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前秦的苻坚率领大军南下，宰相谢安沉着冷静，他派弟弟谢石为大都督，兄子谢玄为前锋，率八万北府兵迎战；另派水军五千增援寿春。

十月，前秦先锋苻融攻占寿春，一面攻打硖石，一面派梁成等五万人進驻洛涧（安徽定远西），封锁淮水，阻挡晋军前進。晋军被阻，在距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扎。当苻竖得知晋军先锋缺乏粮草的情况后，便亲率精骑八千，兼程赶往寿春，并派俘虏的晋将朱序到晋营威胁谢石投降。

朱序见到谢石后告诉了秦军的虚实，并劝谢石乘前秦大军未到，挫其锐气，争取全胜。谢石采纳了朱序的建议，派名将刘牢之率精兵五千渡河夜袭洛涧，歼灭秦军一万五千。谢石等又率大军沿淮水前進，到淝水东岸与秦军隔河对峙。

苻坚听说晋军攻到，便与苻融登寿春城观看形势，见晋军部伍严整，又望八公山（安徽寿春北）上的草木，以为皆是晋兵，不免有些惊恐。晋军逼淝水立阵，谢玄派人要求苻融把阵地后移，以便晋军渡河决战，苻坚企图在晋军半渡时发动突然袭击，便挥军后撤。不料队伍因此大乱，朱序又在阵后连呼苻坚败了，于是秦军一退不可复止。

晋军乘胜追击，秦军死者众多。苻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逃回淮北，及到洛阳，检点余众，不过十余万人。

淝水之战是前秦企图统一全国的一次战争，也是东晋以少胜多取得胜利之战。

淝水之战后，南方由于东晋的胜利，避免了一场混乱和破坏，经济文化得以继续发展；而北方重新分裂。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形成。

淝水之战后东晋的发展

淝水之战后，谢安的权力進一步增大，引起了孝武帝的猜疑，被迫出镇广陵，把中央权力交给孝武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谢安死后，司马道子独揽军政大权，并引用太原大族王国宝等参掌朝权，排斥南兖州刺史王恭、荆川刺史殷仲堪。次年，王恭、殷仲堪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反司马道子。司马道子无力抵御，便杀王国宝等，请王恭退兵。此时武帝死，安帝立。

第二年，王恭第二次起兵，殷仲堪与广州刺史桓玄（桓温之子）等人起兵响应。后来，王恭部将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桓玄吞灭了殷仲堪等势力，这次联合叛乱失败。这时，桓玄占据着长江中游，刘牢之控制着长江下游北岸，高雅之控制淮南。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只有会稽（浙江绍兴）、永嘉（温州）、新安（淳安）、吴（江苏苏州）等八郡，东晋政府便把一切负担都加在这八郡百姓身上，增加了赋税。

淝水之战后北方的混战

*关东地区政权的更迭

淝水战后，前秦逐渐瓦解。原来在苻坚控制下的各族上层分子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在半个多世纪里，北方再度陷于分裂和混乱之中。自384年到439年，北方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三个政权。
在关东地区首先建立政权者，是淝水之战中保存了实力的前燕贵族慕容垂。384年，他自称燕王，定都中山（河北定县），史称“后燕”（384年～407年）。次年，慕容冲称帝，定都长子（山西长治），史称西燕。386年，鲜卑拓跋珪称代王，定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后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384年，羌族姚苌自称秦王，定都长安，史称“后秦”（384年～417年）。后秦任用汉族地主，惩治贪污，整顿刑狱，废除苛法，前秦末年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变。

后继者姚兴提倡儒学和佛教，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后秦在姚兴时一度相当强大，控制西起河西，东至徐、兖的广大地区。但连年战争造成“国用不足”，于是增加杂税，阶级矛盾尖锐，人民不断反抗，各族也乘机作乱。417年，刘裕灭了后秦。

后燕建国后，不久便消灭了前秦的势力。392年，灭翟钊建立的魏国；隔一年，又灭了西燕，恢复了前燕的版图。395年，后燕大举進攻北魏，被魏军打败。慕容垂死，子宝继位，内部大乱。这时，北魏攻下都城中山和河北一些郡县，后燕被分割成南燕和北燕。

398年，慕容德从邺城迁到滑台，自称燕王，后定都广固（山东益都），史称南燕（398年～410年）。410年，晋刘裕北伐灭了南燕。

后燕末年，政治败坏，因此上下怨叛，大臣冯跋乘机夺取了政权，称燕王，定都龙城，史称北燕（409年～436年）。北燕改革后燕弊政，整顿吏治，发展农业，兴立学校，很有一番新气象。但鲜卑贵族因为利益没得到满足而不断叛乱，国力削弱，后被北魏所灭。

赫连勃勃是匈奴左贤王卫辰之子。407年，他自称大夏天王，国号夏（407年～431年），都统万城（陕西横山）。他采用骑兵游击战术，使后秦疲于奔命。刘裕灭后秦不久，赫连勃勃又打败刘裕派在长安留守的军队，尽有关中之地。夏国统治者非常残暴，在战争中大批的虏掠、坑杀和迁徙居民，平时常无故借口杀人。因此激起人民的极大仇恨。431年，夏为吐谷浑所灭。

*河西走廊地区政权的更迭

在河西走廊地区最先建立政权的是西秦。西秦（385年～431年）是陇西鲜卑乞伏国仁所建，都宛川（甘肃榆中）。淝水之战时，他随苻坚南征，战后回到本部自立。后为夏所灭。

淝水之战前，苻坚派氐人吕光征西域。吕光攻下龟兹，“王侯降者三十余国”。淝水战后，他自领凉州刺史。苻坚死，他建立后凉（385年～403年），定都姑臧（甘肃武威）。他用汉人段业、卢水胡人沮渠罗仇等五人为尚书。后因故杀罗仇，罗仇侄蒙逊和段业相继叛后凉。

吕光侄子吕隆时，内部矛盾尖锐，外有北凉和南凉的進攻，吕隆被迫投降后秦。沮渠蒙逊反叛后，推段业为主，称凉王，定都张掖，史称“北凉”（397年～439年）。以后，蒙逊杀段业自立，后来被北魏所灭。

南凉（397年～414年），定都廉川堡（青海乐都），是河西鲜卑秃发乌孤所建，后为西秦所灭。

西凉（400年～421年）是汉人李暠建立的政权，先后建都敦煌、酒泉。李暠注意发展生产，“年谷频登，百姓乐业”。又在玉门、阳关一带屯田，势力遍及西域，后为北凉所灭。

十六国时期的政权，多是以“胡”人贵族为主的“胡”、汉上层集团的联合统治。由于其内部矛盾复杂，所以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都不长。

佛教在东晋南北方的广泛传播

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及夏、成汉等十六国的统治者，大多信仰佛教并加以提倡。在后赵、前后汉、北凉均盛行佛教，特别在前秦、后秦时期，很多人信仰佛教，并出了一些高僧，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此外，以神异著称的佛图澄，因为赢得了后赵石勒、石虎的崇奉而使华北佛教得以保全和发展。

南方的东晋王朝，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续。随着一些著名僧人不断南移，形成了庐山与建康两地的佛教兴盛，代表人物则有慧远和佛陀跋陀罗。

东晋朝廷中信佛的也有很多，元帝和明帝都礼敬沙门，元帝又“造瓦官，龙官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文学，名称百僧”，不少帝室、朝贵、名僧及一般士人，如许询、王羲之等也醉心于佛寺建筑上，历史上著名的东林、瓦官、长干道场等寺均修筑于这一时期。

北方佛寺的建筑，在这段时期中也极为强盛。佛图澄在北方兴建的佛寺有893所，后秦的姚兴“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般若台，居中作须弥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异兽，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这些都是宏伟的佛教建筑。

东晋末年的天灾和东晋统一北方之战

东晋末年安帝时期，战乱加剧，疫病也多次发生。公元405年十月，发生流行斑疹伤寒，疫情较重。408年，刘敬宣伐蜀，部队大疫。411年春，又出现大疫。 疫病的持续流行，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和严重的饥荒。这似乎预示着东晋王朝正在走向衰亡的命运。

东晋末年，不堪忍受悲惨命运的老百姓在琅玡大族孙泰、孙恩的领导下，在江东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并占领了江东八郡。后遭到晋军镇压，而退守海岛。404年，义军由水路占领广州。

而此时东晋王朝内部也出现了动荡。402年，司马道子的世子元显乘荆州发生饥荒，举兵讨伐桓玄。桓玄杀入京城建康，杀死了元显、道子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等，掌握东晋大权。次年，桓玄废了安帝自立，国号楚。

404年，大将刘裕讨伐并消灭了桓玄，东晋政权落到了刘裕手中。
刘裕是个颇有才略之人。他掌握东晋大权后，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主要有：

一、整顿吏治。他罢掉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至处死。

二、重用有才能的寒人。东晋时期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

四、整顿赋役制度。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他还减轻杂税、徭役等。

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

此外，为了实现全国的统一，刘裕还率军北進。

409年，刘裕亲率大军北伐，水陆并進，连破南燕军队。410年，攻击南燕并将其灭掉。此时后方空虚。义军乘机从广州出发，分两路北伐，起义军直逼建康。刘裕回师镇压。416年，后秦发生争权斗争，刘裕乘机出兵两路，于次年八月攻破长安，灭掉后秦。

东晋的灭亡

刘裕由于功高权大，在安帝416年时任相国，封宋公。次年，進爵为王。418年，安帝死，恭帝立，刘裕辅政，掌握东晋军政大权。420年，恭帝禅位，刘裕正式称帝，是为武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年号“永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