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走向果然如其所料，并在一直验证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法则。而诸多的风流人物就在这业已预先设好的大舞台上，尽情的展示着智谋，尽情的演绎着“忠义、仁义、信义”，并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比如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官渡之战，过五关斩六将，赤壁之战，七擒七纵孟获等。虽然转瞬间，三国“是非成败转头空”，让后人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千古不曾泯灭的是“遥看三国事，满盘皆忠义。”

三国始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终于265年晋代魏。但史家往往以190年董卓挟汉献帝离开洛阳为三国上限，以280年晋灭吴为三国下限。本篇采用的年限则从魏正式代汉起，吴被灭止。魏之前为群雄逐鹿时期。

东汉末年天下态势

东汉末年，由于外戚与宦官的不断争斗，政治十分黑暗腐败。公元189年4月，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辩继位，其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舅父大将军何進执掌朝政大权。

当此之时，天下已经大乱，群雄竞起。出身社会下层（屠户）的何進，企图依靠下层豪强的董卓杀掉宦官，不料宦官首先发动，杀死何進。何進部将又攻入宫中，杀死宦官2000多人。而应何進之召领兵前来洛阳的并州枚董卓，则改立刘辩之弟刘协为帝，这就是汉献帝。董卓自此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横行天下，东汉名存实亡。

汉室诸多旧臣痛恨董卓恶行，各地的州郡牧守以讨伐董卓为名纷纷起事，地方豪强也加以响应，东汉末年混战的序幕遂正式拉开。由于袁绍出身于“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世家大族，又在消灭宦官集团中出了力，因此在讨伐董卓时被推为盟主，从三面包围洛阳。董卓为躲避围攻，挟持汉献帝由洛阳迁都长安。公元192年4月，司徒王允设计与吕布杀死了董卓，天下百姓都拍手称快。但是随后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又杀死了王允，关中大乱。

董卓死后，各个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混战。经过一番混战、兼并，到199年，除了势力最大的中原地区的袁绍占冀、青、并三州和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外，全国大的割据势力只剩下孙策据江东、刘表占荆州、刘璋据益州、韩遂、马腾占有凉州、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公孙度盘踞辽东等六七股。这些势力间又开始了新的角逐。

雄才曹操平定北方

在割据势力间的混战中，北方的袁绍消灭了幽、青二州的公孙瓒，并完全占据了幽、冀、并、青四州，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在北方，能与其進行角逐的只剩下了曹操。但是袁绍为人优柔寡断，与曹操的雄才大略相比，终是逊色不少，最终在与曹操的角逐中落败。

*曹操的身世和才能

曹操，字孟德，是今天的安徽亳县人。他的父亲曹嵩，是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后来官至太尉。

曹操小的时候就十分机警，善使计谋，但是他任侠放荡，所以世人并没有认为他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只有梁国的桥玄和南阳的何颙认为曹操有异相。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曹操二十时，举孝廉为郎，担任洛阳北部尉。在担任洛阳北部尉时，曹操不畏权贵豪强，对违反禁令的一律用五色棒打死，令京城震动，豪强敛迹，没人敢再犯禁令。此后，曹操因镇压颍川黄巾军有功，被提升为济南相。他上任后，罢免了八名依附权贵、贪赃枉法的县级官吏，又下令拆毁祠堂，禁绝祭祀。一时使济南的社会风气改变了不少。不久，曹操被任命为东郡太守，他称病辞官回到了老家。

董卓篡逆后，天下群雄并起。曹操被董卓任命为骁骑校尉，并召之入京，欲与其计事。曹操深感董卓必败，便逃回家乡陈留，散尽家财，募兵参加讨伐董卓。当时其它势力畏惧董卓兵强，都不敢主动去攻打他。曹操却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觽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于是曹操率兵去攻打董卓，战败而退守酸枣。曹操向袁绍等進言，应快速進兵，但袁绍并未采纳。

此后，曹操聚集千余残兵，在济北（山东长清）诱降青州黄巾军三十万，并“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曹操的势力开始壮大起来。此时，董卓被大臣王允诛杀。

公元196年，曹操带兵進入汝南和颍川，镇压了黄巾军余部。同年，汉献帝由长安逃回洛阳，因贫弱不能自立，便召曹操進京护卫。
曹操来到洛阳后，劝说献帝迁都许昌，遂成“挟天子而令诸侯”之势。曹操首先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其次，曹操在经济上也采取措施促進粮食生产。由于连年战乱，许多田地荒芜。曹操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于是先后实行民屯和军屯。

所谓“民屯”就是招募流亡农民，利用荒地屯田。管理民屯的最高机构是大司农，郡一级设置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县一级则有屯田都尉，直接指挥民屯生产的是屯司马，每屯生产者大约为50人。由于屯田农民不属州郡，而属典农管辖，所以他们被称为“典农部民”，或称“屯田客”。政府规定，屯田客凡用官牛者将收获物的六成缴国家，不用官牛的缴五成。据记载，当时在洛阳、颍川、河内、南阳、弘农、上党等许多地方，都设有民屯组织。

民屯实行不久，曹操又下令实行军屯。军屯中的生产者，主要是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所谓“士家”）。军屯的基本单位是营，每营60人。

此外，曹操还大修水利，推广种稻，使中原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也初步解决了军粮问题。

第三，在用人方面，曹操广纳贤才，而且有容人的雅量。比如当刘备投奔曹操时，曹操手下的谋臣程昱劝说其杀了刘备，因为刘备有雄才并非久居人下之人。曹操却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第四，整顿军纪。曹操下令手下士兵不许侵扰百姓，违令者要受到惩罚。曹操还以身作则。有一次，曹操的马受惊践踏了百姓的农田，曹操便割发代首，以做惩罚。

不久，曹操在中原基本站稳了脚跟，成了唯一能和袁绍抗衡的力量。

*官渡之战:曹操统一北方的转折点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雄心勃勃、势力大增的曹操为了统一北方，自然将進攻的对象指向了袁绍。曹操手下诸将认为袁绍实力雄厚不可战胜，曹操却认为：“袁绍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曹操之才能由此可见。

公元200年，袁绍和曹操在官渡（河南中牟东北）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

官渡之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袁绍有大军十万，战马万匹；而曹操大约只有一二万人。袁绍占有冀、并、青、幽四州之地，曹操只占兖、豫二州。从军队、物资的数量和后方力量上来看，袁绍远远超过曹操。不过，曹操的优势在于：一、比袁绍得人心。袁绍对待百姓比较严苛，而曹操注意发展生产，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二、军队的战斗力强。袁绍法令不严，士气不振；曹操赏罚严明，上下齐心。三、在用人上，袁绍任人唯亲，曹操唯才是举。此外，曹操非凡的智谋也是袁绍不可相比的。

官渡之战是一场充分展示曹操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智谋的战役。最初，袁绍進军黎阳（河南浚县东北），前锋進围白马（河南滑县东），曹操采用声东击西之法解了白马之围。接着，曹操主动退守官渡，以少数军队阻扼袁绍十万大军达半年之久。后来袁绍的谋士许攸投降曹操，告知了袁绍屯聚军粮的地点。曹操率精兵五千，将袁军屯粮之处焚毁。袁军军心动摇，全线崩溃，袁绍仅带了八百名亲兵逃回河北。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一举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为他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而袁绍经此一役，实力大伤，不到两年就病死了。

袁绍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为了争位，互相火并。曹操利用这个机会，攻下邺城，杀死袁谭，占有了幽、冀、青、并四州。袁尚则投奔了乌桓王蹋顿。公元207年，曹操率大军出征卢龙塞（今河北遵化西北），大破蹋顿和袁氏的联军。袁尚又投奔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至此，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统一北方后的兴邦强国策略

曹操统一北方后，采取了一系列兴邦强国的策略。首先提倡兴礼仪。

公元202年，曹操下令：“凡是跟我当兵的将士，因战死沙场而绝了后代的，找他们的亲戚当他们的后裔，分给田地，由官府配给耕牛，设立学校，教育这些英雄的后代。要建立祠庙，让活着的后代能够有地方祭祀自己的祖先。能够把死者的后代培养成人，我死后见到我那些先去的将士，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第二年秋天，曹操又下令：“十五年战乱，使青年人没见过仁义礼仪的风尚，这使我很忧伤。我命令所辖各郡都要提倡和重视古代圣贤们的典籍的研究，要建立学校，满五百户的县要设立专门负责培养年青人的官员，选拔本地优秀子弟给以教育，使先王之道不致废绝，从而兴天下。”

各郡县按照曹操的命令，大兴教育。教育兴而人才起，人才起而百废兴。曹操的教育计划，为魏、蜀、吴三国的建立，奠定了人才基础。其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曹操在用人方面進一步提出了不重个人的门第出身的选拔措施。他在《求贤令》中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曹操甚至要求部下将“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在“唯才是举”的方针下，曹操“拔于禁、乐進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曹操不仅重用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而且还重用文人。文官郭嘉、满宠等都为曹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著名的“建安七子”与才女蔡文姬都是曹操的幕僚。甚至对于心属刘备的关羽，曹操也备加爱惜，也不因其斩杀了自己的部将而心怀怨恨。

由于一大批有才能的士人被曹操任用，曹操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

第三，继续发展经济。曹操统一北方后，社会秩序开始安定，许多流民纷纷回乡。这些返乡的流民，除了一部分成为屯田农民，一部分成为豪强的部曲、佃客外，还有更大一部分则成为各地的自耕农。这些自耕农因为有自己的土地和经济，有较其他劳动者为多的人身自由，因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较高。

曹操占领袁绍领地后，鉴于百姓受豪强欺压之苦，遂下令取消当年的赋税。公元204年，曹操颁布了对自耕农的田租户调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这种按户征收绵绢的户调制，此时正式创立。它的征收方法是，首先按民户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然后根据户等高低摊派多少不等的绵、绢，而平均起来每户合出绢二匹、绵二斤。这一制度，总的说要比东汉進步一些。曹操在颁布田租户调令时，申明地方官不得再乱收苛捐杂税，并严禁“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这对安定自耕农的生产都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为了发展生产，曹操继续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如在合肥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堰，其中七门堰可溉田1500顷，芍陂可溉田至数万顷。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三千余顷等等。在河北疏导高粱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灌溉四五百里之间万余顷土地。这些水利工程对促進北方农业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操当政期间，农业亩产量有所提高。在肥沃的屯田土地上，“白田（旱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

随着农业的好转，北方的手工业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恢复。如纺织业，襄邑的锦绣，朝歌的罗绮，清河的缣帛，上党、代郡的麻布，都恢复了生产，并成为有名的产品。又如冶铁手工业，韩暨改良了冶铁技术，把既费工力又效率低的马排和人排改成水排，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三倍。

统一北方且实力倍增的曹操开始将视线转向了南方，以期完成其统一全国的霸业。他的兵锋首先指向了占领荆州的刘表和依附于刘表的刘备。此时，曹操被汉献帝封为丞相，权重朝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