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2年02月08日】
在北方，海边有一个村落叫吉祥村，在整个村里有五个大队，三千多口人。三大队东头有一户叫刘云的中年人，看上去真的很是魁梧，仪表堂堂。身体很是硬朗，聊起居家过日子是头头是道。而且他不但跟你聊家常，聊怎样种地、赚钱，还跟你聊怎么做人，怎么才能活得省心和舒心。这样，有事没事，村里村外的人，都愿意跟他聊天。而且这年月，天灾人祸这么多，谁不想健康一点的活着、省心一点的活着呀。
一日，一位镇上的头头路过这里，看着他正跟乡邻津津乐道的在讲怎么才能在这个时候保命，唯一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三退”，即退出中共和一切邪恶组织。于是沉着脸说，“你叫什么名字，还敢公开反党？”
这时周围的群众有的就问，“你是干啥的？”他说，“我就是镇上来的。”“那你肯定是新来的吧？”“是，这又怎么了？”“要不你没听人过，有一个姓刘的村书记，为百姓的事情经常与镇上的头头们闹翻，因说真话，進京上访好几次，后来被公安局的人抓去，判刑三年。回来后，在村民选举中，又当上了村长的传奇故事。”一个年轻人快言快语的说。那个人下意识的说：“嗯，好像听说过。莫非他就是在我们镇以为民请命、为民做主，而且因炼法轮功出名的村官――刘云？”此时刘云笑着走了过来，握着那个人的手。“看上去你好像没有我大，我就叫你老弟吧。这么着，咱屋里聊。”说着就拽着他進到屋内。坐在炕上，他就连珠炮似的问：“刘云，你身为党员干部，是怎么开始学的那个‘法轮功’，为什么在党明文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你还以村书记的身份到北京上访，那个‘法轮功’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你的心里究竟还有没有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呢？”刘云一边笑着一边听着他的问话，一边给他沏上一壶茉莉花茶。等他说的差不多了。刘云才不紧不慢的说：“我小的时候，总是在这个党的教育下，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啦，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啦，之类的宣传中长大。我也曾经相信了中共说的那一套。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好想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比如，九二年，那年我们村里的老王头被给县委里的人开车撞了，结果，没处说理，自己的丧葬费用都是家属掏的腰包。县里的人说了，愿意哪告哪里告去。还有，我们村的敬老院，每年上面都发下来很多棉被衣物，结果，这些东西一到村就都给分了，根本没有给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
还有，我们村里本来是很不错的一个后生，出外打工，几年的功夫，就学的有点不正经，在外面搞了很多女孩子，但最后不但没成，最终因盗窃，被判了好几年。
我就是想说呀，我心中的党，是为老百姓谋福的，反倒成了特权阶层了；现在的经济好像好一点了，可是因为人不遵守道德毁的、害的不还是自己吗？
当时我得了一场大病，真的是一病不起，媳妇把我弄到了很多好的医院，好像都无能为力。钱也花了不少，可是病体日渐沉重。看着我两个未成年的儿女和与我一起相濡以沫的媳妇，我真切的体会到了什么叫欲哭无泪！
说来也巧，在九六年的时候，我媳妇在大街上遇到一位算卦的，那人说，你丈夫的病今年有好转的希望。我媳妇那个高兴呀。回来跟我说，我劝她，“唉，人家也许是安慰你。我从小受马列教育多年，我不相信算卦这些迷信的东西！”当时根本没当回事。
在这年的秋季。一位远房的亲戚来我家，见我这个样子，就劝我，“学法轮功吧！很多人都通过学炼法轮功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睦。你也试试吧。当时也没等我同意就把《转法轮》放在我的病床前。”等亲戚走以后，我就抱着好奇的心翻开《转法轮》这本书，当时别的到没什么感觉，就是觉得，这是一本叫人做好人的书。我当时就想，我是一个党员，这个党讲的是“无神论”，可是有时我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因为这个党讲究无神论，那么就是死后什么也没有，那为何要死后去见马克思呢？为啥要在文革时期在老毛的象前搞“三忠于”、“四无限”和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呢？此时我想既然党也搞这个，而且这个党不说要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吗？那么我学法轮功也是要做好人就没啥说道了，反正我就要做对别人好的人。
你还别笑，当时就是这么简单的认识。现在看来是有点幼稚与可笑。
他不自觉的点上一根烟，继续听着刘云娓娓道来：“说来也奇怪，在我看书二十三天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虽然当时身体有点虚，可是扶着墙能慢慢的站起来来，挪动几步了，这在以前是根本不行的。当时我的媳妇那个高兴呀！第二天跟我说，她到外面找那个算卦的，可是找了半天也没看到那个人的影子。我说，‘你找他再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跑吧？’你听我媳妇怎说？她说，‘我才不那么贪呢，我才不希望你跑呢，你会跑，跑了怎办，这年月，还是老实的在家里挪步，保险！我是想谢谢他。他算的真准。’我看我媳妇也是对这个社会道德败坏的现状没有底气。就笑着说，‘我肯定会跑，但是我只在你这个家里跑，不往外跑，要跑我也会拉着你一起跑，不会单独跑。因为《转法轮》这本书，教会我要做一个对别人有好处的，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过了三个月左右，我真的能跑了，身体基本恢复正常。家里的农活就能承担起来一些了。
后来，我当上了村上的书记，村里的大事小情我都过问，如果需要跟镇上协调的，我就出面。有一次，镇上调拨下来的教育经费迟迟不到位，村上小学老师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我直接找到镇长，把村里的为难的情况说了一下。当时正好来几个包工头请镇长吃饭。当时也顺便把我也让了去。我在饭桌上，就说了我们村小学的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镇长一直说，镇上资金有难处，没办法到位。当我说到，一位教师的孩子，本来已经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无钱上学的事情。把其中一位包工头感动了，那位说，‘在在怎么着也不能让孩子上不起学呀！出一个大学生，是咱镇的光荣！’于是当即拍板，他掏五万。别人一见这种情况，也纷纷解囊。此时镇长挂不住脸儿了，连忙说，‘不还有镇政府吗？用不着你们！’过了四天，教育经费十万块全额到位；同时，给那些上不起大学的孩子，补助一半的钱。这样村民们就很感谢我，觉得我能为老少爷们做主。
因为大家看到了我学法轮功的身体和精神的变化，村里很多人都开始学法轮功。自从他们学炼法轮功之后，年年我们上交的公粮免检。在秋季卖白菜的时候，我们村民卖的是最快，价钱是最高的。乡里乡外都觉得我们学法轮功的人可信、可敬。
后来，到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并说，中共党员不许炼。当时我就琢磨，这么好的功法为啥国家不让炼？我带着几个人到北京上访，说真话。可是那里成了抓人的场所。根本没人听我们的意见。这个遇到这个场面我就在想：‘这个党总是说，要实事求是。可是现在怎么就不实事求是了呢？’
在最后一次被抓之后，带回来被诬判三年。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高学历的人，他们有的是硕士研究生，有的甚至私企老板，也有省里的处长、厅长之类的人。大家都是深深的觉得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而進京上访或者向百姓说明法轮功真相，而被抓到那里来。在这期间，当地的老少很多人来看我。记得一位老大爷曾经拄着拐杖走路颤巍巍的过来，刚开始，监狱方面不让進，问和我是什么关系？老人说，他是我的父母官，因他对我有恩，我想在他受难的时候看看他！狱方的人很受感动。在这位老人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阿云，乡亲们还等着你回去，继续当大家的主心骨！’当时我一听就泪如雨下⋯⋯
他在一边听着，一边狠狠的抽着他的烟卷。看看表，语重心长的说，“那你回来怎么又开始劝人家三退什么的呢？不管咋样，党给你的官，你别忘了，党给你的工资你也别忘了？要是信仰，你觉得好，你就继续信就是，干嘛非得跟党过不去？”
刘云看这壶茶有些凉了，就又从新换上一壶，放上茶叶，继续说：“其实，像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想过，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爱党与爱国不是一回事。比如在商朝后期，纣王害民，对于他是继续让他害百姓是忠呢还是让他下台好呢？还有，好像是只有老百姓干活和创造财富。过去，在农耕时代，皇帝一般还有‘一亩三分地’用来自己亲自耕种。现今的中共哪个头头自己种地？那么这些社会财富是谁创造的？不是普通民众吗？谁给的工资？中共是靠老百姓养活的！所以我要感谢就要感谢这些百姓，他们才是衣食父母呢！当今的中共贪污横行，什么共产主义，连党的头头们自己都不信。《国际歌》现在都不敢唱了。这就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现在的中共只是一个特权阶层，成了压在老百姓身上的真正大山！再说了，自从中共建政之后，什么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等等运动整死了多少人？荒废了多少代人的青春！文革中砸碎了多少古迹？我们国家如果不这么折腾，百姓生活不知要比现在高多少？你看，现在很多行业比如电业、通讯业等很多方面都是太子党所垄断。官员成了特权阶层。这样的党，留它，难道还继续让它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吗？有很多人说，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是搞政治？那么我请问，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不是搞政治？为什么不允许法轮功学员说话？就是死刑犯也有辩护的权利呀？为何不给法轮功公开辩护的权利？这不明摆着中共用“政治”的帽子在打压别人吗？法律都是给别人定的，而自己却可以任意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那么这样的党，不是邪恶是什么？这样的党不退出还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才向更多的人讲清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讲清三退的重要性。那就是从小处说，不与这个恶贯满盈的恶党为伍，是良知觉醒的表现，从大处说，中共做恶多端，有朝一日被神清算的时候，退出的人能躲过一劫。试想，中共干了太多的坏事，能让它总是这样下去吗？善恶必报是天理！
喝杯茶吧，慢慢说，他笑着说。刘云喝了一口茶继续说，“当后来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在选举的时候，全票选我当村长。他们说有你这个学法轮功的人当我们的父母官，大家安心！我推辞不过，只好屈就了。在当日，我让村上的人三退，当即又退了二百多人⋯⋯”
也许刘云说的太投入了，他什么时候走的，都没有察觉。当他说完之后，看着桌子上多了一个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保重，注意安全。
另麻烦你帮我把我跟孩子还有媳妇退了。
张力，三退；李孝丽退出团队；张金退出团队。”
看到这些，刘云笑了，笑得是那么的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