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十年征稿]中医学是神传医学

大陆大法弟子


【正见网2011年01月04日】

早在入读中医学院伊始,就对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体质、养生等等理论的精妙、完整、系统、细致入微以至两千年后仍无可替代,产生了一个大大的疑问: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是怎样获得这些知识的呢?尽管医史课老师告诉我们说,是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比如偶然碰撞到膝盖下足三里部位时胃痛消失了等),还是多有不解:那时候社会的物质财富是很匮乏的,文化更非普通人所能企及,讯息尤其难通,要靠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积累偶然得到的个别零星经验,由文化人收集、整理,再利用古代哲学思想,在大约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以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计算),总结、发明出一部如《黄帝内经》这样的、完全适用于黑箱操作的煌煌巨著,可能吗?有时候我会想:现在是内经成书后的又一个两千多年了,以我们现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等发展水平与条件,权当没有《黄帝内经》这本书,集现今中医学界之全力,并假以时日,提供全方位的交流平台……,我们仿照古人的方法(权当是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能否从新发明创造出一部可以与《黄帝内经》同一水平的《中医基础理论》来呢?回答是: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们至今对《黄帝内经》中揭示的许多生命活动,还处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认知状态,只是在证实其正确后,赞叹其先知而已。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少部分原先不为一般人认识与理解的中医基础理论得到了证实,这种证实,使我们在惊叹古人的超现代化发现之外,不由得不考虑:古人是如何获得这种能力与智慧的?

《转法轮》第七讲明确指出:“在中国古代,中医大夫基本上都是有特异功能的,象孙思邈、华佗、李时珍、扁鹊等等这些大医学家,都是有特异功能的,在医书上都有记载。可是往往这些精华的东西现在是受到批判的,中医继承的只不过是那些药方,或者是经验的摸索吧。中国古代的中医是相当发达的,发达的成度要超出现在的医学。有人想了,现在的医学多发达呀,做CT可以看到人的身体内部,做B超、照像、拍X光片的。现代设备是挺先進的,依我看也不如中国古代的医学。

  华佗看到曹操脑中有瘤子,要开颅做手术取瘤。曹操一听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把华佗关起来了,结果华佗死在监狱里。曹操在犯病的时候,想起华佗了,找华佗,华佗已经死了。后来曹操真的得这个病死了。华佗为什么知道?他看到了嘛,这是我们人的特异功能,过去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个本事。天目开了以后,在一个面上可以同时看到人身体的四个面,从前面可以看到后面、左面、右面;还可以一层一层切片去看;还可以透过这个空间去看有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现在医疗手段能达到吗?差远去了,再过一千年吧!CT、B超、X光也能看到人体内部,可是机器够大的,那大家伙也不能随身携带,没电还不行。而这个天目走哪儿带哪儿,还不用能源,怎么能比呢!

  有人讲现在的药如何如何。我说不见得,中国古代那些草药真能药到病除。有很多东西失传了;有很多没有失传,在民间流传着。我在齐齐哈尔办班时,看到街上摆摊的有一个人给人拔牙。一看这人就是南方来的,不象东北人的装束。来者不拒,谁来他都给拔,牙拔出那么一堆来。他给人拔牙不是目地,卖他的药水是目地。那药水发出很浓烈的黄气。拔牙时,把药水瓶盖打开,从外面隔着腮帮子对着坏牙,让人嘬几口黄药水的气,药水都没怎么消耗,盖起来放那儿。从兜里摸出一根火柴棍来,一边讲着他的药,一边拿火柴棍对着牙一拨拉,牙就下来了,也不痛,带一点血丝,也不出血。大家想,火柴棍若用劲大了可折呀,他却用火柴棍把牙一拨拉下来了。

  我说中国有些东西在民间流传着,而西医的精密仪器就不如它,看谁的效果好,他火柴棍一挑下来了。西医拔牙先打麻药,这边扎,那边扎,扎针也很痛啊,等麻药劲上来了,用钳子拔。拔了半天弄不好根还折里了。拿大锤子,拿凿子往下剔,砸的心惊肉跳,再用精密的仪器给你钻。有的人钻的直蹦,很痛,出了不少血,吐一阵子血。你说谁的好吧?你说谁的先進吧?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中国古代的中医是相当发达的,现在的西医再过多少年也赶不上。”

太对了!真叫醍醐灌顶啊!除了这个理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中国古人是如何创造出中医学来的。一切疑问都解开了!这个思路一打开,一切就顺理成章。

近年来,人们渐渐开始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黄帝内经》中所揭示的经络系统,“直到二十世纪末才被科技人员证实,人体在血液系统、神经系统、淋巴系统等以往被确认的八大系统之外,确实还存在着经脉系统,并且运用电子成象技术让人们看到了人体内的这个系统,其数目及分布、走向和穴位的部位与内经所说的完全一致”。“而这一经络系统只有活人才有,人死后它就不再存在。”[1]而在此前,中医经络曾被认为子虚乌有,若不是她一直在古今中外的临床实践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疗效,恐怕早就被当成糟粕遗弃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前锋虽然已证实了经疥的存在和古人的正确,但仅此皮毛而已,还远未达到古人的成就,经络系统的生命活动及其临床意义等仍是其无法企及的高度。

《中国中医药报》2007年11月2日第4版报道世针联成立20周年暨世界针灸学术大会“经络与针灸机理研究”论坛上,中国中医科学院一篇关于《国外古代医学中的类“经络”系统》的报告称:通过收集世界几大文明古国的文献资料,发现国外也有类经络系统的文献记载。成书于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古埃及医学纸草文书记录了现代解剖学定位无法解明和生理学功能难以阐述的“管道”(Metu-史学家通常把它翻译为chan-nels)系统。大多数的疾病治疗都是疏通metu,调节metu,平衡metu,从metu中排除有害物质,恢复metu的正常功能。古埃及人认为人体的metu形成相互连接的管道网络,并能進行能量与信息的流通,具有沟通身体外部与内部器官的作用,这与经络-脏腑联系功能的描述雷同。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格拉底的著作中,也有描述人体表面的联系通道“phleps”,它的循行路线大多与中医的经络相同,竟然也有类似“腰背委中求”的内容。因此推测,在医学发展的萌芽阶段,可能都有类似channel或经脉一类的联系通道的叙述。

那末,我国内经时代以及古代几大文明古国的先人们是如何认知这一经络(通道)系统的呢?

《思考中医》[2]一书中提到:“在传统文化里,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个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才产生了传统文化,才构建了中医理论。”(p.14)指出这个内证实验“完全是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一种能力。”(p.15)这种内视能力,是产生中医基础理论的根本保证。

正如李时珍在他所著《本草纲目•奇经八脉考》中,引张紫阳《八脉经》所论阴跷脉后说:“丹书论及阳精河车,皆往往以任、冲、督脉、命门、三焦为说,未有专指阴芷者。而紫阳《八脉经》所载经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

“返观内视”,“内证实验”,其实就是透视人体的功能,现在叫特异功能,气功界称为“天目”。中国古代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十分丰富,仅中医史料记载的有关人物与史实就多到家喻户晓(谁不知道扁鹊一望而知病之浅深;华佗看到曹操脑子里有两个“棋子”,并建议手术切除,等等)。只是人们往往把这些史料当作传奇故事,或神话传说,然后再归之于虚幻,不肯承认史实。

为什么说它是史实呢?基于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写史都是十分慎重的,即使是面对帝王的过失也要实事求是的记录,那怕被皇帝砍头也不改一字。更何况古代留下文字并非易事,不仅字体繁难,更没有笔、墨、纸、砚,在龟甲、竹简上用刀刻字,在青铜器上铸字,谈何容易?!是故中国古人写史惜字如金,对于入传者往往寥寥数语而已,能够留下像扁鹊、华佗等长篇传记的人,决非谣传臆测不实之辞可以留以传世的。中国古代史记的可信度是极高的。

《黄帝内经》中,大量篇幅是对人活体生命的描述,故而留下了一整套?异于基于死体解剖的西医学的完整的中医基础理论。《黄帝内经》实际上是直接对人体内的经络、藏府及其所有的活泼泼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变化规律之间的密切相应关系的记录与描述,其本意是以教人养生,修炼成超越常人(能够“与天地同寿”或“度百岁”而“不衰”的“真人”、“至人”或“圣人”、“贤人”)为宗旨的。是故书中真正涉及到治病的方、药甚少(仅有一点针砭外治的内容)。说她是中医学奠基之作是当之无愧的,而真正发展成一门医学,则是《内经》以后历代医家的功劳。该书之所以能成为中医学之本源,除了它把活着的人体的内在结构与生理病理等功能活动揭示无遗,从而奠定了中医基础理论外,还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为我们后人(不具备特异功能的普通人)建立了 “司外揣内”、“取类比象”这样一个黑箱操作方法,使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得以享用这些具有特异功能的古人的伟大发明。正是在《黄帝内经》的教化下,中国历代具特异功能的大医家不少,这也是中医学得以源远流长青春永驻老而弥坚的原因所在。

直至今天,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依然存在。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在“气功热”的高潮中,出现了许多具透视人体能力的人。当时知识界、科技界对这些人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和测试,证实气功师身上确有超常物质存在,许多用特异能力诊治疾病的例子都经有关科学或医学部门证实过,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确实证明了特异功能的存在。国内不少知名科学家、中医泰斗,也都见证了特异功能的存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返观内视”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排除于中医发展史之外。

1981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人体科学”这一新的学科,其实就是基于对特异功能的研究提出的。科学家们发现,“异常功能态”包括催眠功能态、气功功能态 、特异功能态 ,正是人体科学主要研究范畴。而这三种功能态与中医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气功功能态”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现已趋于一致,认为“可纳入科学范围”,“对‘特异功能态’尚有争论,也渐趋向承认其科学性”。1987年经国家科委批准,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学会”,1987年国际特异功能学会已承认了四种特异功能。[3]

正见网曾发表学者关于天目的研究文章指出:从解剖学来看,我们视网膜上面的视觉细胞,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cone cell锥状细胞,一种所谓的rod cell柱状细胞。由这两种细胞组成了薄薄的一层视网膜。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在我们大脑的前半部的松果体上面也有这种椎状细胞和柱状细胞,但是跟视网膜细胞有很大的差异:视网膜上面只一层细胞。光照到视网膜以后,由这两种细胞把光的讯号变成电的讯号,传给大脑,我们肉眼就看到东西了。而松果体上面,像视网膜那样的结构,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

我们能否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为什么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这个所谓的松果体的视觉细胞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的?为什么松果体这个视觉细胞结构长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现在的科学家还发现,我们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只限于所谓的可见光这一部分。而在可见光范围之外的东西,比如像红外线、紫外线等,都不是肉眼可以看得见的,甚至更高频率的、更低频率的,都不是我们眼睛可以接收到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松果体上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视网膜的细胞,在特殊情况下,比如修炼人天目开到了不同层次,就可以接收肉眼看不到的另外空间不同波段、不同频率的信息,并显像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合理的解释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为什么可以看到人有经脉存在,有穴道存在,看得到人体内的一切生命活动。在此基础上,就可能结合我国古代的科学、哲学,進行广泛、深入、细致的观察,直接取得大量的实验资料,然后再通过理性思维,才创造发明了我国的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等医学基础,写出了《黄帝内经》这样一部冠绝古今的巨著。

综上,可以认为,人体通过气功修炼可以开发特异功能,我国古人是这样做的,现代医学科学也证明了这一点。内经揭示的一整套基础理论,特别是经络、藏象等,就是先人在不同层次的特异功能态中发现并创立的。个人看法:中医学最最根本的思维方法--司内揣外,是在直接观察人体内在变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科学方法,是由直接的“白箱”观察创造出来的“黑箱”理论,其目地只是为了使没有这种直接内视能力的后人,能够享有这种间接可操作性的科学成果。

中华民族可说是世界上受神的眷顾最为深切的民族,中国被称为“神州”,绝非偶然!

实际上,中医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内后外、以内联外的,正是这个“白箱能力”与理性思维相结合的过程成就了中医学。在这里,“白箱能力”是基础,理性思维是方法(或工具),没有前者,后者毫无意义。

反观我们现在,是不是只强调了理性思维,而否认“白箱能力”的存在甚至以讨论“内证实验”的存在为?呢?《中国中医药报》上就曾有人发表攻击刘力红博士关于“内证实验”的提法的文章,认为现在正是有人攻击我们中医“不科学”,我们还要提什么“内证实验“,那不更予人口实吗?写这篇文章的人,自己对自己所从事的中医事业可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又不愿去做一番追本穷源的努力,被“无神论”蒙蔽了心智,浑浑噩噩的在中医学的浩瀚大森林里,一棵树一棵树、一片叶一片叶的去摸索,穷其一生,也难以正确认识一枝树枝的精髓。君不见,现今能在一生中对某一中医学术流派有所研究的人,已属极少数被人们誉为“有成就的”医家了。似此,中医学术的发展还有希望吗?

否定特异功能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医基本理论的产生,就无异于舍本逐末,就无法求中医学术的发展。

中医界一直有人认为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与医学结合的产物,主要是“思辨”的成果。这是站不住脚的。不信,谁就不依靠古人的“内证实验”成果,完全靠你“思辨”一下试试。

显然,要想发展中医学,首先必须在达到古人当时创造中医学的高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体,活生生的人体,在研究者面前是个“白箱”,而且其天目层次要高于古人时,才谈得上发展中医学。

法轮大法修炼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可能性。

李洪志师父在《精進要旨》(一)的<证实>一文中指出:“佛法可以揭开宇宙、生命、科学之迷,能使人类从新走上正确的科学之路,但佛法不是为指导人类科学而造就的。”又说:“在佛法中开智的专家将来会很多,他们将成为新人类在各方面学问的开拓者。”

中医学是神传文化,要想继承她的精髓并发展她,必须使自己首先达到神的状态,并超越古人,达到更高的层次。

让我们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勇猛精進,牢记师父的教诲:“提高层次是根本”。《洪吟二•见真性》做好三件事,早日功成圆满,才能突破目前中医学术发展停滞不前,走入困境,每况愈下的窘境,为后人留下一部更为光辉灿烂的中医学。

参考文献

1.《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6月24日第4版,《不应被漠视的证实》,毕全忠著
2. 刘力红著,《思考中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二版,2004年7月第四次印刷
3. 宋为民,《未病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4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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