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内心并不是愉悦，反而使忧伤里有一些欣慰。我的父母这几年相继过世，我还没有完全能够从这个事实中走出来，因为他们过世时我不在身边，所以总觉得这对我不太真实，总以为他们还在老家的屋里或者园子里忙活着。

父亲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人，我现在猜想，这可能和他从小无父无母，由曾祖母一手养大。曾祖母可怜他们兄弟俩，所以免不了有些宠惯，养成了这样的性子。

不过父亲并不是无理之人，相反，他非常的注重礼仪，对我们的要求有其严格，可能怕我们像他一样也“无法无天”。父亲十八岁参军后来做医生上大学，再转业到地方医院，直至因讲真话被开除，他的骨子里是山东人的东西，共产党的教育少之又少。山东是孔子的家乡，尽管我的家乡高密，古称夷维，属古代的齐国，可是比较其他的省份来讲，还是保留了老夫子的精神和礼数多些。

我小的时候最愿意回外祖母家了，外祖母，舅父，还有那些乡里乡亲，他们可能都没有上过几年现代的学校，可是说起话来，全是文明的让我这个城里孩子觉得特别无知和无礼。父母老是教我们回外祖母家要有礼貌，不然会被笑话。

再说父亲，受了共产党多年的教育，可是本性不改。我小的时候记得，父亲总是在腊月三十晚上挂上“竹子”。不知道是否是这两个字，只是听父母这样叫。就是族谱。上面列了祖宗的牌位，四周饰有我们高密特有的扑灰年画，我小的时候对那些造型奇特的人物非常的有兴趣。因为他们的脑袋显得相对的有些大，身子胖胖的，脸也是胖胖的，看上去非常的有趣。记得家里的那幅“竹子”，最上面是两位老者，年纪应该在五十岁以上，一男一女，应该是代表祖先的；接下来是列祖列宗的名字；中间是空的格子，留给后面的人；我最感兴趣的是最下边，是一扇大门，大门边上有一个大人，穿着长袍正在作揖，好像是向客人献礼，门外边是两个小孩子，一个正在大胆的用香火点炮仗，另外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捂着耳朵，大概是怕炮仗震着耳朵。

“竹子”的两边是一首传统的对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继世长。横批是什么忘了。

这个“竹子”之所以叫“竹子”，大概是因其挂在一幅真的竹帘子的前面，在一进门的厅里，下面是一张桌子，我想应该是传统的八仙桌，可是那时候太穷，就用了家里的唯一的一张桌子。香炉和烛台都是父亲自制的，到也满像那么回事儿。桌子上的供品不用说是母亲做的，但可得父亲摆上去。我小的时候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老跟在父亲身后，看他忙这忙那，可惜因为我是女孩，以后出了门子是人家的人，我是没有资格动那些供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这个规矩有些恨恨的。家里唯一的男孩，弟弟反而对这些没有丝毫的兴趣，父亲老早就看出来了，说将来我死了，你们就把我埋在院子里就行了，不然，军将来肯定不会专门回老家给我上坟的。军是弟弟的名字。

我出生的那年是文革开始的时候，全国破四旧、迷信、封建，我记事的时候，还是那个气候。父亲只能在三十晚上挂上竹子，摆上贡品，然后初一一大早摘下来，撤下供品，到初二晚上送年的时候再挂回去，因为民兵随时随地会来搜查。

我最激动的是快十二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母亲开始下饺子，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们到外面去放鞭炮，那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成一片。然后，饺子摆上桌，父亲先在祖宗的牌位前，下跪、磕头，请祖宗回家过年；然后是母亲。父母亲坐到炕上的桌子边上，轮到我们姊妹几个。大姐那个时候迷信于用扑克牌算卦，所以一到快十二点，她就躲到自己的小屋子里算卦，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算什么，大概是算能不能找到一个称心的男朋友吧。我们几个孩子轮流的跪在供桌前，磕头，给父母拜年，然后父母齐声说，好孩子，上炕吃饺子吧。吃完饺子，分压岁钱，我们也叫磕头钱。通常是两毛或者五毛的崭崭新的票子。后来长到一块、五块直至十块，一直到我临出国，父母仍给我压岁钱，还是十块钱。

吃完年夜饺子，就是挨家挨户的拜年。

我们全家在父亲被开除之后，无奈闯关东，在东北住了二十二年。在东北的时候父亲有一个高密老乡王大爷，可能离父亲的老家很近，因为我是在东北生的，所以对父亲的老家不是非常熟悉，不知道这个王大爷到底是哪个村的。王大爷每年三十晚上都要在我家和父亲通宵的聊天，我记得的内容很少，因为我那个时候疯着出去玩，没有心思在家听他们说话。王大爷讲的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清楚，这个王大爷，有一次去赶集，大概回家晚了，路过一座坟地的时候，给迷了路，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他说昨天晚上推着车子上坡下坡走了好远的路。结果第二天，家人才发现，他是在坟地里走了一晚上，车子把个坟都快碾平了。后来人们说他是被“附”着了。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原来还真有这样离奇的事情。因为那会的宣传这些都是迷信，不存在。

父亲高兴了还会给我们唱戏，或者拉个乐器什么的。母亲也会唱戏，只不过她只会唱高密地方戏“茂腔”，俗称“走棍子戏”，我们姊妹们一致认为这个戏很难听，好像就是一直在直着嗓子喊。父亲会唱京戏，很好听，父亲的“打鱼杀家”很拿手。还会唱很多好听的歌，俄罗斯歌曲，还有一些三、四十年代的的老歌。可惜我那个时候脑子里被“革命京剧样板戏”充斥着，没有学会父亲会唱的歌和戏。

父亲“胆大妄为”，不听号召。但是给了我们很多其他的孩子所没有的教育。母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着父亲辛苦了很多年，但是把幼时外祖父母对她的教育，传给了我们。

我小的时候虽然很愿意跟着父母亲回山东外祖母家过年，只不过一件事，我不太高兴，就是过年的时候吃饺子，要分着吃。因为那个时候实在太穷了，外祖母没有那么多细粮，所以饺子是有数的，每个人只能分几个。外祖母年老多病，不能到队里劳动，全靠舅父抚养，生活很艰辛。所以我对那个时候回外祖母家过年唯一的不快乐的记忆就是饺子不能敞开肚皮吃。其余都很有趣。父亲尊重外祖母也是出了格的，大概他自己从小无父无母的缘故吧。有一次父母回老家过年，正赶上邻村唱戏，都是戏迷的父母得到了外祖母的首肯，去看戏。父母难得听一回真正的家乡戏，可能听在兴头上忘了时间，等到记起已经过了应回家的时间，就急忙往家赶。可是回了家，外祖母已然生了气，过时不回家，这还了得。于是老太太大门一闩，任由父母亲在外边叫“娘，开门”，就是不开。可怜已经五十几岁的父母亲，在寒风里站了半个多小时，又赔礼又道歉又请求，才最后给开了门。只此一次，父母亲以后还哪敢太晚回家。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要出去同学家玩一会儿，父母说几点回来，那就得几点回来，从不敢在外太晚以至过了点。

搬家回山东老家以后，我已经大了，十几岁了。过年的时候，可以跟着父亲帮他挂竹子。在我自己练了几天书法以后，他觉得很自豪，认为我的水平可以写对联了，就让我写，可是我自己觉得我的水平是在有限，可是父亲就说可以，无奈，我就被“逼上梁山”，硬着头皮写。“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等。我现在想起来，我是偏得，父亲用这个方式让我继承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以及中国人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我有的地方不明白，就问父亲，他就给我详细的解释。

二姐心灵手巧，有一年她自己设计剪刻的“挂贴”，为父亲所称道，所以自那时起，我家都是二姐自己做。挂贴是贴在大门门楣上的一种装饰，贴在横批的下面，五颜六色，迎风招展，平添新年气氛。二姐结婚以后，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所以过年的时候，除了帮助母亲做馒头、扫除之外，就是写对联、刻挂贴。

父亲对我是很欣赏，大家都这么说，只可惜我是女孩子，不然可以光宗耀祖的。我以前一直引以为憾，恨自己没有脱生成男的，可以在弟弟极其不乐意回老家上坟的时候，替他去。好几次，我都跟父亲说，爸，我去吧。父亲回我，胡闹。

父亲对共产党的认识大概是很深刻的，他因为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与医院院长意见不一致，就被开除。父亲坚持说真话，不肯顺着潮流说。但终生不悔，宁肯终其一生背井离乡，在东北偏僻的小镇子的街上卖菜籽，也决不低头。我“六四”的时候，因为嗓门大，被叫去领着喊口号，又去北京，所以后来虽然已经毕业了，又在清洗的时候，被从单位招回学校，软禁一个多月写交代材料。但是我的骨子里秉承了父亲的硬，不肯交待不该说的细节，甚至不肯告诉他们是谁让我喊的口号，其实那个人是学生会的，后来已经站回到了中央的一边，我也不肯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我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他自己要负责的，尽管我鄙视他的行为；但是我作为一个人，决不能做出卖的事。这是我的原则。父亲知道了后，说你和共产党斗，没赢。我想他大概已看透了这个党的邪恶和残忍。

这几年姐姐弟弟被抓，母亲忧急之下过世，我自己归国被抓，护照被拒，如果父亲还活着，不知道他老人家会对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说什么。

父亲冒着被抓起来的风险，过年的时候也要不失去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朴素的对祖先的祭奠，不忘祖先留给我们的传统、财富和精神，尽管他自己可能并不认识到这一点，只是作为一个人的本分，不忘祖宗、不忘本。父亲也有爱说大话，脾气大，爱摆架子，等等一般的老百姓都可能有的缺点，可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能对这个庞大的邪恶的机构说不，在大家都放卫星、说假话的时候，他说真话；在大家都听从召唤，把马恩列斯毛这些邪灵作为神灵供奉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忘了列祖列宗，而且公然地把祖宗的牌位摆在那里，供亲友们敬奉。

我小的时候，甚至有些恨父亲，恨他那个时候不会低低头，不然他的职位可能已经很高，我们也许可以算作“高干子弟”了（他当年的同学，有做到部级、师级干部的）。今天我为自己卑鄙的想法而感到羞辱，更为我玷污了父亲的品德而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多么的可耻。

父亲已经仙去，愿他在天之灵安详。尽管我是女孩子，可是我仍然在过年的时候向他祭拜，希望他和母亲大人平安。

乙酉年正月初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