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死后，穆宗即位，年号为隆庆。隆庆初年，高拱以东宫旧臣，受穆宗器重，与徐阶抗衡，终于取代徐阶。不久，高拱又被张居正取代。

由于宦官专权，明朝特务横行，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增加，农民负担剧增，不仅出现了大量流民，而且激发了大量农民起义。比如正统时，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他们以矿工、农民为主，曾攻占了闽、浙、赣三省部分地区。天顺、成化时，在荆襄山区又爆发了刘通、李原领导的大规模流民起义。正德年间，在河北又出现了杨虎、刘六等领导的起义。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社会矛盾并没有缓和。

另外，明中叶后，明政府财政危机逐渐严重。当时，全国田赋输京米400万石，而宗藩岁禄达853万石，“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加上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嘉靖一朝每年财政亏空多者近400万两，少者也有百余万两。到1567年（隆庆元年），太仓银仅存135万两，只够三个月的开支。明王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在穆宗统治时期，大臣张居正深切的认识到明王朝存在的严重积弊和危机，决心加以剔除。他向穆宗上《陈六事疏》，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与改革思想，包括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项措施。但由于当时的首辅称皇帝不想有所作为为借口而不了了之。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他于1572年（隆庆六年）任首辅。

1572年，穆宗死后，神宗朱翊钧即位，年号为万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大权在握的首辅张居正开始了全面的改革，这就是万历新政。

首先，集中精力整顿吏治。一方面“用人唯才”，同时，裁减了许多冗官；一方面采取了一项措施“考成法”，防止官员渎职、腐败。

其次，为了革新政治，培养人才，张居正提出了整顿学政振兴人才的措施，规定各级学校的学官、儒生必须“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空谈废业；并下令把天下书院改成政府办公机构，意在提倡实学，防止空谈。

第三，在处理北部边防的问题上，张居正加强了与蒙古的政治经济联系。明政府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设立茶马互市，开展中原与蒙古族之间的贸易往来。他调抗倭名将戚继光北上守蓟门，派李成梁镇辽东，整饬边防。又在西起居庸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上，筑敌台（碉堡）三千，从而加强了边防。

第四，在经济方面，张居正针对政府财政困难的问题，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整顿赋役制度。他认为，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隐占田地，逃避赋税。为了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他不顾官僚地主的反对，于1578年（万历六年）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凡勋戚庄田、民田、职田、军屯田等，一律丈量。到万历九年清查结果，全国总计田7013976顷，大大超过了明前期全国的税田总数。对改变“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查全国土地的基础上，针对赋役制度存在的弊病，张居正又推广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内容较为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赋役合并。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出办的徭役，现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至于摊派的比例，各地执行的情况不同。有的地方以田为主，以丁为助；有的地方以丁为主，以田为辅；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个别地方也有全部摊入田亩的。但不管怎样，丁役摊入田赋的倾向是一致的。

其二，“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农民可以出钱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应。

其三，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都改为用银折纳。

其四，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丁粮毕输于官”，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办法。

可以说，“一条鞭法”的实行，简化了赋役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前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并出现“摊丁入亩”的趋势。时人评论说：“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弃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新政的经济改革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明朝的财政赤字消失，史书称“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这段时期是明王朝最为富庶的几十年，又称“万历中兴”。

从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的记载看，当时在耕耘、选种、灌溉、施肥、园艺等各方面都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花生种植越来越普遍。番薯、玉蜀黍已从南洋引种進来。棉花“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松江二百万亩耕地“大半植棉”，是当时主要的产棉区。福建、广东广种甘蔗。湖州地宜蚕桑，种桑养蚕者“在在有之”。烟草在明中叶从吕宋传入后，很快就从闽、广传到长江流域，至明末已“渐传至九边”。其它如茶叶、马兰草、漆等经济作物和油料作物，种植面积都有所扩大，产量有所提高。

此外，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广东佛山、山西阳城、福建尤溪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冶铁、铸铁业。制瓷业中心景德镇，在明中叶时民窑生产有很大的发展。民窑窑身比官窑大三四倍。如官窑青瓷，每座容烧量，以小器计，仅有三百件；而民间的青瓷窑，每座烧制小器可达千余件。

丝纺织业中“花楼机”的构造比以往又改進了一步，能在绫绢上提织各色花纹。明末，苏州市场上有绫、绢、纱、绸、罗、布六种织机作为商品贩卖。所织成品，“巧变百出，花色日新”。印刷业中已经使用铜铅活版，这比宋代的胶泥活版又進了一步。

手工业的发展又促進了商业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晋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了各种商帮。

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促進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南、北两京是全国最大的都市。东南沿海的广州、漳州、福州、宁波等地，既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又是商业都会。长江沿岸的武昌、汉阳、荆州和运河两岸的天津、临清、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贸易中心。最繁荣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手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而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荣的城市。

白银的广泛使用，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明中叶后，“朝野率皆用银”，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白银输入剧增。据估计，嘉、隆两朝，仅广东市舶司每年收取的关税和外商租地税，就达二百万银元。万历以来，出自西班牙的墨西哥鹰洋银币，已在闽、广通行。

不过，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后，一些不满改革的官员群起攻讦，抄没了张居正全部的家产，改革措施有所被破坏，但尚能维持中兴局面。

万历二十年后，神宗怠于朝政，纵情声色，恣意挥霍，使中兴局面渐渐消失。官场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十分严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腐化，许多衙门缺主管长官，政事无人处理，吏治败坏到极点。同时，神宗信任宦官，使其到各省开矿，借此勒索。而此时日本丰臣秀吉侵犯朝鲜，明朝派兵数十万支援，相持七年，不能却敌，耗费了大量钱粮。神宗后期，政治更趋昏乱。

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想立她生的儿子常洵作太子。许多大臣为维护传统，要求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上爆发了“争国本”的斗争。吏部郎中顾宪成在斗争失败后，罢官回故乡无锡，他与好友高攀龙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聚会讲学，评论朝政得失。许多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一部分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和”。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东林党人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机，要求改革朝政。东林党人还强烈反对矿监税使对城镇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劫夺。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在东林党等支持下，立为太子。东林党和其它党派的纷争更加激烈了。

走向灭亡的明朝

神宗死后，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但不久就被毒杀。弟弟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宠信宦官魏忠贤，使明朝在业已衰败的基础上，走向了灭亡。

在唐朝预言《推背图》和明朝的《烧饼歌》中早已预言了最终将明朝推向深渊的两个人：宦官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容氏。

《推背图》第三十一象图中画有一男一女，男的暗指魏忠贤，女的暗指容氏。谶文是“当涂遗孽，秽乱宫阙。一男一女，断送人国。”指魏忠贤和容氏秽乱后宫，并把持朝政，断送了明朝的江山。颂文是“忠臣贤士尽沉论，天启其衷乱更纷。纵有胸怀能坦白，乾坤不属旧明君。”意思是说魏忠贤和容氏当道，忠臣志士都被赶尽杀绝，天启年间后更是厉害。后来崇祯即位，将魏忠贤等或杀死，或流放，但为时已经晚了。

《烧饼歌》中则说 “阉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乱朝纲。” “忠良杀害崩如山，无事水边成异潭，救得蛟龙真骨肉，可怜父子难顺当。”“八千女鬼”是一个“魏”字，指魏忠贤毁了大明天下。

历史的真实也是如此。

魏忠贤，原来是一个无赖，吃喝嫖赌倾家荡产，進京做了太监。他勾结熹宗的乳母容氏，升任总督东厂太监，并最终成了皇帝的代言人，并以“九千岁”自居。而熹宗对魏忠贤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他平起平坐。

在熹宗朱由校继位之初，东林党人大受重用，分据首辅和吏、兵、礼、都察院等部院长官，势盛一时。但1625年（天启五年），魏忠贤借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失陷广宁事，诬陷熊廷弼曾贿赂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祈求减罪，大兴冤狱，不仅诏决熊廷弼，还将杨、左等人杖毙狱中。一时，东林党人被逮杀殆尽。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使明后期政治更加黑暗腐败。

而这时农民的赋税越来越重。从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起，明政府借口向辽东用兵，开始按亩加派“辽饷”。经过前后三次增额，至1620年（泰昌元年），每亩加派银增至九厘，一年得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又有关税、盐课的加派及杂项的增收，三项共加额银239万余两。一些农民只得卖屋、卖田、卖牛，甚至典妻鬻子，弄得家破人亡。明朝处在了风雨飘摇中。

1627年，熹宗病死，由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明思宗希望重振朝纲，不动声色的处死了容氏，迫使魏忠贤自尽，并铲除了阉党对朝政的干预。不过，此时风雨飘摇中的明朝给思宗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时间。

思宗即位后，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国内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另一方面，位于辽东的女真族开始崛起，并于崇祯九年，也就是1636年，由皇太极建立了与明朝抗衡的清朝。思宗徘徊在攘外和安内的两难选择中。

明朝末年的天灾

由于明朝后期统治更加腐败黑暗，社会生产力也受到了严重破坏，以至水灾、蝗灾和瘟疫不断发生。从万历到崇祯，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1587年（万历十五年），“黄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各县"有以石为粮者"。第二年，河南饥，“民相食”。1590年（万历十八年），湖北麻城死于瘟疫和饥饿的有四万人。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有人指出：数年来灾害不断，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老百姓有的吃土，有的吃雁粪，“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 1639年，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江西都发生饥荒，河南“人相食”尤为严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万历以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以及民变、兵变，预示着明王朝即将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