命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流氓嘴脸可见一斑。

8月13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的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行進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8月12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9月11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進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10月17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获得了八年全面抗战以来“ 专打友军”的又一个辉煌“革命战果”。

而在毛看来军事地位十分重要的东北在日本投降后是否能据为己有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当时苏联不仅与英美有约，由苏联受降东北的日军；而且中苏亦有约，由苏联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管行政。苏联在国际条约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开违背国际公约，又不宜立即和公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中共能否夺取东北还要看苏联的态度。但毛泽东大胆的進行了试探，并为将来夺取东北進行了军事准备。

在毛8月10日至11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所发出的七个命令中，其发出的第二、三、六号命令就是以“为配合苏军進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進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進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進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進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并组织东北朝鲜人民解放朝鲜”。同时，毛下令派遣千余中共干部迅速進入东北，进行舆论上的先期宣传。此后，中共中央又命令部分中共军队相机進入东北。

中共利用国民党军队主力远离中原时机，迅速攫取地盘。其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是十分惊人的。在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后的8月26日，毛就在其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赤裸裸的说道：“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此后，中共在苏联的默许和暗中帮助下，数十万军队开入了东北。1945年10月28日，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飞到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国民政府進入东北接收事宜时，马林诺夫斯基“热情允诺”中国政府军于营口登陆。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复于11月7日率领一个军乘美舰驶向营口港外时，非但发现苏军不知去向，而且发现营口海滩上满是正在修筑防御登陆作战工事的中共军队。原来苏军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军转赴美军占领的秦皇岛登陆。自此，中华民国政府军進入东北接收已经没有希望，政府军派驻东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军只好从门外打起，节节打退中共军队的阻击，先攻占山海关，后攻占锦州，至11月下旬，才“攻入”东北接收。由于苏军支持中共阴谋抢占东北和武力抢占东北，中国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在东北公开爆发。

重庆谈判和制宪国民大会--国民党政治解决纷争的努力

在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率领下，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战后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战争严重损害了国家元气，国家大部分地区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严重，百业待兴；而且国民政府内部政治腐败，贪污现象严重，致使国家整个运作迟缓，丧失民心；此外，在对战后如伪军收编等诸多问题上欠缺周密的考虑。但更严重的是，另一方面，在抗战中壮大的中共，准备乘机作乱，与国民党争权。

蒋介石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因此对中共一再作出了让步。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际和国内重要问题，并一再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比如致电斯大林)，希望中共能够罢兵休战，共同参预战后的中国民主宪政建设。为了解除毛顾虑的安全问题，蒋介石还亲自敦请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重庆和延安。

毛在苏联的命令和国内的舆论下，不得不于1945年8月26日赴重庆谈判。但毛在赴重庆前夕，继续下达了“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的命令。可以想见，毛从未放弃夺取政权的野心，其赴重庆谈判也是其政治伎俩的体现。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会谈纪要》，也称《双十协定》。从达成的十二方面协议来看，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协定条文，在事实上具有巨大的進步意义。因为上述条文于嗣后被写进了政协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中，无疑是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具体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个民主国家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

然而，毛在和谈结束刚刚回到延安时，马上向军队发出了“立即向蒋管区发动進攻”的命令，公开破坏《双十协定》。还是他自己说得好：“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这才是毛的真心话，因为他要欺骗国人的目地达到了。可见，中共对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的阻挠和破坏，实是从破坏《双十协定》始。

在中共進行叛乱之时，受蒙蔽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民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迁就中共，并派马歇尔以调停人身份来华。

双十协定签署后不久，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应马歇尔之要求发布停战命令。这对于从不曾放弃夺取天下的毛和中共来说只不过又是一场“ 政治秀”。其目地一仍然是要消弥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只要内战的“谣言”，二是，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毛泽东和中共需要时间来稳定他们刚刚抢夺到手的东北根据地。正如毛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即1945年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信。该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由是可知，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才是真。也就是说，中共有心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是假，而积极和坚定不移破坏宪政和发动内战是真。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会议不仅达成了诸项完全有利于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协议，而且提出了“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里有公开或秘密党团活动”的条款，议定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成立了以马歇尔为主、和以张群及周恩来为辅的“军事调停小组”，拿出了整军方案，达成了停火协定。显然，这对于解决战后各派政治力量间，特别是政府和中共之间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消弥内战和推進民主宪政的進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政协会议召开后，国民党军队严格执行了停战命令，而中共军队则乘机攻城掠地，以扩大其占领区。马歇尔在华一年，如此停战者三次。每次马歇尔都以停止军事援助加以威胁，使国军所有美式武器皆如废物；而苏联则将从东北百万日军所获得武器给了中共军队，国共实力消长之间，形势已大异。

但是，由于上述一切不可能适应中共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以发动内战打天下的需要，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而于1946年1月26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第三条：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第四条，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上述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了民国政府的拒绝。因此，中共很快将刚刚召开的政协会议和它的“和平建国纲领”扔到了一边，为建立和巩固他们的东北根据地而立即发动攻势，大打出手，并于3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这个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共于东北发动的大规模内战中结束了。

至此，中共假和谈，真内战的嘴脸暴露无遗。

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与中共和谈也是假，是为了赢得军队转移的时间，中共先发制人也没有错。依照个人看法，蒋介石为人民计，为国家计，在战后本意是希望避免内战的，因此对中共的种种作法一忍再忍。

而最能说明蒋介石真诚希望避免内战的，是战后立即开始的民主宪政建设。虽然中共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继续大规模侵占东北和华北，但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为了避免内战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其根本目地，固然是在于结束训政，走向宪政，还政于民，以完成民主建国的历史性目标，同时，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他期待中共参预战后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愿望，更希望借此来避免内战的发生和扩大。

1946年5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召开首次“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然而，此时，由于中共在东北的内战中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并且没有达到满足就拒不交出代表名单。由是，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不过，大会终于在11月15日举行，12月25日制宪完成。1947年1月1日，正式公布宪法；定1947年12月25日为宪法实行日期，中华民国正式進入基于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政时期。全国开始致力于实行宪政。

可见，正是因为中共假和谈而真心发动内战，中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为避免内战所付诸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中华大地上烽烟再起─一场由中共挑起的内战爆发了。中国老百姓再次陷入战火的蹂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