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不由得令人想起，今年1月在胡锦涛访问法国期间，海外法轮功学员前往欢迎，并呼吁停止迫害和要求严惩江泽民，结果前去和平请愿和欢迎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法国警方无理盘查和拘捕。英国广播公司1月29日报道说，法国的一些报纸因此质问总统希拉克，在此次胡锦涛访问期间表现得如此卑躬屈膝，到底能为法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法国《费加罗日报》评论说，希拉克总统为取悦胡锦涛的所作所为都过份了。《世界日报》认为，对中国糟糕的人权纪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可原谅，“外交从来都不是虚拟的，而是现实的，因此现实主义的外交不能为中国对人权践踏的事实盖上虚伪的面纱。”
今年6月，胡锦涛作为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欧洲四国。6月8日胡锦涛一行抵达波兰当天，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组织的华人欢迎队伍以其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引起了波兰社会的强烈关注。据美国之音6月10日报道，当时在场的一位波兰律师迪诺夫斯基说：大陆的欢迎队伍开始是推推搡搡、高举红色横幅，试图挡住藏旗和法轮功成员手中写有“严惩江泽民”和“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迪诺夫斯基律师说：“他们非常有攻击性，一个给欢迎队伍开车的司机从车上跳下来，要动手打法轮功成员，被波兰警察拦住。”
对这些在国际上不惜以参与迫害法轮功去讨好胡锦涛而造成的恶性侵犯人权、侵犯宪法事件，时至今日，我们未曾听到胡锦涛本人有任何公开的和私下的正面表示，更未见到肇事者得到半点国家法律法规的惩罚。
此次胡锦涛出访拉美四国，在阿根廷仅逗留两天，却在其眼前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袭击和平请愿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作为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面对中国驻外使馆官员及其同伙的这些流氓恶行却默不作声，实质上就是默许和鼓励了。
胡锦涛升任国家主席已经两年多时间了，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在继续，每天都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继续遭受无理、非法和残酷迫害，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升级和更多残酷案例。这两年多来，又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强制洗脑，非法判刑、虐杀，又有多人无辜修炼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就在今天（11月18日），在看到阿根廷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同时，我们从明慧网上还看到最新登出的近二十个迫害案例，都发生在胡锦涛当政的中国大陆。
其中一起是吉林省第二监狱为争当“部级监狱”，用针扎、电棍电，把法轮功学员吊起来往身上浇开水；除吃饭、上厕所外24小时坐一种带棱的小板凳。如再不接受 “转化”，就被强行上“抻床”——用四个环把大法弟子的手脚固定在床上，四个环可以“上劲”，不断上劲，身体抻起悬空，抻得胳膊、腿的关节、筋骨都脱离，令人象五马分尸一样疼痛难忍。此刑几秒钟人就疼得昏死过去，只需持续用几分钟，受刑者的胳膊、腿就残废了，连爬动、穿衣服都不能。
另一例是今年7月曾被江泽民造访的河南省郑州十八里河劳教所。该劳教所为了达到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目地，纵恶徒使用拽乳房、螺丝刀捅阴道等恶毒手段折磨女性法轮功学员。
近来揭露重庆大学高压输变电专业三年级硕士研究生魏星艳被警察强奸案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打击报复。他们坚持维护宪法赋予自己和同伴的基本权利、坚持高尚的信仰和道德，不仅没有得到胡锦涛政权的鼓励和支持，反而受到非法判刑和酷刑迫害。
两年来又折磨死了多少人，多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散，多少人被抄家、被巨额罚款，多少家庭因受到非法关押迫害，老人孩子失去经济来源？又有多少个人和单位因为家人、同事炼法轮功而被强行株连？这些，已经不是几千万到一亿能涵盖的了。这场迫害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只是两年来迫害案情的冰山一角。
对这些，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如何能说明自己没有责任呢？
胡氏担任国家主席两年以来，江泽民小集团以个人需要代替法治，继续无情践踏中国宪法、剥夺广大法轮功学员一切合法权益的行径，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半点制裁，反而得到胡锦涛的理解、默许和纵容。
“冤有头，债有主。”法轮功学员对任何权力、政府、政党没有兴趣，也没有态度，但我们要追究所有对这场迫害负有责任的个人和团体，而且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这既是为了那些在维护信仰中死难的高贵的同伴，也是为了让“真善忍”在人们心中有一个正确的位置，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重新树立正确的道德规范。一个教唆人们排斥和仇恨“真善忍”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社会稳定和光明的前景的。
江泽民因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已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不久的将来，他肯定会受到人间法律的严惩和万众的唾骂。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审江”、“诉江”和起诉凶手活动，只是中国大陆审江活动的序幕。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的问题是，此次阿根廷事件，是否是胡锦涛在江泽民与法轮功之间所做出的一次选择呢？胡锦涛是否愿意和江泽民一起承担这场迫害的罪责呢？
宇宙的法则在衡量着一切人和事。历史给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适可而止的。
望胡锦涛立刻警醒，凭良知而行使自己的职责。
(原载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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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兆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進（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在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唯一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同时在对自己人（即叛徒）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象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四九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前后二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金光大道、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進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進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進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著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首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成效也更为卓著。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标志，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進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進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五十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五七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历史。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五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试图，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当暴力不足够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谎言著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其极至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赤贫人口的基础上，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所谓十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辄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磁杨□□□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曰：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在中共建党开始，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互斗，母女告发和师生反目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都会立即被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著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著社会财富的最初期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象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著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他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著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象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的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著他们的影子。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進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早在四十年代，海耶克在他的《通往被奴役之路》一书中就已经证明，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这个论断，被随后多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海耶克因此在晚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破了最初的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象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其以更加疯狂地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進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進、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進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五十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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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张籍（约公元766─约830）字文昌，世称张司业或张水部，其乐府诗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与王建齐名，世称“张王”。有《张司业集》。
字句浅释
题解：这是一首具有双层面内涵的唐诗精品。在文字层面上，它描写了一位忠于丈夫的妻子，经过思想斗争笾沼诰芫艘晃欢嗲槟凶拥淖非螅刈×烁镜溃辉谟饕宓牟忝嫔希泶锪俗髡咧矣诔ⅰ⒉槐环蚋吖倮！⑹章虻木鲂摹＝诟荆耗苁刈〗诓俚母九乇鹗嵌哉煞蛑艺甑钠拮印Ｒ鳎阂恢质宓拿啤ｆ汗糯九宰约旱那啤２啵呵橐馍詈瘛Ｂ蓿阂焕嗨恐罚时 ⑹指谢钙ｑ啵憾桃隆⒍贪馈Ｔ罚旱弁跫肮笞逵瓮婧痛蛄缘姆缇霸傲帧Ａ既耍赫煞颉ｊ阂恢止糯谋鳌Ｃ鞴猓好鞴獾睿酥富使Ｊ拢悍隆⑹谭睢Ｄ猓捍蛩恪?p>全诗串讲
言外之意
据本诗另一版本，标题下有“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师道是当时藩镇割据中的平卢淄青节度使，且有一大堆高官头衔。当时藩镇割据者用各种手段拉拢、勾结有名文人和中央官吏，以此扩张自己的势力，这首诗实际上是作者为拒绝李师道的拉拢而写的，只不过用了比兴手法，说得比较委婉、客气。下面把比喻层面的内涵大略串讲一下(注意，用夫妇比喻君臣在古诗中是一个传统用法)：你明知我是皇上的官员身在朝廷，却还勾引我不惜地位和名声。感激你对我的深情厚意，我把你的美意记在了心里。我住在离皇上很近的京城里，皇上在宫中执掌着最高权力。我知你对我是真心一片，但我为朝廷效力，还是要忠于皇上和中央政权。我现在拒绝你的请求和许诺，心中很是伤感，只恨我没能遇到你，在我被皇上任官以前。
诗中所说“双明珠”是李师道用来拉拢、引诱作者为其助势的代价，也就是常人求之不得的声名地位、富贵荣华一类的东西。作者慎重考虑后委婉的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象一个节妇守住了真操一样的守住了自己的严正立场。但当时李师道是个炙手可热的藩镇高官，作者并不想得罪他、让他难堪，因此写了这首非常巧妙的双层面的诗去回拒他。
此诗情理真挚，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全诗委婉曲折而动人。除了它所表现的是君子坦荡胸怀这一因素外，其在艺术上的高妙也是促使它成为名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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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使馆官员在袭击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4年11月20日至21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1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1月11日-23日访问拉美四国（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并将出席APEC会议。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中国代表团及媒界呼吁关注在中国持续了五年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并呼吁制止这场非法的镇压。
据当事的阿根廷法轮功学员介绍，16日，胡锦涛一行结束了对巴西的访问，乘专机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对阿根廷的两天国事访问。一组法轮功学员闻讯，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旁打出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办江泽民”、“营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等的横幅。警方听取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象之后，允许学员们待在指定的地方，条件是不能有暴力。
当中国代表团的车队离开机场路过法轮功学员们所在的地方时，轿车和大巴士里的人都非常惊讶。胡乘坐的车缓速行驶，胡锦涛看到了横幅，并侧着头读着横幅上的字；胡的随行人员有300多人，为了看清楚，一些人将车窗打开，有些人甚至还向学员们招手。
胡的车队抵达希尔顿饭店时，另一小组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饭店前的公园手持同样的横幅進行请愿。
中国大使馆的官员要求警察让法轮功学员们离开。然而根据阿根廷的法律，每个人都有权利進行示威，警察因此只能要求法轮功学员们待在公园内。在公园内有一些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另外还有一男两女一直在观察法轮功学员们的行动。当车队抵达时，这三个人试图将学员们手中的横幅抢走。这时又来了另外两名妇女，她们开始向学员叫骂。电视台的记者要将这几个人的行为录下来，可电视台的人一来，那两名妇女马上把脸遮住、朝着中国大使馆官员守候的希尔顿饭店方向跑去。
法轮功学员们仍在饭店前。中国代表团的车队要前往总统府，为此需做U形转弯，这样车队里的人们就有机会看到更多的横幅。中国大使馆的一些人对此非常恼火，特别是中国驻阿根廷文化参赞张义（Zhang Yi）多次冲着法轮功学员叫喊，其中一次还叫喊说他要杀了这名学员。
就在中国代表团离开饭店前，4、5名中国人从饭店出来走向手举“法办江泽民”横幅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在他们从法轮功学员手中抢夺横幅时，横幅被撕破。一辆巡逻车赶到，将其中一名中国人带走，他并被押進停在路边的警车里。这时又有约30名中国人从饭店朝公园走来，并在四周坐下。8-10位水路警察(因饭店座落在运河旁)站在4位法轮功学员和30名中国人中间。
大约在代表团离开饭店15分钟前，一个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得自己解决你们之间的事。”于是警察开始离开公园。还没等警察完全离开，那些中国人就开始动手撕抢横幅了，并用刀子割横幅。4名阿根廷学员为了保护横幅受到殴打和推撞。横幅都被抢走了，没被抢走的一个也被割破了。
这些中国人又去了总统府，那里另外一组学员也在举横幅。这群中国人将举着“法办江、罗、刘、周”横幅的学员围住，并将横幅抢走。有两个学员手中的横幅他们没能抢走，他们就站在学员面前将横幅挡住。
阿根廷警察的解释
欢迎胡锦涛的国宴晚间将在外交部举行。为了申明反迫害的立场，晚上法轮功学员们又到外交部前的公园展开申明“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和写有“法办江泽民”等内容的横幅。不久，来了许多警察将学员们围起来，要求学员们拿走横幅。学员们表示阿根廷的法律允许在公园展示横幅。于是一警察下令夺走横幅，警方并强行将拿着横幅的三名学员带走。学员被带到警察局的一个房间里，拘留了5个小时，直到国宴结束。
在警局，警察对学员们很友善。3小时后，警官来跟学员谈话，他解释说中国大使馆的女武官向阿根廷外交部施压，外交部又向行政办公室要求下令夺走横幅。
整个过程中，学员们不断向警察讲真象。
17日上午，四名在希尔顿饭店前遭到粗暴对待的阿根廷法轮功学员向当地联邦法庭提出控告。
17日上午，几位法轮功学员去国会发真象材料。那些中国人已经在国会外等着了。他们粗暴的将学员手中的材料抢走，路人见到此景非常生气，他们说这些中国人怎么能在阿根廷这样胡作非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想将这些场面录下来，但被那些中国人用旗子挡住了。
今年6月中波两国元首声明希望加强合作但观点差异
今年6月，胡锦涛作为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欧亚四国。6月8日胡锦涛一行抵达波兰当天，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组织的华人欢迎队伍以其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引起了波兰社会的强烈关注。
据美国之音6月10日报道，当时在场的一位波兰律师迪诺夫斯基说：“当时的感觉好像是在中国。”他说，大陆的欢迎队伍开始是推推搡搡、高举红色横幅，试图挡住藏旗和法轮功成员手中写有“严惩江泽民”和“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波兰律师迪诺夫斯基说：“他们非常有攻击性，一个给欢迎队伍开车的司机从车上跳下来，要动手打法轮功成员，被波兰警察拦住。”
在6月的国事访问中，随行的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因其积极参与对法轮功信众的迫害再次遭到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的指控。
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与胡锦涛在会谈之后共同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除了表示希望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外，声明强调双方注意到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念和人权方面观点的差异。
中阿两国元首对法轮功人权的态度吸引视线
近年来中共高层越来越急于找出给法轮功“平反”的具体操作方式，以缓解中国自己的重重危机和压力，有关消息通过中国特色的方式频频传到海外。然而本月16至18日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对阿根廷進行国事访问期间，却再度发生了由中国大使馆官员唱主角的阻止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压制法轮功学员呼声的事件。除证实了迫害法轮功运动仍在中国粗暴進行，此事件再次使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信息。
据了解，自阿根廷总统基西纳（Kirchner）今年访问中国之后，阿根廷就将复苏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也许诺向阿根廷提供大笔的资金。今年7月以来，阿根廷最大的媒体停止了所有有关中国虐待人权和迫害法轮功的报道，据说是因为阿根廷总统不想让中国“丢脸”。
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如何能说明自己没有责任呢？
胡氏担任国家主席两年以来，江泽民小集团以个人需要代替法治，继续无情践踏中国宪法、剥夺广大法轮功学员一切合法权益的行径，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半点制裁，反而得到胡锦涛的理解、默许和纵容。
“冤有头，债有主。”法轮功学员对任何权力、政府、政党没有兴趣，也没有态度，但我们要追究所有对这场迫害负有责任的个人和团体，而且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这既是为了那些在维护信仰中死难的高贵的同伴，也是为了让“真善忍”在人们心中有一个正确的位置，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重新树立正确的道德规范。一个教唆人们排斥和仇恨“真善忍”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社会稳定和光明的前景的。
江泽民因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已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不久的将来，他肯定会受到人间法律的严惩和万众的唾骂。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审江”、“诉江”和起诉凶手活动，只是中国大陆审江活动的序幕。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的问题是，此次阿根廷事件，是否是胡锦涛在江泽民与法轮功之间所做出的一次选择呢？胡锦涛是否愿意和江泽民一起承担这场迫害的罪责呢？
宇宙的法则在衡量着一切人和事。历史给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适可而止的。
望胡锦涛立刻警醒，凭良知而行使自己的职责。
(转自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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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的白人妇女，是一位表演艺术家，还会画画。当她来到我们的反酷刑展点时，她对学员说，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最震憾人心的艺术! 你们虽然不是专业表演人员，可是你们的表演是如此的逼真，投入，你们是真正的艺术家，你们的表演能触及到人们的心灵。你们有如此的凝聚力，每个人都很到位，互相配合得如此完美。 当学员告诉她，我们都是自愿的用自己的钱做着这一切。她赞叹道，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因为真正的艺术不是为了钱。然后学员又说，我们只是想告诉人们迫害的真象，她马上说，这才是对的，因为这样才会引起人们的思考。
加强世人的正念
一次，有一位妇女带着两个女儿经过我们的反酷刑展点, 一边走一边摇头说， 我的女儿们很害怕。 这时， 学员就走过来与两位小女孩说话：请你们别害怕， 这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在那里坏人迫害好人，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这时， 两位小女孩连连点头。 她们的妈妈听了以后， 连声说， 谢谢你， 谢谢你。
“现场直播”
有一位白人青年，手里拿了一个可以摄像(VEDIO)的手机。他一边听学员讲着真象，一边将手机对准酷刑演示。他对学员说，这个现在就可以让我妈妈看到，然后告诉学员，你看，已经通过电子邮件送过去了。他又说，还要送给姐姐、 弟弟、和朋友……
关注我们的人们
有一天，一个西方男士匆匆忙忙的来到我们的反酷刑展点， 见到学员就说， 我每天都经过你们这里，还经常看你们的网站，你们怎么没有搞征集签名呢? 学员告诉他，你看，那不是签名板吗，他马上走过去签了名。然后他很关心的问，你们这样做有实际效果吗， 应该去找那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学员说，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而且国会议员已给予了很多的支持。
还有一个白人妇女问我们， 谁赞助你们搞这些反酷刑展。学员告诉她，没有任何人赞助， 都是学员自愿的走到一起来做的。 她说，你们真了不起，有这么强的凝聚力。继续做下去，在曼哈顿到处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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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平，《酷刑》系列─“群体迫害”，水粉画(2004年)
下载高精度图片编者按：经过五年的腥风血雨的镇压，一些作为艺术家的法轮功学员，希望通过他们的艺术向世人展现修炼法轮功后人心归正的喜悦，法轮功学员在酷刑折磨和血腥镇压下所表现的坚不可摧的正念，和内心对真善忍宇宙法理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以及对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信念。
所有的酷刑，都是为了配合精神迫害，企图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写下出卖信仰、出卖灵魂的所谓“三书”（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更为恶毒和令人发指的则是那些禽兽不如的恶警对女性的摧残和迫害。这幅美术作品揭露了群体恶警对女大法弟子的摧残。
（英文版：http://www.pureinsight.org/pi/index.php?news=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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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底，突然肚子剧烈疼痛，四邻八舍都说：于素荣长癌症了，又无钱去医院看，完了！我女儿是大法弟子，她劝我说：“别无办法了，这回你就炼法轮功吧！”开始我还不相信，当越来越撑不住的时候，我说：“要真叫我不疼我就炼。”女儿一听高兴了，拿来老师的讲法磁带叫我听，说来也真神奇，只听了一盘疼痛就减轻了，到了第二天就好多了。第三天，又突然一阵剧痛，接着从体内排除了一些黑乎乎的又是脓又是血烂七八糟的东西，原来是肚子里的病灶全部泄下来了。
霎时间，肚子一点也不疼了，宛如一个好人，在不知不觉中，手也伸直了，不疼了。我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种滋味，浑身的轻松舒服用语言无法表达。
接下来我变成了一个健康人，能吃东西了，浑身是劲，走起路来像小伙子一样。我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奇迹，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就是好！”
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认真听老师的讲法和新经文磁带，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积极主动的发正念、讲真象，很快我就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看到了金碧辉煌的法轮。我恨自己得法太晚了。
两岁左右，我在婆婆家看见有各种颜色的法轮，真好看！后来一连几天我又看见一条龙在追法轮，好像要吃法轮，我害怕极了。这时师父来了，告诉我说：“奇奇，你不要怕，那是龙龙在与法轮玩呢。”从此我不再害怕。
三岁左右，我迷上了动画片，每天要看几个小时。一天，师父来了，笑着说：“奇奇，你不能再看卡通片啊！你如果再看，你的头以后长得比大头儿子的头还要大，好不好看呀！”
我贪吃乐百事，一吃就要吃好几瓶，后来只要一贪吃，我的肚肚就会痛，我知道错了就说；“师父，我以后再不贪吃乐百事了。”话声刚落，肚肚就不疼了。
一天晚上我做梦，看见只有婆婆、我、还有小王阿姨几个人跟着师父上山，我哭了，我对师父说；“我原来看见数不清的大法弟子跟着师父上山，为什么现在才有几个？那些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见了？”
师父慈悲的说：“大法弟子的路不同。”我突然觉得好像明白了什么。有一天婆婆问我，到底什么叫圆满？我答：圆满就是回家。
在那个黑色的1999年7月，我当时年幼，不识字，没有学法轮功，只能背一些师父的经文和《洪吟》。在乌云压顶的日子里，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当婆婆第一次被抓放回来后，我坚持要她学法，有时半夜把她推醒，叫她读《转法轮》给我听。她有怕心，炼功时把声音放的很小，我就给她放大。
一天婆婆和妈妈带我到市中心去玩，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震惊了周围人群，吓坏了妈妈。有时她们带我上公园，我也高喊“法轮大法好！”
后来婆婆第二次被抓，我失去了修炼的环境，父母害怕，我只好默默无语，把“真、善、忍”藏在心中。
今年六月，我高烧不退，医生说是“心肌炎”，要求住院，我坚决不住，她们强行让我吃药，我吃一次吐一次，人也支持不住了，奄奄一息的。这时连婆婆这个老弟子也没有了主意，我心里明白，坚持说：我没有病，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学法，看《转法轮》。
奇怪，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很多字我都没学过，但看《转法轮》，每个字我都认识，只有万字符不知读什么。一会我看到自己全身都是这种符号，奇妙极了。
几天后我奇迹般的好起来了。现在《转法轮》我看了五遍，明白了许多法理，身体长得又白又胖，很好看，连腿上的血管瘤也慢慢变小、变淡。
一天去看妈妈，坐小车时头很晕，心跳很快。我第一念就想：我怎么晕车了，但马上想：不对，这一切都是假象，人很快精神起来。
我有时贪玩，不愿炼功，婆婆生气说：这样不听话就送你走。我说：你怎么没有慈悲心呀，送我走，你想毁了我，我可是一个宇宙啊！但仔细想还是自己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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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见周刊（第一百一十七期）
金针花
[宋]苏东坡
萱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肉质，叶狭长，细长的枝顶端开出桔红或桔黄色的花，十分艳丽，花蕾叫金针，也可作蔬菜供人食用。
萱草又名“谖草”、“金针”、“宜男草”等，《救荒本草》叫它“川草花”；《古今注》称之为“丹棘”；《说文》记载为“忘忧草”；《本草纲目》名之为“疗愁”。
萱草。最早文字记载见之于《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就是忘的意思。朱熹注曰：“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博物志》中：“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日忘忧草。”诗经疏称：“北堂幽暗，可以种萱”；北堂即代表母亲之意。古时候当游子要远行时，就会先在北堂种萱草，希望母亲减轻对孩子的思念，忘却烦忧。唐朝孟郊《游子诗》写道：“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历代文人也常以之为咏吟的题材。
萱草既可入药，又可作菜肴。唤作黄花菜，也叫做金针；《本草纲目》载曰：“今东人采其花而货之，名为黄花菜。”
历代医书讨论萱草甚为详细，《本草注》谓：“萱草味甘，令人好戏，乐而忘忧。”晋代嵇康在《养生论》中写道：“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蠲通“捐”，是抛弃之意）。《本草求真》谓：“萱草味甘而气微凉，能去湿利水，除热通淋，止渴消烦，开胸宽膈，令人心平气和，无有忧郁。”清同治期间，江南的费伯雄于《医方论》说：“劳者，五脏积劳也。伤者，七情受伤也。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忧愁太过，忽忽不乐……萱草忘忧汤主之。”
萱草花有药食同功的双重功能，不但营养价值极高，且有极好的健脑效果。另外，据吴李久华在《延寿考》中云：“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群芳谱》记载：“春食苗，夏食花，其雅牙花的跗皆可食。但性冷下气，不可多食。”。
药食俱佳的金针菜，传说与神医华佗有关。在瘟疫流行的东汉末年，华佗在江苏泗阳行医时，忽然曹操派人来请华佗为他治疗头疼之疾。华佗不从，曹兵以刀相逼。当天夜里，华佗转辗反侧不能入眠，朦胧中见一仙人，吩咐华佗如此这般，然后把金针向他怀里一扔，便飘然飞走。华佗醒来，果然在胸前摸到一把金针。翌日华佗含泪向送别的人说：“今有一束金针，送与你们解救灾难！”说完手一扬，一束金光，飞向四面八方。众人随着金光望去，只见漫山遍野长满了叶青青，花黄黄的植物。人们采其花蕾煮水喝下去，慢慢的止住了瘟疫。金针菜从此传遍各地，经过人们的尝试，不仅能治病，而且还是一道可口的菜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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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忽必烈听到蒙哥的死讯时，为了争夺汗位，与南宋暂时议和，撤兵北归。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开平（多伦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后一反传统的选汗形式，于1260年三月在开平宣布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四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最终，忽必烈凭借着汉族贵族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于1264年击败了阿里不哥，成为蒙古第五代大汗。随即，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建都燕京，并仿照汉人预立皇太子的办法，确定了帝位继承人。
元朝开国后，一切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关组织大半都沿袭辽、金的旧章。1272年又在燕京旧城的东北筑新城，建设宫殿衙署。命名首都为大都。此后，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来了。
此外，他又依照中原的传统，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说法，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忽必烈为元世祖。
忽必烈的身世和文治武功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拖雷共有十一子，其中长子蒙哥、忽必烈及阿里不哥为同母兄弟。
据说忽必烈容貌亦非同常人。关于忽必烈的容貌，我们可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略知一二。马可·波罗的记述如下：“大汗风度翩翩，看起来让人心生好感”，“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
从才智上说，忽必烈也有其过人之处。他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规模宏远。年轻时常和汉人接触，因而对中国历史文化颇有心得。尤其唐太宗更成为他崇拜的对象，并且延揽大批中原汉人去加以仿效。
公元1251年，蒙哥即可汗位后，因为忽必烈对汉地情形最为熟悉，便把南方汉地交给忽必烈管理。忽必烈在金莲川设置幕府，积极网罗人材，来规划和执行重建汉地的工作，并实行宽大政治，改善了汉地纷乱不治的情况，足见其才智非同一般。
1275年，忽必烈派兵再次南下征宋。1279年，南宋王朝灭亡。至此，忽必烈不仅是大蒙古帝国可汗，而且是中国的大皇帝，更以后者为“实”，前者为“名”。
忽必烈的文治武功主要表现在：
一、对外的武力扩张。蒙古是个好战的民族，军事的扩张几乎永无止境。他们自认为代表上帝的旨意，征服和惩罚那些不服从他们的罪人，具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忽必烈少时即征战各地，建立大元帝国后更继续扩大军事规模： 降服高丽，两次东征日本，四次南征安南，五次南征缅甸与八百媳妇，对东海与南洋群岛用兵等。
其中远征日本的出师不利，也产生了著名的日本“神风”传说。日本两次将忽必烈的来使斩首，又两次使其远征失败，本想藉第三次远征维持其声望，但最终却因大臣的劝阻及征伐安南而将所有的准备放弃。此外，征战安南历时34年，结果却是损兵折将，除获一个藩属外，可说是得不偿失；对八百媳妇一隅之地也始终不曾征服。忽必烈对外的武力发展，在并非一帆风顺的情况下，逐步走向一个饱和点。
二、开国建制。蒙古大帝国的完成以及元朝一切开国规模与各项政治制度，都是在元世祖的时候，所以元世祖属于元朝开国建制时期。由于受大臣姚枢的影响，元世祖相当仰慕汉人的文物教化，其延揽了大批包括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的汉儒，而订定出一套中国型的政治制度。包括：
１．定年号与国号。由元世祖即位开平的元年，开始定年号为中统元年。而国号则是采纳刘忠秉的建议，名为大元。过去历代都由当初封邑之名为国号，而其以易经中“大哉乾元”的文义命名，也说明了蒙受统治者接受中国的文化传统后，竟以承继唐尧虞舜之绪而自居。
２．建都邑，继续推行仿唐、宋制度建立的政治体系。公元1272年，元世祖正式以燕京为大都、开平为上都。又盖上都为夏都，大都为冬都，皇帝春夏在夏都，秋冬在冬都。所以在地理上而言，大都是控制中国大本土的政治中心，而上都则是负责控制北方蒙古本土。
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帝国仿照唐、宋制度建立了各个政权机构，在首都设立了六部，并将中央权力分成行政、军事、监察三大部分。同时还仿照金人作法由枢密院直接主管所辖各省。忽必烈则继续推行和完善上述政治体系。
３．隆祀典。蒙古一直以来，祭祀之礼都仅仅是割牲肉奠马乳以蒙古的巫师祝致词而已。到了元世祖时期开始大隆祀典，除了完成七庙之制和一切祭祀的典礼，并还追尊皇祖考妣之尊号与庙号。
４．制定文字。蒙古人本来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之后逐渐使用畏吾儿的拼音字。后来元世祖尊吐蕃僧八思巴为国师，运用吐蕃文字另造蒙古新字一千余，又由于受了汉人影响，格式采用直书。
５．确定国教。蒙古在长期争战之中受了宗教影响，深刻感到要完成政治统一必须尊重宗教。所以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对宗教采取放任的态度，而众多教派中以佛教的喇嘛教最受崇敬。忽必烈本人对于佛道尊崇有加。在他的提倡下，全国佛寺达到4.2万座。
６．制定历法。元世祖一统天下便改修历法，于至元十七年颁行“授时历”，为唐宋以来最完善正确的历法。之后又经多次修订，到郭守敬修正完毕，八十几年间不曾出错，可谓元朝一大事。
７．制定行钞法。社会上流行的铜钱经宋辽金至元已非常混乱，不如银丝的简单，所以以丝银为本(纸钞成为丝银替代物)，较易维持币值。而元世祖本意想大力奠定纸币政策，但因百姓习惯使然而逐渐作罢。
８．水利交通。元世祖时水利交通的重要建设有二项：一为开运河，包括会通河以及通惠河的开辟，使南北运河全面开通，而江淮漕运可直达燕京；这加强了南北方的交流；一为通海运，使海运于元朝正式成为国家的漕运航路。
９．完成站赤（驿站）制度。元朝赖以统治其庞大区域，保持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与交通联系的就是"站赤制度"。蒙古人所谓的站赤制度就是驿站，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到了元朝将其加以扩充，在元世祖时终告完成。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和驿站相铺而行，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四百里，用徒步奔驰，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
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
１０．建立农社制度。元世祖即位，因其习知汉人的风土人情，乃提倡农业，定立“农社制度”。其制度相当周详，为一种国家监督下的农民社团组织，目地为振兴农田水利，亦兼有政治性的组训作用，以与其军政制度相配合。
三、平定叛乱，加强对边疆的管理。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对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占领窝阔台汗国领地，于1268年（至元五年）发动叛乱。被击败后，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孙子笃哇勾结在一起，骚扰火州（吐鲁番高昌故城）。1287年，海都又煽动东部诸王后裔乃颜、势都儿、哈丹等人发动叛乱。元世祖闻讯后，亲率两路大军前往镇压，消灭了叛乱势力。
元世祖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设置了辽阳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内置万户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权力。这时海都在西北仍不断骚扰，1289年七月，世祖已经74岁，仍决定率兵亲征。海都闻讯远逃。世祖去世时，海都已被逐出阿尔泰山之北。1302年，海都败死。1306年，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至此全被平定。
忽必烈统治时期，还加强了对边疆的管理。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有都元帅、宣抚、安抚、招讨等使。乌斯即前藏，藏即后藏，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部。当时把前后藏分为十三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元朝还在云南设置了行省。行省之下，还设置了路、府、州、县。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此后，云南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此外，元朝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行政权力机构，即澎湖巡检司。
元朝的大统一和采取的管理措施，促進了边疆各族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发展；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又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由于当时大量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内地定居，宋、辽、西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逐渐有了变化，相互间开始加强了沟通和联系。
此外，忽必烈还尊孔重道，任用贤才，兴办学校；劝课农桑、安恤流民。他还“复租税，均赋役；明刑典，理狱滞”。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经济繁荣
忽必烈统治时期采取的上述措施，有利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由于贯彻了重视农桑的政策，各地的农业生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的表现，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宋、金时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
其次，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元世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此外，由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道棉的产区扩大得较快。与此同时，棉花在北方陕甘一带也普遍种植。当时大半个中国，已遍植棉花。
在商业方面，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元朝的大都被称为“汗八里”，当时不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使团来到大都。在国内，西藏的喇嘛们每次往返均要运输许多货物，是宗教团体而兼有商队的性质；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闽、广、江、浙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内流通的商品有粮食、茶、盐、酒、绸缎、珠宝等，也有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如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驼骆市、珠子市等。商业行会的组织中，有“行老”负责业务上的内外事务。
而北方的重要城市，沿着陆路交通干线，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阳、奉元（西安）、开封、济南等；再向北则有上都、和林、镇海等城市，集中着大批汉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龙江肇源西南）也是东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则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都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一带，并和尼泊尔取得贸易联系。
沿着运河和长江，一些旧有的商业城市更蓬勃发展起来，如杭州、平江、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城市是比较著名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如泉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丝绸等，進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曾提到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
1270年（至元七年），国内商税“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税已增至“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共计四十五万锭。不到二十年，增长了十倍。商税的增长反映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可以说，在忽必烈统治期间，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元朝的繁荣富庶我们同样可以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窥见一二。
忽必烈做了二十年大汗，后统治中国十五年，在位共三十五年。至元三十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岁，死后庙号世祖。
对忽必烈的评价
从上述忽必烈的文治武功而言，可以说，忽必烈是蒙古继成吉思汗后一位最伟大的帝王，尤以其统治期间（1260--1294）为蒙古的鼎盛时期，对蒙古帝国而言是一个划时代的时间。从此，蒙古人控制东亚到西亚的局面，一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才结束。而其领土则包括亚洲及欧洲东部，疆域之广，前古未有。
《元史》对忽必烈的评价为：“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对于这位伟大的皇帝忽必烈，身为外国人的马可·波罗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在他的游记中，他写道：“忽必烈大汗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是“人类远祖亚当（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且认为“彼实有权被此名”。而在另一部外国人所著的《蒙古源流》中，对忽必烈的评价是“治理大国之众，平定四方之邦，四隅无苦，八方无挠，致天下井然，俾众庶均安康矣。”
而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说：“自我国（波斯）境达于蒙古帝国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此处。路程相距虽有一年之远，其丰功伟业传之于外，致达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据可信的证人，如著名商贾、博学旅人之言，皆优出迄今所见的伟人之上。”
可见，马可·波罗的游记和中国史家对忽必烈的评价可以相互验证，忽必烈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汗和皇帝。
那么，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实有权而被此名呢？”我们认为，马可·波罗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当时的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更为重要的是，元帝国还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于来华的外国人持欢迎的态度，甚至还给予一定的优待。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欢和器重，自称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这一方面使他对大汗产生崇敬和爱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帝国疆域之广大和社会之繁荣。在与他游历所经的欧洲、西亚等各国的对比之下，产生忽必烈大汗为“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的想法。
再从马可·波罗所居住和认识的西方世界来看：意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纠纷。马可·波罗回到故乡威尼斯时，在一次与热那亚城市海战时竟战败被俘。他的《游记》是在狱中口述，为另一囚犯所记的。罗马教皇名义上是西欧共主，实际上毫无威信，欧洲各国纷争不已，与大一统的元帝国有天壤之别。因此马可·波罗赞扬忽必烈大汗的话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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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遇见一位老者，老者说：“此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座狮驼洞，洞里有三个魔头，吃尽这世上人。”劝说他们不要西去。八戒说：“只有三个妖魔，何劳费心！我师兄一棍就打死一个，我一钯就筑死一个，我师弟一降妖杖又打死一个。三个都打死了，我师父就过去了，有何难哉！”老者笑道：“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三个魔头，神通广大得很！他手下小妖，南岭上五千，北岭上五千，东路口一万，西路口一万；巡哨的四五千，把门的一万；烧火打柴的无数，共计有四万七八千。” 八戒听了这话，战战兢兢。
“不知深浅”形容不懂得事情的利害。
（出自《西游记》七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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