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选读:《贞观政要》(一)

陆志仝


【正见网2007年07月27日】

《贞观政要》撰编成书后,不仅唐朝的皇帝非常重视,此书也被历朝历代的皇帝列为宫廷皇子皇孙的必读之书。唐文宗李昂作太子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旧唐书・本纪第十七下》;而唐宣宗李忱更是“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资治通鉴》248卷)。南宋・王应麟编的《玉海》卷四十九中记载,宋仁宗读《贞观政要》后对大臣们说:“太宗言任人必以德行学业为本。”

辽朝的辽兴宗耶律宗真曾诏命臣下翻译《贞观政要》等书,据《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记载,史臣萧韩家奴全文翻译了这本书:“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金朝君臣也是如此,金熙宗把《贞观政要》作为经常阅读的书,他对大臣们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金史・熙宗纪》)

元朝君臣重视《贞观政要》的程度更超过辽、金二朝。据《元史・仁宗纪》记载:“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这是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旨意之一。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一书献给元仁宗;元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元史・察罕传》)。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的新刻本作序。成化元年(西元1465年),明宪宗在序文中写道:“《贞观政要》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清乾隆皇帝也为之作序,称:“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乐善堂全集・卷七》)

以下古文选自《贞观政要・论君道第一》: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注1],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注2]。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既作[注3],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注4],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注5],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注6]。’昔尧、舜之世,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注7]。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注8]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违[注9],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注10],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注11],而侯景[注12]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注13],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嘉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注14]对曰:“天地草昧[注15],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注16],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注17],百姓欲静而徭役[注18]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注释:

[注1]啖(dàn)腹:‘啖’的本义为‘吃’,‘啖腹’的意思是果腹或填饱肚子。
[注2] 又扰生人:‘人’应为‘民’字,因避唐太宗讳故改为‘人’。‘生人’即为‘民生’,指老百姓的生活。
[注3] 万姓为之解体,怨?(dú)既作:‘解体’本意是肢体解散,本文指人心涣散。‘?’为怨恨之意。
[注4] 詹何:生卒年不详,据古籍中记载,是春秋时期楚庄王(西元前613~591在位)年代的智者。
[注5] 陛下所明:‘明’字在这里当动词,为‘阐明’或‘阐述’的意思。
[注6]‘先人有言,询于刍荛’:此句出自《诗经・大雅・板》原文是‘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是指割草砍柴的平民。此句的意思:先贤曾经说,有疑难的问题可以与普通平民商讨。
[注7] 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此句出自《尚书・舜典》,大意是,广开四面八方的大门,以纳贤士;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通晓远近情况。‘四目’,据传说上古的圣人仓颉是‘双瞳四目’;‘达’为‘通达’或‘通晓’之意。
[注8]共、鲧(gǔn):‘共’指共工,炎帝之后裔;上古颛顼(ZhuānXū)帝时代的部族大首领。据《淮南子・兵略训》记载:“共工为水害,颛顼诛之” 。‘鲧’是上古圣君尧时代的人物,是大禹的父亲。据《山海经・海内经卷十八》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杀。
[注9]靖言庸违:言语巧饰而行动乖违。‘靖言’指臣下向君王说恭维话。‘庸违’指奸佞小人的行为。
[注10] 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捐’,取其本义为‘舍弃’的意思;‘隔’为隔离;‘疏’为疏远;‘贱’为‘看轻’的意思。赵高:秦二世(胡亥)时宦官。他在任期间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西元前207年又设计害死李斯,成为秦国丞相。第二年他逼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不久被子婴杀掉,诛夷三族。
[注11] 朱异(西元483―549年)字彦和,南朝钱塘(今杭州)人。颇得梁武帝宠信,官至中书郎、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加侍中。据《梁书・朱异传》载,朱异“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太清二年(西元548年),东魏降将侯景以朱异贪财受贿、欺罔视听为由,起兵包围建康台城。皇太子乘机上《围城赋》,斥责朱异“高冠厚履,鼎食乘肥”,是祸国之豺狼,害民之虺蜴。朱异恐愤交加,得疾而卒。
[注12] 侯景(?―西元552年)字万景,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人。本来是东魏丞相高欢手下的一员大将,梁武帝太清元年(西元547年)率部投降南梁,驻守寿阳,不久起兵反叛。西元548年,侯景一度拥立萧正德为南梁帝,改元正平。南梁太清三年(西元549年)侯景攻破建康(南京),梁武帝萧衍被困饿死,侯景又立太子萧纲为皇帝,并自封为大都督。简文帝大宝二年(西元552年),侯景被陈霸先、王僧辩击败,后被部下所杀。史称此事件为“侯景之乱”。
[注13]壅(yōng)蔽:‘壅’, 阻塞;‘蔽’,蒙蔽。
[注14]尚书左仆射(púyè):魏晋南北朝至宋朝均为尚书省的长官。仆射起源较早,秦律中有仆射称谓。依初唐制,尚书左仆射是宰相之职。房玄龄(西元579―648年),名乔,字玄龄。唐初名相。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房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進士,授羽骑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于渭北投靠秦王李世民,屡随秦王出征,出谋划策,典管书记。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时,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西元629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封梁国公。至十六年七月進位司空,仍综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病逝。
[注15] 天地草昧:‘草’,杂乱。‘昧’,本义为‘昏暗不明’;‘天地草昧’指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注16] 覆彼昏狡,百姓乐推:‘狡’为‘狂暴’的意思;‘推’为‘拥戴’之意。
[注17] 志趣骄逸:‘趣’同‘趋’;‘志趣骄逸’是指志向趋于骄奢淫逸。
[注18]徭役:古时官府向老百姓摊派的无偿劳动。

全文大意: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大臣们说:“当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利益为先,如果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来满足国君自身的欲望,就好比是割下自己大腿的肉来充饥,肚子虽填饱,人却死了。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国君必须先修养自己的品德。从来没有身正而影斜、自身品德修养好了而民间却乱起来的道理。我常想,伤害自身的并不是外物,而是个人的嗜好和欲望太多所引起。如果国君一味的追求美味佳肴,沉迷於歌舞美女,所想得到的越多,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大。既妨碍了政令的通行,又扰乱了老百姓的生活。如果国君再说一些违背事理的话,老百姓就会人心涣散,并随之产生怨恨,离叛的事情也会出现。我常想着这些事情,就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谏议大夫魏徵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都能够先重视自身品德的修养,因此才能通晓万事万物变化的因果。过去楚庄王聘用詹何,问其治国的要领。詹何却告诉楚庄王修身养性的方法。楚庄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的效果会怎样?詹何说:‘没听说自身的品德修养好了而国家还会混乱的。’陛下所阐述的道理,跟古人说的一样。”

贞观二年,太宗皇帝问魏徵:“为什么国君被叫做圣明君主或昏庸的君主?”魏徵回答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先贤曾经说,有疑难的问题可以与普通平民商讨。’上古的贤明君主尧、舜治理国家时,能广开四面八方的大门以纳贤士;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通晓远近情况。所以国君的圣德才能昭然于天下,共工、鲧这样的人就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花言巧语及乖张行为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则是深居内宫,只相信赵高而不信任其他朝臣,真到天下都造反了,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举兵叛乱,攻到京城时,竟然还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路的叛匪攻占城池、抢掠乡邑,他也不知道。因此国君多听各方面意见,采纳臣下的建议,权臣就无法阻塞言路、蒙蔽国君;而下边的民情也能顺畅的上达。”太宗非常赞赏魏徵的话。

贞观十年,太宗皇帝问大臣们:“帝王的大业,创业和守成哪个艰难?”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在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时,各地群难纷纷起兵,必须功破城池才能使敌人投降,在战场上取胜了才能使敌人归顺。由此说来,创业艰难。”魏徵回答说:“帝王起兵,必然借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消灭掉原来昏庸狂暴的国君,从而得到老百姓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奉上天旨意又得到老百姓支持,因此创业不难。然而帝王得到天下之后,志向趋于骄奢淫逸。百姓希望过上安稳的日子,而徭役却无休止,百姓已经穷困匮乏了,国君的奢侈事务却还不停止;国家的气数衰亡常常是这样引起的。由此说来,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过去曾跟随我平定天下,备尝艰辛,出生入死,所以认为创业艰难;魏徵和我一起治理天下,担心骄奢淫逸的弊端出现,使国家从蹈危亡的境地,所以认为守成艰难。现在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了,而守成的艰难我会与诸位一起慎重的对待。”

评讲:从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两位贤臣的对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贤明的君主及朝臣都非常重视百姓的生活,并致力于使百姓的生活富足。而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不能只是表面上的空话,国君及朝中大臣必须克制自己“耽嗜滋味,玩悦声色”的欲望;也就是要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只有重德修身才不会出现骄奢淫逸的弊端。

唐太宗尝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贞观政要・任贤第三》。既然是以古代的历史为镜,可以知道一个朝代的兴盛与衰亡,那么,我们就以贞观之治这段辉煌的历史为镜来照一照现今的中国大陆。

如果有这样一个政权,在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还非常穷困匮乏的时候,统治者仍花费大量的财力大搞形象工程,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那么这样政权的结局必定如唐太宗所说的那样“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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