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6年09月08日】
尧、舜、禹时期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那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太平盛世。圣人治理天下，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广开言路。唐虞史上记载：陶唐时代，帝尧在位，虚己受言。常常担心政事有差谬而百姓又不敢当面直说，特意在门外设置一面鼓，想要直言劝谏的人，就击鼓求见，让天下的人都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帝尧又担心自己有过失，别人在背后议论而自己听不到，无法改正，特地树立了一块可以书写责骂他的木板，让天下人都可以尽情的指出他的过错。
夏史上记载：大禹在位时，深恐政事有误，四方远近之人无法畅所欲言，将钟、鼓、磬、铎、煊五种乐器挂在外面，用来征询管理国家的办法，等待百姓提出好建议。他说：“前来教导我事理的人，请击鼓；想告诉我怎么样做事的人，请敲钟；告诉我具体事情的人，请摇动铎；想要述说忧虑的人，请击磬；若是有打官司评理的人，请摇晃煊。”
春秋时期的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变的很富强。有人问孔子，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惠人也”，（《论语・宪问篇》）即宽厚慈爱之人。《春秋左传》上记载：郑国人经常在乡间的学校里游玩聚会，并且议论朝中政策的得失。有人对子产说：“把乡间的学校毁掉吧！”
子产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们没事时到那里游玩，并且议论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推行；他们所讨厌的，我们就更改，这是我们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只听说尽心择善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过依靠威权来压制人们的怨恨。威权固然能很快把人们的嘴堵上，但这种做法就象用堵塞的方法来防止决口一样。河川如果一下子大决口，伤人必定很多，到那时我们就不能挽救了。所以堵塞言路，不如我们去听取人们的意见，并当作治病的良药来对待。”
后来，孔子听到这些话，说：“从这件事来看，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子产去世时，孔子流着泪，痛心的说：“子产，是继承了古人仁爱之风的人啊！”
但是，历史上也有不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君主，如周朝的厉王、秦代的秦始皇及二世胡亥、隋炀帝等，而他们的下场世人皆知。
据《史记》记载：周厉王在位三十年，非常贪财好利，行为残暴，百姓到处议论厉王。厉王非常恼怒，就从卫国找来一名巫士，让他去监视民众，只有发现谁胆敢议论朝政，就来报告，然后杀掉他们。这样一来，议论的人是少了，但四方诸侯再也不来朝拜了。
厉王越来越严苛，全国的百姓都不敢发表意见，路上遇见，也只用目光示意。厉王很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禁止议论了，谁也不敢说三道四了。”
召公说：“这不过是堵塞了言论而已，并不是什么成就。堵塞百姓的言论，其危害要超过堵塞水流。堵塞水流，如果一旦崩溃，那么伤人一定会更多，百姓也是这样。所以，治理水害的人采取的措施是疏导，治理百姓的人应采取的办法是让他们宣泄，以便使言论畅通，那么好的主张就能听到。百姓的话，是考虑以后才流露出来的，堵住他们的嘴，那么谁还敢拥护您呢？”
厉王还是不听進谏。国内谁也不敢发表评论。三年以后，臣子们联手发动叛乱，袭击厉王。厉王逃亡到彘地，最后死在那里。
悠悠万世，后人总结历代成败兴废的经验教训很多，纵观历史，能否开放言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自中共窃据国家政权以后，大陆从来没有实现过言论自由。几十年来，多少人因言获罪，家破人亡。中共搞开放政策后，深知言论自由业已成为普世的价值，为了让世人承认它的合法存在，给自己树立开明、進步的形象，中共也谎称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并且堂而皇之的将“言论自由”写進了宪法，欺骗世人。那么中国人真的享有言论自由吗？
今天，如果你看到东航机长袁胜因为向人讲《九评》与三退大潮受到邪党的威胁，被迫背井离乡在美国避难，你就不会相信中国人有言论自由；如果你看到高智晟因不忍法轮功学员惨遭杀虐，三次直言上书而遭到长时间围堵、跟踪直至绑架迫害，你就不会相信中国人有言论自由；当你看到有那么多的维权人士和良心人士只是说出自己想说而邪党不想听、惧怕听到的话就身陷囹圄；当你看到在号称自由无国界的网络空间有那么多的中共网特在监视你的言行，你就知道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中共邪党的自说自话，不过是它独裁、残暴、伪善的一块遮羞布。
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其结局就是衰败、灭亡，这是历史的教训。且不说中共作恶多端，天要灭之。单单从大陆人常常因言获罪这一点来看，邪党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从思想上、组织上摒弃恶党，的确是明智的选择。中共灭亡之时就是我们真正的享有言论自由和身心自由之日。没有了中共邪党，中国人民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没有了中共邪党，中国人民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