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常识和人之常情与儒家文化中的做人准则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没有人觉得儒家规范对人有什么束缚，更没有“以理杀人”的指责。

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大城市崛起，通商口岸代替了原先郡县城市的中心地位，很多绅士从农村搬到了城里。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大家庭开始解体，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核心小家庭中。科举制度于1905年被废除后，西式学堂剧增，它们培养出来的新知识份子很快成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报刊杂志、学校与学会大量出现，知识分子通过办报、教书、求学以及自由结社使科学和西方思想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知识分子大多数从小离开家庭，个人独立是他们从小就强烈感受到的。以孝为核心的传统感情不再是新知识分子认同的自然感情了，这可以从新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尤其是对爱情至上的向往中看得出来。离开大家庭后的独立生活已使个人独立自主和自由成为新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人之常情，而儒家道德规范实际上被视为不合理的束缚。

由于这些因素，新知识分子认同的常识和人之常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常识和个人独立取代了儒家伦理观念成为新知识分子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金观涛、刘青峰对五四运动时期最著名的刊物《新青年》中“常识”一词的用法进行了统计和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第一、常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等同于科学，或者被认为是科学的初级阶段；第二、孔孟学说、节烈观和古代的学问被认为是不符合常识的；第三、坚持政治家、新闻记者必须有常识，儿童必须学习常识。常识不仅是行动的根据，而且还成为判断事物合理性的最终标准。

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其实，水往低处流这一自然常识和人心向善的道德判断并没有关系，孟子不过是以此比喻人心向善的道理。胡适十五岁时学习了力学原理后批评孟子不懂科学。他说，孟子“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水无上无下，只保持他的水平，却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胡适利用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否定了孟子主张的人性善这一传统儒家思想。儒学伦理把父母生育之恩当作人必须遵从父母旨意的根据。鲁迅根据生物学、医学中“本能”的概念提出，人的生育是由本能驱使的，父母生儿育女只是本能的表现，因此无所谓恩和报恩。

可见，新知识分子已经完全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并用科学知识攻击和否定传统的儒家学说，变化了的常识和人之常情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张的关系。

我认为，新知识分子的常识和人之常情发生的变化一方面是洋务运动以来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变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历史进程中人心衰微的走向。乾隆末年的时候人的道德已经堕落了，中国人逐渐失去了心法约束，五四运动时期就是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人们在儒家文化的衰败中渐渐丧失了辨别善恶的能力。一些清醒和智慧的人们依然坚守着儒家文化，而许多心智闭塞的所谓新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和观念。这些新知识分子借助报纸等媒介在社会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他们批判儒家文化并呼吁文字改革，终结了一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成为破坏文化传统的急先锋。

外星人给中国带来科学，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入手普及科学常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替换了人们原来认同的常识中儒家文化的内涵，从而促成了人心的变化，而人心的变化造成了更大的文化和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