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后期京师直隶大疫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京师地区春荒严重，遍野荒地，耕收望绝。入夏以后，大雨成灾，而且时有冰雹袭击。五月初六日，御史李念兹上奏说，四月初旬以后，京师周围地区普降大雨，田地淹没，麦苗黄萎，早稻秧苗被雨水浸伤，而赈抚之事政府一直不作计划打算，寂寂无闻。他对光绪说，现在“京外灾黎扶老负幼，来京田食，其鹄面鸠形，贸贸溃乱之状，实屑目不忍睹”。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饥民中“疫疠流行”。七月二十九日，监察御史熙麟上折，因疾疫而死的灾民达三千余人，“其内城归步军衙门、顺天府经理者，尚不在此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夏秋三季，直隶南部地区发生互有关联的严重旱灾。袁世凯在向光绪的奏折中说：“畿辅荒早，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恶劣的天气为病菌的孽生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疫病广为流传。自四月以后，京师内外疫疾流行，范围既广，危害又深，流行病中最主要的是时人认为喉症和瘟疫二种。这次喉
症和瘟疫的流行，在京师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据《庚子纪事记》载：“居民死者枕藉。”天津的情况大致与京师差不多，春夏之季无雨亢旱，引起“瘟气流行”。十月，获鹿县出现大瘟疫，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在烧杀抢掠过程中也染上此病，一个月内前后死了三四十人。十一月，侵略军首领阿贝及一位中国籍的通使得病，不久就不治身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再次大范围的爆发疫病。这次疫病主要以霍乱为主。由于霍乱发病潜伏期较短，传染性较强，发病突然，所以病人发病前并无什么症状，突然起病后，短者一二个小时、半天左右就不治病死，长者也仅一二天身亡。数日内，京师霍乱因转相传染，形成了发病高峰，每天死人不计其数，一时间人心慌慌。天津疫病的出现似较京师要早。五月以后，霍乱已经流传开来，因缺乏有效的预防和医治措施，不满一月，染病死亡的百姓超过一万余人。在天津的杨柳青村，每天少则死去十余人，多时死亡二三十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直隶府署中上自袁世凯的幕僚，下自一般夫役，没多少时间也死去了十余人。而军营内得病的更多，前后官兵马弁死亡达七八十人，使袁世凯惶惶不知所措。这一次京师直隶地区的疫病流行，与前几次的疫病不同，前二次疫病都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关，而这次霍乱流行前，京师地区气候正常，并无连续的干旱或水灾，这次霍乱的出现呈突然性，危害大，传染快的特点。

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苏南、杭州疫疾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春，因一冬春未见雨雪，天气干燥，尘土飞扬，苏南很多地区发生呼吸道传染病。患病重者，在卧床一段时间后，因无法医治，也会命归黄泉。孙宝碹《忘山庐日记》说：“去冬少雪，一时多患喉者，死人无数。”光绪的老师翁同瓤在其日记中，记述了在常熟城内外疫病到处有流传的事实，他说：“闻城外痧证未净，乞药者多。”六月，“城中时疫盛行，乞药者踵相接。”至六月，常熟城内痧症不但未见减弱，反而更加剧烈的流传，药铺生意红红火火，配药求医者天天接踵而至。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有一种疫病流传進了杭州城由于这种疫病感染性较强，所以杭州城内几乎人人都染上此病。据孙宝碹《忘山庐日记》记载，这次疫病患者的主要症状大都呈发热、头昏目眩，发热过后，病人四肢出现红斑。 “然死人甚少。”

(参考资料：《三千年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