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业已走过的中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位旷世明君，比如西汉的武帝，唐代的太宗，宋朝的太祖。当历史走入清朝时，又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与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其文治武功可以说是无与伦比。他引导着大清帝国摆脱了明清之际的混乱与动荡，走向了和平与安定，为持续时间长达130余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清朝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国家统一，而这一成就正是在康熙朝奠定的。后世史家在评价康熙帝的一生时，认为其“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评价可谓公允。

《烧饼歌》中关于康熙帝的预言

明代刘基的《烧饼歌》中有这样的记载：基曰：“十八年间水火，夺庸人不用水火臣，卦分气数少三数。”

这段预言，说的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的故事。“十八年间水火夺”一句，预言康熙继位之事，“康”字底下是“水”的变形， “熙”字底下四又是“火”字的变形，因此正与历史事件暗合。刘基又以“庸人不用水火臣”一句来暗示康熙， “庸”字去掉底下的“用”，再加上“水”便是“康”字； “臣”与“熙”的左上角相近，底下加上“火”(即四点)，便基本上凑成了“熙”字(少了一个“已”)。可以说，此句大体上达到了暗示“康熙”的目地。

“卦分气数少三数”一句，是预言康熙皇帝的在位时间。“卦分气数”便是六十四，因为“八卦”当中， “乾”、“兑”、 “离”、 “震”、 “巽”、“坎”、“艮”、 “坤”等名称。这八卦两两相重，便可形成八八六十四卦。 “少三数”，即是“六十四”减少“三”之数，因此得数是六十一，这六十一便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年数(1661──1722)。

康熙帝的身世和异象

康熙帝，名玄晔，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孝康章皇后。史书记载其“天表英俊，岳立声洪” 。据说当他六岁时，与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问安。顺治问他们二人，将来想做什么。福全的回答是：“愿为贤王” 。而玄晔却回答道“愿效法父皇” 。顺治深以为异。

顺治帝临终时，指定玄晔为皇位继承人。因当时的玄晔年仅8岁，顺治帝又指派了4名亲信大臣辅政，即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玄晔即位后，改元康熙，史称康熙帝。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母亲重病时，康熙“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他又昼夜守灵，水米不進，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幼年的忧患，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

康熙是个非常喜爱学习之人。康熙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曾说自己“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 康熙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的身上流淌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康熙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

康熙的勇武与奋進，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教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進、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少年康熙计除鳌拜亲政

康熙即位之时，清朝处于虽然建立，但国家正百废待兴的局面。而康熙虽然当了皇帝，但因为年幼，国家大事的决断基本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这四位辅政大臣，索尼居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富有才干，但与鳌拜不和。其后的遏必隆则为人圆滑，不与人争锋。对权力最有野心的是鳌拜。为了在索尼退下之后掌控朝政，鳌拜一方面拉拢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在处理朝政时，鳌拜十分专横，根本不将康熙帝放在眼中。

聪明的康熙以退为進，在祖母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方面避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韬光养晦，专心学习治世本领，并寻找适当时机剪除鳌拜。

1667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岁的康熙决心废除四大臣辅政体制，实行亲政。7月，实行亲政大典。不过，康熙虽然亲政，但原有辅政体制却未能发生变化。为了使康熙能够及早亲政，并迫使遏必隆和鳌拜也交出权力，苏克萨哈在康熙亲政第六天上书请求退隐。在康熙尚未做出反应之际，鳌拜罗织了24条罪状陷害苏克萨哈，并强迫康熙将其处死。清除了苏克萨哈后，鳌拜更加肆无忌惮，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决断；对于康熙帝的有些诏令，他也敢公开抗旨。这些使康熙意识到该是剪除鳌拜的时候了。康熙考虑到鳌拜亲信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决定设计将其铲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痹鳌拜，一方面选择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练习扑击之术。1669年5月，康熙决定采取行动。他首先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派出，削弱鳌拜的势力，然后派人将鳌拜召入宫中擒获。鳌拜的党羽在此之后也被一一擒拿。

在对待鳌拜的处理上，再次显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诏说：“鳌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贯没拘禁。” 也就是说，鳌拜因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免于一死而终身监禁。对于其党羽也给予了不同的处罚。同时恢复了苏克萨哈的职位。这种措施稳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鳌拜后，废除了辅政体制，收回了朱批大权。自此才真正开始了亲政。

康乾盛世的开启--康熙的宽仁之治

康熙亲政后，清朝内部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但是，国内形势仍然十分险恶。南方的三藩割据，西北噶尔丹的反叛，台湾郑氏的割据等等，都摆在康熙的面前。深谋远虑的康熙凭着自己超凡的胆略，在良臣的辅佐下，开创了盛世王朝。

在治国之本上，康熙选择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响，对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当天下发生灾祸，康熙常常视为对当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发生地震，康熙下诏说：“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洁。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诏说，这都是由于自己缺少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進一步加强了皇权。他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康熙将用人之权、奖惩之权亲自控制，不许大臣干预；并设立密奏制度，以广泛体察下情。这种统治方式为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并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贤，任用了一大批敢于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说：“尧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不敢谓己治已安。汉文帝亦古之贤王，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们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

在经济上，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原种之人，令其耕种”，永为世业，号为“更名田”。这些农民成为自耕农。这一政策将直隶、山东、山西、湖广、陕西、甘肃等地废藩田改为民地，自耕农大量出现。其四，改革赋役制度。1646年（顺治三年），清廷以明万历时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到1657年（顺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删除全书上的田赋尾数，重新编成《简明赋役全书》。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催征办法上也不断改变，如从发给花户“由单”到“串票”（二、三、四联等串票），再到“滚单”等。

此外，康熙还重视兴修水利，大力修治黄河，终将“淮黄故道，次第修复”，暂时缓和了黄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胁，保证了百姓的耕种。

在军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在缜密谋划之后平定了三藩之乱；遏制了沙俄的扩张，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武力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使台湾回归；康熙还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强调兴礼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在康熙倡导之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一百二十卷的《历代题画诗类》，九百卷的《全唐诗》，还策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康熙帝以抚慰为主，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尔扈特蒙古虽然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贡。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叛军。此后，清政府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分理前后藏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