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就是为百姓办实事益民县令郭谘清官啊！”
清代金庸斋《居官必览•赋税》记载：
郭谘担任肥乡县县令时，发现田赋征收极不公平，且长年得不到治理。郭谘到任后，心中想道：“赋税征收不公平，唯独富户逃免，而贫户日益困难，致使隐瞒、霸占土地的人，日益增多，因生活艰难而逃亡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样下去，国家所征收的赋税，将会更少了。这可是作县令的罪过啊！”于是，他闭屋思过，几天不出，想出了透明、公开、老百性都会的、容易执行的“以千步丈量田地”之法，四处丈量登记，终于得到了农村田亩的实数。坏人现形，真相大白！除去无地承担赋税的四百家，改正无赋税、却有土地的一百多家，隐藏土地不报，又拖欠赋税的有八十万。从此以后，百姓负担公平，流民都陆续返回家乡。全乡欢腾！
潘鳞长评价说：“丈量土地的办法，不是说不可用，但必须像郭谘那样做，才会有好的效果。除去没有地、却依然缴纳租税者的赋税，则不致于让他们白白交税而受累。改正不交租税、却占有土地者的赋税，则不致于出现隐占田地的豪强。使贫户不致于受欺并苦困，而逃亡的人，就可以恢复家业了。田赋不平难治政！这就是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益民县令郭谘清官啊！”
二、徐九经合情合理为民办事！
《明史•循吏徐九思传》记载：徐九思，又名徐九经。（即新编历史剧《七品芝麻官》的主人翁徐九经）嘉靖四年(1525年)中举，屡考进士不中，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经部选为句容知县，为任九年。
徐九经是江西贵溪县人。开始办事时，谦恭谨慎，好像无所作为。不久，发现有一名书吏，偷盗空白印信，徐九经按查书吏的罪责，一贯避轻就重， 危害百姓。即对他进行惩罚判决。上司来为书吏说情，徐九经没有徇情。此后，吏员们个个小心戒惴，不法行为，收敛了许多。
徐九经办事，对普通百姓施加恩惠，而对于豪猾宦家，特别严厉。对诉讼者，鞭笞不超过十下。诸种催科事项，预先与百姓约定期限，逾期只是命令里老者，责之而已。从此以后，衙役没有敢到村间乡里去扰民的。
本县东西有通途大路七十里，尘土累积有三尺，每逢雨雪时，泥泞埋没大腿。徐九经节省公费，自掏钱，请民工铺上山石，方便了行路。
朝廷多次派有权势的太监，到本县三茅山祈祷神灵。县民苦于供应。徐九经搜寻故旧档案，查到“有盐引金”，久贮于府库的项目，请示用此项给以支付，使县民没有受到困扰。
灾荒年，粮食价格飞速上涨。巡抚发下官仓粮谷数百石，要县里平价出售，而偿还价值回官府。徐九经说：“这种出售，都是豪强富户买去。贫民虽然是平价，也没有钱来买。”于是，以时价卖出一半，还粮谷价值于官府，而以剩余粮谷，煮粥给饥民吃。粮谷多，则让贫民量力分别背负回去，那些在山区边远的人，则就近取用富人的粮谷，由官府偿还他们，这样就保全、救活了很多贫民。
他曾经说：“即使是天子布施大恩大惠，怎么能人人蠲免田租、赐给免除徭役呢？灾荒之年，全在我们这些县官，斟酌缓急，合情合理操办救民为宜。”后来，他因为与应天府尹不合，为巡抚所弹劾。吏部尚书熊浃，知道徐九经的贤能，特为他请示留任。
三、满岱宽待百姓
清代袁守定《图民录》卷3记载：
天生仁厚，是做官的第一美德。近来，吾丰县的父母官(即知县)名叫满岱，是满族人，生性有长者风范，为人宽厚仁恕有余，不曾挑剔过百姓的过失，而善于热情关怀抚育百姓。他曾经从春天到冬天，仅仅采用了一次杖刑二十的刑罚。
吾丰县是个政务繁杂的县，素来难以治理。满岱县令不用鞭打刑罚，而吾丰县却得到了很好的治理。过去，吾丰县的衙役狡猾，历来善于盘剥百姓，因为满公不轻易用鞭打，所以百姓不怕衙役，而衙役也就没办法插手，再从中盘剥了。
后来，满岱因事被人弹劾，老百姓中不论是什么人，都为他哭泣。
满岱的天性纯真自然，不是勉强做出来的，做官的人应当学习效法他。
四、叶士宽善待贫民，智斥欺诈！
《清史稿•叶士宽传》记载：
叶士宽，字映庭，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举人，官至宁绍台道。
叶士宽被任命为山西定襄知县时，访问人民的痛苦，革除苛捐杂税，办事不通过手下的一般官吏，亲问亲为，所以事务办成，而不搅扰人民。雍正八年(1730年)，升迁为沁州知州，代理潞安知府。
做知府期间，他革除没有名目的各种杂税，恢复四门的集市，以方便商民。曾经代理平阳、太原知县事，治理和品行是山西的第一。雍正十二年(1734年)，他因才能出众，被推举，升迁为浙江绍兴知府。有不务正业的人，格斗杀死读书人，士子们喧哗，将要举行罢试（拒绝统一考试），叶士宽正在三江闸查勘，奔驰赶回，只用数语，便化解了此事。
有一次，大风掀起的潮水冲垮海塘，叶士宽亲自领导堵筑工程，三个月便完工了。乾隆初年，调往金华府。东阳县有饥民，要求赈济的人数以万计。叶士宽说：“按照户口登记实施赈济，这是赈济登记的户口，不是赈济饥民。”便召集饥民前来，注名于簿册，而斥责二人，民众乃安定。二人中一个是妇女，曾经因诉讼到过官府，穿的是华丽服装，现在，她改换破旧衣服，来乞求赈济，被叶士宽认出，下令剥去她的破旧衣服，里面尽然穿着华丽服装。另一个是男子，容貌很是光鲜，叶士宽下令让他喝下脓疮落荚泡成的汁水，而使他恶心而呕吐出酒肉来。只此二人，未予赈济。众人惊服！那些想冒假领取赈济的人，悄悄散去。
五、于成龙亲爱百姓
《清史稿•于成龙传》记载：
罗城县地处万山之中，疟疾、麻风病等，传染瘟疫盛行，瑶、僮(壮)等少数民族，粗犷凶悍，刚刚纳入清朝版图。当时战争刚结束，遍地荒芜，县中的居民，仅有六家。罗城县没有城郭和县衙门。于成龙到任以后，马上召集县府官吏和百姓，对他们施行安抚，申明治安纪律制度。一旦强盗出现，立即逮捕问罪，请示上官核实，审判定案后，即行处决，使人民得以安心居住。邻近的瑶族，每年都来抢掠，于成龙纠集乡兵，声言要直捣巢穴，但实际上却采取“开诚布公，消嫌释疑”的策略，与瑶族首领盟誓，“约每年十月，犒赏六只花酒一次”，瑶族首领，因此畏惧而感化，发誓不再侵犯罗城县境内。人民得以尽心尽力地耕耘。
于成龙在罗城县任职七年，与人民敬爱就像家人父子。于成龙写报告给上级官府，恳请宽免徭役，上书改官盐为流商盐，以降低盐价。修建学校，以施行教育。创设养济院，以收养孤寡老人。凡是应该兴建和废除的政事，都按顺序施行，罗城县迅即变成为安定太平的安乐县。
六、“爱民必先去弊政。弊政除，百姓服！”
《清史稿•循吏刘衡传》记载：
刘衡曾经说：法律的意义，在于提倡忠厚。根本是在于治理。要求达到爱民的目的。然而爱民必须先除去危害民众的事情，因此常常寓宽大于严正。官民之间的阻隔，都是因为胥吏们表里为奸。刘衡所到各县，设长条几案于大堂左右，把六房分为六个隔断。各房书吏呈上案件，则各自在本隔左侧几案放置，准备妥当则击打石磬以通告。刘衡亲自去取，立刻为他们核实办理，放置在右侧的几案。各房书吏以顺序承领，壅隔弊病全部革除。有诉讼时，坐在衙门，堂堂皇皇受理诉讼状，亲自书写命令，叫原告交给里正，转里正传带所诉讼的人，传到立即审讯结案。不是重大案件，不派遣衙役拘拿；既然派遣，必须注明衙役的姓名、年龄、相貌在拘拿凭据上。又命令衙役，互相担保写下文书，设立连坐法，使那些祸害百姓的衙役，无所施展伎俩。刘衡性格平素很严厉，办理诉讼案件，则脸色转为和缓，如果弄明其中情理，笞杖不超过十下，惟有对豪强奸猾的人，则痛加惩治，一点也不留情。他曾经访问和延请士绅，了解地方利害所在，依次兴举其利，而革除其害。对待县丞、主簿、驻守军官等同僚，一定是和睦同心，时常周济他们的困乏，情事急迫可以互相倚靠。并在城乡，建立义学，在公余时，亲自去讲学。为政治理的重点，主要以抚恤贫困，保护百姓、纠正人心、端正士人风气为主。
刘衡经常说：“爱民必先去弊政。弊政除，百姓服！”
七、体恤铺行，仁恩难量
清代金庸斋《居官必览•事使》记载：
官府与百姓地位悬殊，在进行交易、征税、赈济的时候，最容易萌生欺诈。那么不知体恤百姓的人，往往以征用日常用品的名义，而滋扰民间，自己却安然不觉。例如在索取物品时，为求精美而责令更换，其中一定增加有闲杂费用。发价者一旦经人转授，必有中饱勒索的弊端产生。更严重的是有的还要伺候奔走，百姓的本业被长期耽误，但官府则还认为自己未尝横敛于民，哪里知道承担服役的人，早已不堪忍受了呢?
高忠宪公在《答陈石湖令君》中说：“怜悯驿铺兵丁，对于取得民心来说，是最为快捷的事。比如置办酒席一事，碗碟从铺户中拿来，但最后丢失破损，杯盘狼藉，不堪目睹。如果用公费开支购买器皿使用，并贮存在库中，由专人掌管，就不用烦扰老百姓。以此事推之，就可以使老百姓安定。”他在《宪约》中，还有这样的话：“上司铺张摆设，往往借用当铺，江南则派粮长借办，极其扰民害民。应当从本县节省的公费中置办，让库吏收领封存，归人查盘事件，不允许移用而造成缺少。”唉!可叹高公用心，多么细致周全啊!作为知府知县，应当知道只要按此事情推而广之，那么他们对百姓的大仁大恩，就难以度量了。
那么，在这场风暴正式展开前，剧中交代了本对权势争夺非常厌恶、曾经羞辱夫人、拒绝夫人财富支持的侍中大人是怎样一步步掉入金阳的圈套、将他原本厌恶的金阳留在身边发动血腥手段除去政敌的。
其实金阳早在张大使受封为清海镇大使后，看好了张大使拥有的比夫人更加强大的力量，他想借用大使的力量进入权力的中心，希望大使能用他巨大的财富和兵力象“协助”侍中大人那样协助他图谋将来，他可以成为张大使的眼睛，替大使除去想要牵制和危害大使的贵族。说白了就是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相互利用。张大使马上拒绝了金阳，并明确告诉他，自己从未资助过侍中大人，只有侍中大人帮助自己而已，如果都督需要协助，夫人应该最合适不过了。金阳因遭大使拒绝，无法动用大使拥有的强大兵力，从此怀恨在心，并开始秘密建立自己的军队，图谋在未来的王位争夺战中派上用场。就因为他的野心，他秘密释放本该一辈子待在奴隶场的海盗头领阎长及其手下白庆、张行首，让他们加入秘密军队，替自己卖命。阎长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心术不正的人所利用，将他一身过人的才智与武艺继续用在助纣为虐的恶行上，无知的再度成为恶人手中的一把杀人的利器，毁灭着自己的人生。
金阳告诉阎长，只要阎长愿意跟随他，可以答应他任何要求，问阎长有何愿望。阎长说要杀了张保皋为自己报仇。金阳听了一点也不吃惊，只要阎长从今往后愿意为他效命，那就可以自由的完成心愿。阎长又被恶人成功的抓住他的仇恨，以给他自由报仇为条件，立下了终身为恶人卖命的约定。善恶是非不分的阎长，又将死守他所谓的助纣为虐的“约定”，成为千古罪人。
阎长获得自由，马上要去报仇，但是，来到清海后他发现一切都变了，清海被建设的如同军事要塞，想用他手中的刀子去刺杀张保皋，已经不太可能，清海士兵层层防守，根本无法秘密潜入本阵接近张保皋，平时他身边的士兵护卫也非常多。
金阳就是为了刺激阎长，让他亲自看到张保皋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才好劝服阎长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去争夺权势。他教阎长，如果想要报仇杀了张保皋，就要获得比他更大的权势。金阳让阎长到离清海最近的仁王寺，名为借住修行，实则让他边观察张保皋边研读史书，在史书中图谋获得权势的有利方法。金阳启发阎长，中国西汉末年王莽之所以能篡夺王上的宝座，就是因为王室薄弱，各方势力强盛的结果，跟今天新罗的情形十分相似，王莽将女儿嫁给皇上后又毒死了皇上，自己做了假皇帝。金阳将这些中国历史上被否定的违背道义的反面历史教训奉为获得王权的“智慧”教导阎长，而他自己将来真的仿照王莽篡权的手法，毒死王上，又将自己女儿嫁给后继的小王上，把小王上当作傀儡，一手操纵了王室，这是后话，不过靠血腥与不义获得的政权，当然也不会长久，新罗那段历史几年或十几年就更换王上更是频频发生，非常的混乱，因此新罗很快走向灭亡，张保皋就处在这样一个极其混乱的历史阶段，因此他的人生才会走得如此的艰辛，结局才会如此的悲壮。
阎长受到错误的教导，带着这样的思路看遍了中国的史书，他看不到暴政无法长久的教训，看不到违背道义以武力残暴获得的政权将屈服于更大的武力的正理、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正理。因此，他一辈子只知道用刀子解决问题，谁对自己不利，就将谁除掉。因为这种方法最为简单、快捷，但也最不得人心、最没有基础。
他在唐朝跟随李大人时为了牵制打击薛平商团也是受到这样的教导，所用的就是这种手段，这种残暴卑鄙的手段虽然也一时奏效，让李大人迅速得到薛大人的大行都之位、抢到薛大人的丹砂独家销售权，可是，由于这一切都是靠贿赂与疯狂的血腥杀人得来的，真的是来的快去的也快。但阎长看不到这些罪恶因素的教训，反而将怨恨发泄到了张保皋的身上，认为是张保皋毁了他们。阎长落入金阳的手中，因此又要重蹈覆辙，一辈子都无法摆脱无知下自我毁灭的悲剧命运，愚蠢的要成为金阳的工具，要为李大人和自己被判奴隶的痛苦向张保皋报仇，完全不能体会张保皋当初让他赎罪和反省的良苦用心。
就这样，读完史书后，阎长为金阳分析新罗的形势：要想在王位争夺战中获胜，就要懂得选择值得协助推举的新王。阎长认为，现在的上大等大人很快就要病故，接任上大等职位的只能是侍中大人的父亲，王上一旦离世，继位的必定会是侍中大人的父亲，因此金明虽然也有继位的资格，但不得人心不足为虑。因此他劝金阳要想办法接近侍中大人，获得他的信任，全力助他父亲登上王位，这样就可以获得功臣的位置，掌握巨大的权势。
金阳惊讶阎长的才智，决定“帮助”侍中大人，阎长准备利用侍中大人常召见青年俊才的机会，投到侍中大人的门下，获得大人对他的赏识，以此接近大人，取得大人对他的信任。
侍中大人很快会因为夫人对他的刺杀行为（为了拥立金明除掉对手侍中大人）所刺激，被阎长的谬论所迷惑，最终动了走捷径的心。想走捷径会使很多人偏离方向，动用不正的手段。侍中大人的这个过程被描述的十分详细，他觉得自己是在为王室做好事，为了改革不得已的做法。这个做法为何是谬误的，该剧通过张保皋的思考与选择，向观众给出了非常形象而明确的答案。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唯才是举，奉公选才，原本出自孔子教导的择官之道。谁能做到，必出盛世。唐太宗正因努力奉行，亲身实践，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它要求帝王用人放下个人恩怨情仇，一心为公，毫无偏私。择官时不以个人喜好、关系亲疏为准则，而是以是否对国家百姓有利，是否有贤才胜任官职为标准。太宗依据圣人教导进行实践的过程，被详尽记载于《贞观政要》＜论公平＞这一章，成为后世治国用人的典范。
太宗面对亲信的抱怨
＜论公平＞的第一段，先讲到太宗择官不避仇，引发了旧时属下的不满，但是太宗依旧奉行天下为公，唯才是举的正道。不被亲疏关系所左右。
原文：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大意：唐太宗刚即位不久，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原秦王府（太宗原为秦王）侍奉陛下左右的一些老部下，因未被封官，他们都埋怨陛下，说前太子宫和齐王府的部下都比他们早先安排了官职。”太宗说：“古时候所谓的大公，是仁德宽厚、公正无私。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而尧、舜却因他们无德无才而废黜了他们，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而周公却把他们杀掉。由此可知，作为治理百姓的君主，要以天下为公，不存偏私之心。从前诸葛孔明，只是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就像秤那样公平，不能因人而轻重有别’。何况我如今治理一个泱泱大国呢？我们的衣食都出自百姓，这就是说，百姓的人力已奉献给了朝廷，而我们的恩泽却没有遍及民间，如今朝廷之所以要选择贤才，就是要安抚百姓。用人只问是否有能力胜任，怎能因亲疏、新旧关系而区别对待呢？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感到亲近，何况是旧的下属，怎会一下子就忘掉呢？但如果才能不堪胜任，又怎能因是旧的下属而先任用？如今你们不谈论他们能不能胜任，而只说他们有怨言，这难道是至公之道吗？”
解读：皇权无私 外举不避仇
这段话提到的前太子与齐王，就是太宗的长兄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太宗还是秦王时，这两位兄弟因嫉恨秦王平定天下的功劳而屡屡在高祖面前陷害秦王，要置秦王于死地。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太宗与前太子宫和齐王府的属下，就是仇敌的关系。但是太宗并未因此而排斥他们，反倒被太宗原先的部分属下抱怨，太宗给仇人的下属安排官职反倒比他们这些亲信更加早。意思是待仇人比自己人还好。
实际上，太宗不过抱着公道之心对待所有人，无论亲疏与否，恩怨如何，是否曾经有仇，只要有才安抚百姓，对百姓有利，他就任用。原因在于，自己身为帝王，不仅仅是身边亲信的主人，更是天下之主，仇人也好，亲信也罢，都成为了自己的子民，要一视同仁。个人的恩怨情仇，不应该成为帝王的用人标准，所以，他只能按照如今天下之主的身份来做事：宽恕公平。
其实，按照这段话，可以看到，这些抱怨的人，只是一部分原先太宗的下属，并非全部。所有的下属，太宗都按是否有能力安抚百姓来安排他们。如果仇敌的部下更有能力，更加适合，那就安排他们上任，标准就是唯才是举。并非待仇人更好；也并非有什么先后顺序；也不等于到了以后，就一定会安排官职给这些所谓的落在后边的下属，如果没有能力，也许一辈子都不安排。
太宗非常明智，明白任用官员，目的是恩泽百姓，安抚百姓，因此所有官职，都不是帝王个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便赠送给人的东西，而是公职。必须用之以公道。这就是古人讲的皇权无私的含义。太宗深明其道，举出公认的圣王尧、舜，和著名的大臣周公与诸葛孔明的例子来说明，他只是尽帝王职责，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有理有据地抵制这些谬论，驳回了部分旧臣的抱怨。
说白了，太宗是站在维护百姓的角度在做事，而那些抱怨的属下，只是站在自己个人利益的角度在看问题。因此心生怨恨。这里太宗的做法，正是“外举不避仇”的实践。择官用人并不回避个人关系的仇人。那么“内举不避亲”又是何意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理清唯才是举的真正含义。
唯才是举 举的是贤者之才
这个才，指的是贤才，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光有才智而无德的人，被古人定义为小人，小人的才智会祸国殃民，因此，古人讲唯才是举时，必然是德才兼备的贤才。太宗虽然在此没有专门针对这一点展开具体论述，原因在于这个概念无需多说，古时候的人，对人的德行本就要求很高，这是个基本概念，无论你是否为官，都要按仁义之道来要求自己，只不过，如果没有读过书，没有具体的为官的才能和见识，比方你不识字，不会写公文，如何处理公务呢？就象一个大夫，光有救人的仁心，有爱护子女一样的父母心，但如果没有医术，同样有心无力，无法看病救人，成为一个大夫。因此，为官者，除了基本的理所当然的为人之道，还需要为官的才智。这才讲唯才是举。并非有了才就不看德行了。
其实太宗接下来的一段话，就可以证明，太宗说的才，就是德才兼备的贤才：
原文：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大意：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求把秦府旧兵都授予武职，补充进宫中做侍卫。太宗说：“我以天下为家，在任何事物上都不能偏私。唯有才能与德行能作为任用的标准，怎能因为新旧关系而有所分别呢？况且古人说：‘用兵就像用火一样，不抑制反会把自身烧死。’你的提议，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
这里的“惟有才行是任”指的就是德才兼备方是唯一择官用人的标准。进一步把唯才是举的含义讲清楚了。 那么下期，我们再来谈谈，太宗是如何认识“内举不避亲”的。
【原诗】
李商隐：《蝉》
本以高难饱，
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
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
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
我亦举家清！
【今译】
蝉栖高树，餐风饮露难以得饱，
发出哀伤之声，也无人倾听。
到了五更时，已声嘶力竭，
树色依然碧绿，还是不动于情。
官职卑微如桃梗，飘泊无定，
眼看杂草丛生，要把故园芜平。
感谢蝉鸣不断，使人警醒，
我也和你一样安贫乐道，举家清贫！
【注释】
本以二句：古人认为蝉居于高树，只餐风饮露，不吃食物。二句意思是：即以高树相栖，就难免饥饿，因而虽声带怨愤，也是徒劳。
五更二句：疏欲断意：谓蝉通宵啼鸣，到五更时，已无力气，疏落之声，已近断绝。但所栖之树却无情自碧，不顾蝉的呼叫，不理解蝉的衷情。
薄宦：指官职卑微。 梗：犹泛，代用《战国策》一段寓言，桃梗说土偶人是泥土做成的人形，到秋天降雨时，就要毁坏。土偶回答说：我毁坏了，不过复归于泥土。而你这树枝条，被水漂走，却不知道要漂到何处?本句意谓官卑职微，行迹不定，无所归依。 芜已平：指杂草从生，盖满故园。
烦君二句：君：指蝉。警：惊醒、触动之意。举家清：指全家清苦。这两句是作者对蝉说的话：感谢你用你的鸣声，给我提示，警醒我：要安贫乐道，坚守我全家的清苦高洁!
【解析】
这是诗人的一首著名咏物诗。诗人通过咏蝉，寄寓自己的志愿情怀。前二联写蝉，达到了物我同一，写蝉即写作者自己的身世。蝉高栖难饱，费声长鸣，却无人理解，纯属徒劳，这正是作者清高自处，而世情冷漠，无人相知的写照。三联写作者因蝉声引起的感受，抒发自己身为薄宦，飘泊外乡的哀伤。最后则物我合写，以蝉自警，要和蝉一样坚守贞操，自甘清贫。
诗以蝉起，又以蝉结，章法严密，物态的精细刻画，与情意的婉转表述，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确是托物咏怀的名作。为历来为诗家所称赏。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谢谢您多次、经常的提醒、警示我：应该安贫乐道，勿忘初心，清廉到底！我也正是如此，举家（全家）清正！
明代学问家陆绍珩说：“俭为贤德，贫是美称。”古人诗云：“官到能贫便是清！”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都应以清正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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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六十七岁，没有文化。刚修炼后，因我没文化不认识字，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
有一次突然没电了，那一刻真着急啊，我捧起师父的《转法轮》宝书，光看，一个字也不认识，我急的就要哭了，我把书翻了几页，也不认识，我就把宝书扣在我心口上。我很生气的想：父母为什么不让我读书？我姊妹六个，我排行老四，他们都有文化，就我没文化。
第二天早晨起床，奇迹出现了，《转法轮》里的字我全认识了。
现在师父的所有大法书，我都能看了，交流文章也能看，我还手抄一遍《转法轮》。在抄的过程中，因为没文化，开始把字写的分了家，很难看，同修提醒我说：这是法啊，你不能抄就别抄了。当时我就想哭，后来我求师父加持我，一边求一边掉眼泪，停了一年多一点，这回我开始抄《转法轮》了。这次同修说：我象上过两年到三年学，能写出这个字来。我走路的时候，边走边想我师父是最伟大的，我都六十多岁了，还能写出那么好的字来，是师父给了我这么多的智慧，用人的语言无法表达师父的恩赐。
闯病业假相关
有一天半夜发完正念后，邪恶突然向我扑来，我的心脏憋的疼痛难忍，黄豆大的汗珠把我内衣全湿透了，这时我想喊我身边的同修（丈夫），我马上又想不喊了：我是修炼人，什么心脏病啊，你死吧，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有师尊管，不怕！就这一念，“唰”一下什么都没有了。我悟到因为我有正念，师父把造成病业的邪恶或业力给拿掉了。
又一次，我早晨炼动功抱轮，突然昏迷，恶心站不住了，邪恶告诉我上大沙发躺一会吧。我想：不行，我还继续抱轮。邪恶又告诉我：你上小沙发歇歇吧。我想我要提高了，此时我的空间场就象有一盆水一下子全没了。我又一次在师尊的看护下瞬间闯过病业假相关。
我个人体悟：我们修炼一定要分清自我，正念一定要强，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
贴不干胶、挂条幅救人中的奇迹
有一年五月十三日那天的傍晚，我和身边的同修还有我孙女一起出去挂真相横幅，粘不干胶。天黑了，身边的同修着急带着孩子骑摩托车先走了，我一看包里还有很多不干胶。这时听师父说不要敷衍，我立即回答：我不敷衍，您放心，师父。
这时我还继续贴我的不干胶，一直贴完，等到家，同修问我：你搭车回来的吗？我回答骑自行车回来的啊！他说我骑摩托车比你早走半个小时，怎么咱俩一起到家（他走了我还继续贴了二十张左右的不干胶）？这时，我悟到师父让我走另外空间了。
想必读者诸公亦早已听闻“世界第一秀”的名声。笔者曾连续两年在观赏神韵演出后作观后感，试图描摹其神妙于万一，然而却越来越发觉：神韵的意涵深邃广博，决非拙笔可以轻易摹写。因此，今岁只作片语散评，发一孔之见，启万有之思。
今岁之观神韵，感触最深的是“乡愁”。
节目背景里喧嚷繁华的小镇，像极了国内某处名胜的景致：一样的烟火喧喧、一样的花灯如昼，令我这个漂泊异乡数载，且不知何时得以归的游子心里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感觉。更不用提彝族舞、顶罐舞等民族舞中鲜亮欲滴的服饰：能量之强，直叫人感到阵阵如电击般的热流袭来。纵使是边疆异域的风情，也透着莫名的熟悉。连接历史和今天，草原上奔舞的仿佛就是当年的大汗...... 也许宿世轮回中见过，今生，也在什么地方见过罢？
但神韵之慰乡愁，又不止于此。
居庸关外，血染黄沙的疆场战士，怎的竟像是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一卷《明史》中奔腾而出？“观画入境”的那幅古画，看着十分眼熟。是宋徽宗的瑞鹤图？还是乾隆的石渠宝笈？随着背景动画，我跟着剧中人物步上彩桥、步入月宫。仿佛是进入壶中天地的书生：追随道家仙人的脚步，得以一睹乾坤。借助天幕营造出的3D、甚至近乎4D的奇佳效果，瑰奇灿烂的神话，此刻真实生发于眼前；从小就熟悉的古书故典、神仙传奇，今日又以新面孔示现：那里永远有山明水秀的风景，英姿俊拔的少年；有丽舞翩翩的仙娥、书声朗朗的青襟；有永不凋谢的花朵，绝不衰老的世情...... 如同相别多年的老友一朝重见：容颜微变，却依然分辨得出其神韵来。
但尚不止于此。
神韵的节目，中有极深的内涵。比如“观画入境”中女子画龙点睛的那句诗：一句破题，笔势雄壮出尘，决不似闺阁气象。作为诗词爱好者，看到这短短的五绝二十字，竟一时间不知何以评说，仿佛被这首小诗震撼，无以、也不敢随意评说，因这最后的五个字是如此理白言明，全然不顾忌前三句的铺陈辗转，一气冲开重雾，点到了人心最深处那片最难触及、却最是柔软的地方。
不同于另两个爱情故事，我更愿意将这个节目理解为超越男女之间关系的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心灵交流。跨越时空，与古人神交，这岂不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常态？就像自己有一天偶然翻到方孝孺的《深虑论》，一读之下，大为吃惊：通篇论调，与愚意何其相似！不禁感叹：千载之下，竟为知己。
又比如，那溶在五千文明点点滴滴中的修炼文化。西游记的节目里，我看到的修炼人不只有唐僧师徒四人，更有那万人之上、集世间荣华于一身的女王：因为欲念贪痴，才会招来邪灵附体；正邪交战中修去欲望，江山复清明，自己的王国众生也得以安宁。而最感动的莫过于结尾仙人的现身：原来整个过程中，上师一直都在身边，看护着你、保护着你。在你绝望到自己都想要放弃时，是他抱着你、背着你走了过来。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渴望回归的因素。不同于宗教强制性的清规戒律，这种渗透进民族血脉的因素，体现在历朝历代的翰墨丹青里。“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看过不少神韵采访，许多西方观众提到过“我仿佛在哪里见过这场景”、“感觉就像回家了”、“我觉得我是中国人” ...... 也许不止中国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人们内心最深处都有这种渴望回归的愿望，如同每个民族在开始的时候，都流传着神创造了生命、神会回来救人的传说。
而这个讯息，也再强烈明白不过的贯穿在神韵演出里了：不在青灯古佛旁，也不在山林寺庙间，他们就在现代化的都市里，在道德下滑的浊世里... 黄衣蓝裙，那是黄袈裟和青莲花的颜色吗？当血红的镰刀锤现出真容，撒旦魔教的印记向人们传递着清晰的信号：它是为着毁灭人类而来的。当最后一刻马克思的脸被神力摧毁，主佛光耀无际挽救乾坤...... 现场捡耳朵听到一句观众采访“希望神韵的光芒能照亮后现代化的世界。”个中深意，宁不如斯？
作家宋紫凤曾写过一段我极为钟爱的文字：“而说起这些，便如羁旅之人坐数家珍以慰思乡之苦。想来古人如我，我如古人，坐于高天之下，望彼正色苍苍，荏苒于心头的总是远谪红尘的乡愁。” 有观众说“中华文化如河水般源远流长，我愿逆流而上直溯其源头。”也许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就是我们来时的天界；而这五千年文明的不息传承，正是为铺垫我们回归各自天国的神路。
因此，神韵之于我，就像“月宫会嫦娥”中仙人腰带化作的彩桥：长愿霓虹作飞架，无边天法是清流。她不只是漂泊他乡的客栈中，萍水相逢的旅人偶然间共饮一壶酒、稍作倾谈的约略宽慰，而是天上仙出现在你面前，指引了一条道路、备好了一辆马车，让你真真切切的看到：回乡之时，指日可待。
诗曰：
世乱不堪看，独自莫登楼
家在云深处，归去复何求
红尘千载客，游子几轮秋
幸有仙庭秀，可以慰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