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1年11月08日】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守业要比创业艰难。他为了巩固已经建立的明王朝，勤理政事，平均每天要看或听二百多件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他在实践中认识到，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首先重视整顿吏治。
早在朱元璋还是吴国公时，他就叫参预机要的李善长，依据《唐律》拟订出切实可行的律令。他称帝以后，命令李善长以从简从严的原则，着手制订《大明律》。这部法典，共有30卷460条，按吏、户、礼、兵、刑、工分类，它比《唐律》简要，比《宋律》严峻。
明太祖以《大明律》为依据，做到了有罪必罚，不徇私情。这里姑举两个事例，加以说明：
一是明太祖姐姐的儿子李文忠，曾被收为义子，并一度改姓朱。他骁勇善战，在随副将军常遇春，攻克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北的石别苏木)时重创元军，后因功封为曹国公，官至大都督，兼领国子监事。由于亲近儒生和违法乱纪，屡遭杖责，后竟被毒死。
二是驸马都尉欧阳伦，平时骄横，在出差办公事时，又私贩茶叶，因而也被依法处死。
对于其他功臣和官吏，他也明令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案情严重者，格杀勿论。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明太祖在奉天殿面谕群臣，要赏功惩过。如开国元勋汤和，本是明太祖的同乡，又一同起兵。在统兵取浙东、福建、四川和守备西北时，屡有战功，封爵时只封侯而不封公，其原因是汤和“嗜酒妄杀，不由法度”。后在御倭斗争中又建战功，死后才追封为东瓯王。
又如洪武十八年(1385)，户部侍郎郭桓等滥用职权，吞没税粮百万石，案情泄露后，郭桓等数百名官吏，被处以死刑，其他因株连而下狱者达数万人。
为了整顿吏治，严惩贪赃受贿的官员和恫吓广大群众，以达到“使恶者知惧”和“禁暴止邪”的目的。明太祖在洪武十八年(1385)发布《大诰》，随后又在转年发布《大诏续编》、《三编》。这三册书，共收集了一百多个营私舞弊等不法行为案例，并将它印发全国，要求“户户有此一本”，“居民熟视为戒”，以做到知法守法。因此，《大诰》的颁布，实际上是对全民進行了一次法律常识的普及教育。就《大诰》的全部内容而言，其中有关百姓犯法条目约占百分之九点三，讲豪强犯法条目为百分之十八有余，而涉及官吏犯法的条目，竟高达百分之七十二点六。在官吏犯法案件中，又可以归纳为“违背君臣之礼”、“谋反、谋大逆”、“欺上瞒下”、“断案不公”、“投机取巧”、“玩忽职守”、“怕死贪生”、“行贿受赂”、“滥用职权”、“强役吏卒”、“科敛害民”、“夺人妻妾”等不同类别。因此，三本《大诰》除防范和镇压贫民百姓造反、地主豪强不法以外，主要的意图，还在于严肃纲纪、整顿吏治、要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小官员，不得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使全国官民上下都能各尽其职，各守其业。这对于维护朝政的清平和安定社会秩序，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诚然，《大诰》和《大明律》也存在着用刑严酷、枉杀滥杀的流弊，再加上严密的监察体系和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的侦缉虐杀，法外加刑，使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关于这一点，明太祖也已意识到，他曾告诫自己的子孙说：“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一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剐、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明太祖的一生，是不知疲倦的一生。他所進行的整顿改革，固然是为了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并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但应该肯定的是，他在位的三十一年中，吏治比较清明，社会相当稳定，经济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安定。
明太祖死后，葬于南京钟山。当人们在游览明孝陵时，还常常以思古之幽情，颂扬着这位为安邦治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