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那里是我魂萦梦牵的土地，我从内心深处希望她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然而，我的投资对此有帮助吗？首先，我可能回去投资吗？在那里，我有一些昔日的同窗好友。他们大多是从学校出来的老实的老百姓。我还有为数不多的远亲，他们中没有官职显赫的大人物。看来我得“公事公办“，层层盖章，不可稍有疏忽。有一种做一笔必输的生意的感觉，这让我想起新加坡投资兴建的苏州工业园。

1994年5月，苏州工业园区正式启动，中新两国领导人在敲锣打鼓的热闹场面下参观过园区。我因工作关系去过苏州。第一次去苏州时工业区已是初具规模。从上海到苏州途经工业园，接我的司机载我绕进去看了看。为此配套兴建的公路象极了新加坡本地的，整个园区具有新加坡的特点：整洁，崭新，有条理。看得出基础建设投资不少。新加坡从资政到普通国民对此期望甚高。新加坡与中国两国间关系良好，资政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甚佳，看来园区理所当然有非常好的发展。

本地报章报道过资政在北京见到了中国副总理，还见到了江XX，江XX当时已经代表中国人民给了资政一个明确的态度。江XX认为中新两国共同搞发展的这个园区是中国的“重中之重”项目，而且一定要把它发展好下去。

当然，这些和我的工作本身并无直接关系。和我工作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位于苏州政府投资的苏州工业新区。由于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新区和园区的矛盾很大。

尽管中国方面的领导人一直信誓旦旦表示对外资投资的鼓励，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提前进行股比调整，交由中方管理。也就是新加坡对园区的管理无法继续，提前结束营业。这过程，亏损的数目不是一般投资者所能承受得了的。这笔资金，喂了不少与此相关的大小官吏吧。

这两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就不方便到中国公干了。听说我去过的公司也不能自由上互联网了，尽管它属于中外合资企业。说到上明慧网看一看，那里的同事半开玩笑地说：“这可不敢，恐怕网站没联上，楼下警车就开到了。”

中国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商机很多，中国人好象都富起来了。一党专制下的媒体尽力渲染歌舞升平的景象。实事求是的说，是少数人富起来了，而且贫富悬殊。下岗(即失业)职工，每月只能领取生活费的工人，劳作一年也换不来温饱的农民，占了人口的大多数。由于道德下滑，社会风气败坏，引来了数不清的社会问题。记得到中国公干的时候，由于住宿的饭店属于当地数一数二的，晚饭后的景观让我瞠目结舌。非常多的打扮妖艳的女子聚集在大门及前厅，她们在天暗下来以后被陆续领走。那里是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人们说笑贫不笑娼。出租车司机也因夜里载很多这类主要在黑夜出动的乘客显得生意兴隆。

那些次到中国公干的经历使我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了很深的失望。人心变坏，希望在哪里？直到修炼了法轮功，我才在修炼者人群中看到了道德回升、人心向上，并看到了整个社会道德大面积回升的迹象。然而，这个时候中国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以江XX为代表的中央政府里一小撮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最残忍的手段打压法轮功。举国上下的警察放着坏人不抓，而专去抓一心向善的法轮功，甚至把他们打残打死。还向被非法关押学员的家属索要钱财。公职、住房、工资、子女上学等成为学员保证不炼的筹码。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绝不会以此作为交换条件，结果所受到的折磨令人发指。

于是，纵观全中国，败坏体系下的每方面都体现败坏标准。古时的“秀才遇到兵，有口说不清”。实际情况比这更糟，哪里有道理可讲？如果见识过去府右街的路上需要骂人方可放行，以及天安门前众目睽睽之下公安便衣对法轮功学员的拳打脚踢，连西方学员也无幸免，就明白我所言不虚。1999年江XX的一句话演变成一条国家法律，说明平时根本无法可循。

这样想来，假若我有十个亿，暂时还是不要到中国去投资为好。一个政府如果对真善忍精神进行镇压，这个政府会把国家引向道德、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崩溃。这不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