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而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中原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等大小军镇，以后又扩展到全国。他们是地方的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即藩镇。安史之乱后，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藩镇大多依旧服从中央政府，向中央缴纳赋税；而在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一带的藩镇，即时称“河朔三镇”的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则割据一方，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也不向朝廷缴纳赋税。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它们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这种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破坏了唐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影响到了中央的财政收入。

此外，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当然唐中央政府也试图削弱藩镇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和藩镇时常发生争斗。在德宗和宪宗时期，先后出现了“四镇之乱”和“淮西之乱”。

“四镇之乱”的起因是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進长安。德宗逃到奉天（陕西乾县）。泾原叛军立朱滔的兄弟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乱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784年（兴元元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

“淮西之乱”发生在唐宪宗时期。814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中央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

藩镇割据也使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因为一些藩镇不缴纳赋税，唐中央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江淮一带。为了整顿财政，改革税收制度，增加政府收入，肃宗时负责财政的大臣刘晏和德宗时的杨炎先后实施了一些措施，比如整顿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挂”的流民和客户，重新编排在国家的均田土地，比如对盐法、漕运的改革，比如平抑物价和实行两税法等。这些措施使唐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

唐朝皇权衰弱的表现之二-----宦官专权与党争

唐初政治清明，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只负责皇宫内的守卫和清扫等事宜，无权过问军政大事。玄宗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开元末年以后，他居然可以审阅大臣送来的奏章，小事由其处理，大事才由玄宗自己裁决。诸王公主称高力士为“阿翁”，太子称其为“二兄”。此外，玄宗还委派宦官监军到藩国出使等重任。不过，此时宦官势力虽然已经抬头，但对皇帝还是惟命是从，凡事不敢擅专。

安史之乱后，宦官掌握了军权和财权，皇权开始削弱。唐朝宦官专权始于肃宗和代宗时期。肃宗就是由宦官李辅国扶持即位的，而即位后的肃宗对其十分宠信，让其掌管禁兵，并升任兵部尚书。肃宗还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前线著名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均受其节制。此外，宦官还掌握了国家财权。

从代宗开始，还以宦官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诏旨，权力很大，他们和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愈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招用。由于宦官掌握大权，藩镇多引为内援；宦官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以便控制皇帝，也多引藩镇为外援。

德宗时所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

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当皇帝不满于宦官时，宦官可以杀死并废立皇帝。唐后期的顺宗、宪宗、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也就是说，从宪宗起到唐亡，皇帝都形同傀儡，宦官成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而宰相、大臣则成为宦官的附庸，即“南衙”（外朝）成为“北司”（内朝）的附属机构。

除了宦官专权之外，由于政见与利益的分歧，朝廷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互相对立，这就是所谓的朋党。

晚唐时期的朋党之争主要是“牛李党争”。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门荫出身，另外则是進士及第出身。依据政治倾向来说，门荫出身的多倾向于没落的门阀士族，進士出身的多倾向于与门阀对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進士的不过三十人，但在官僚阶层中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登第的進士称同年，進士对考官称座主，考官对被他录取的進士称门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士族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瞧不起庶族，仇视進士。这两种出身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其中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的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牛李党争”。

牛、李开始结怨是在唐宪宗时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宰相，认为他们攻击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并指出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都遭贬逐，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

牛、李两党斗争的高潮是在文宗时期。两党斗争的形式是两党交替掌权，一党掌权，不问敌党有无人才，一律排斥；不问敌党政策是否可取，一律更张，完全把朋党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上。朋党之争的结果是政治更加腐败。

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倾轧，文宗束手无策，哀叹说：“去河朔藩镇非难，而除此朋党实难！”

宣宗之后，牛、李两党的领袖人物相继死去，这场持续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终于停息。

宦官集团在面对朋党之争时，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但最终一致对付外朝大臣，外朝大臣也相机应变。

一些不甘心受宦官集团的支配的朝臣也曾進行革除弊政、削夺宦官权力的努力，比如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和　 “二王八司马”事件以及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结果是相关大臣或被贬或被杀，宦官势力更加难以动摇。从此，“天下事决于被司，宰相行文书而已”。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末。这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唐后期宪宗的“元和中兴”

德宗、顺宗死后，宪宗即位，年号为元和。当时，唐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有能力扩大和强化中央禁军。而宪宗本人又能励精图治，可以说他是唐朝后期唯一有成就的皇帝，几乎重建了太平盛世。

首先他选用如武元衡、李吉甫、裴度等良臣整顿朝纲，其次他采取正确的削藩策略，即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孤立元凶。宪宗首先派兵攻打实力较弱的西川和浙西节度使，使其归顺朝廷，接着集中力量对付强大的淮西节度使。由于名相裴度的运筹帷幄，淮西被平定。其他藩镇纷纷献地表示归顺朝廷。《资治通鉴》上说：“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后人将宪宗在位的这十几年称为“元和中兴”。不过，宪宗虽使藩镇归顺中央，但并没有能铲除根基。

但是，820年，宪宗在试图铲除宦官势力的过程中，被宦官杀死。此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割据势力越演越烈，这种藩镇割据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

从德宗开始，到宪宗时代，唐朝的商业也有了進一步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唐后期的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业更加繁荣。许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益州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货物，多在这里运销外地，故商业亦极繁荣。时人称“扬一益二”，可见在唐后期，扬州、益州的经济地位已超越长安和洛阳。东南地区的杭州，到唐后期也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

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外国商船载来了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等货物，从中国贩走瓷器、丝绸等物品。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明州则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日本。

壮志未酬之君王——唐文宗李涵

宪宗之后，太监刘克明又弑杀了大唐第十七代皇帝唐敬宗，欲立绛王李悟，却被宦官首领王守澄率禁军冲入宫中杀死，李涵被扶立为帝，是为唐文宗，当时宦官的势力可谓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唐朝，到了唐文宗，已是政道昏暗，雾色苍茫之时。朝廷弊端甚多，宦官权倾朝野，宫廷内弥漫著一股恐怖的气氛。

唐文宗不甘大唐就这样衰竭下去，决意挽回失势，光兴祖宗基业。首先恢复单日上朝，勤政爱民，去奢从俭，更下诏释放宫女三千人，让她们重获自由。文宗时常召见侍制官，问及为政得失。朝野发放出一股新气象，人民似乎感觉太平日子将要来临。

太和九年（834年），文宗决定为复兴宗室打最重要的一仗，心腹郑注和李训安排好一连串伏杀所有宦官的大计。本来一切准备妥当，但李训却想独占功劳，竟自行改变策略。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趁文宗上朝之际，派人奏称左金吾厅后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企图乘文宗与众宦官前往观看时，把全部宦官一网打尽。

可宦官首领仇士良行至左仗院时，骤闻幕下传来兵器之声，他心知不妙，立即拼死逃回殿上，挟持文宗進入宫中。李训马上发难，率卫士追杀宦官，连砍数十人。仇士良劫文宗入东上阁门，立紧闭之。不一会，众宦官率神策军出门反攻，见人就杀，就连无辜的大臣亦枉死于剑刃之下，史称此为“甘露之变”。

李训败亡，郑注随后亦被诛杀。文宗无奈，从此愈发受宦官监制，怨恨苦恼。后更自嘲不如亡国之君周赧王和汉献帝，因他们只是受制于诸侯，而今天自己却受制于家奴。可怜文宗，郁郁不得志而终，享年三十一岁。

唐王朝在经历了宪宗时期短暂的中兴后，终于没能挽回颓势，在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的局面中，开始走向分裂，走向灭亡。

《推背图》中关于唐朝灭亡的预言

《推背图》第九象预言了唐王朝的灭亡。该象图中画着一棵大树，树上有一个鸟巢，下面躺着许多死人。暗示着唐末黄巢起义失败，死人无数。

谶文中说：“非白非黑，草头人出。借得一枝，满天飞血。”前两句指黄巢起义，“非白非黑”，即指黄色，暗寓黄巢。后两句讲黄巢起义，与唐朝开战，飞血满天。颂词是：“万人头上起英雄，血染河山日色红。一树李花都惨淡，可怜巢覆亦成空。”繁体的万字上部分与英的下面结合，仍是一个黄字。一二句仍旧是讲黄巢起义，战争死人之多，染红了山河。而三四句讲黄巢起义后，李姓的唐王朝的日子惨淡，已经没有几天好过的了。第四句讲黄巢旧将朱温灭掉唐朝，但朱温建立了后梁，所以说：“可怜巢覆亦成空。”

唐朝的分裂和灭亡

朝政的腐败，藩镇的割据和争斗，使昔日辉煌无比的唐王朝走向了没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也逐渐恶化。在唐文宗时期，唐朝的形势就已经是“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忧在旦夕。”到了三十年后的唐僖宗时期，农民已经是“冻无衣，饥无食”，特别在赋税严重的江淮地区，起义浪潮席卷江淮各地，其中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袁晁和方清的起义，唐朝的统治已然是危在旦夕了。

公元875年，山东王仙芝在濮阳县起义，部卒达数万之众。在发布的檄文中，王仙芝指责唐朝“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而在今山东曹县北的黄巢亦率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

王仙芝和黄巢都是私盐贩子。史书记载，黄巢家有资财好骑射，略通诗书。

后来王仙芝兵败被杀，余部全部归附了黄巢。黄巢号称“冲天大将军”，率军与唐军作战，先后攻下了杭州、福州、泉州、广州、洛阳、长安等地。由于黄巢没有能力约束部队，所经之处均遭洗劫，死人无数，应了《推背图》中的所说的血染山河。

黄巢攻占长安后，唐僖宗逃往成都。黄巢于881年1月在长安自称皇帝，国号为大齐，年号为金统。唐朝的达官显贵或死亡或逃散，消失殆尽。正如一首唐诗描述的“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唐朝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由于长安城内粮食不足，加之黄巢部将朱温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降唐，唐军進攻长安，黄巢不得不放弃长安东撤。884年，黄巢在山东兵败自杀。持续九年的黄巢叛乱虽然平息了，但其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使统一的唐朝走向了分裂。此后，虽然唐朝名义上还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已经是名存实亡，唐朝的辖地被各种割据势力瓜分。这些割据势力经过争斗，形成了三个主要的集团：以汴州为中心的朱温，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以风翔为中心的李茂贞。

907年，朱温废掉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改元为开平。唐朝正式灭亡，历史走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一幕轰轰烈烈的大戏虽然落幕了，但曾经辉煌的唐朝在各个方面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让人回味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