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故事(四):回顾历程

送红潮


【正见网2006年03月23日】

上回我们讲到唐人被抓,是在1999年,2006年三月份,唐人得知中共在苏家屯建立集中营的事,一下子, 在中共禁闭室里的恐怖体验全部翻将出来,他对我说,要写你就先写我监狱里的故事吧。唐人就是不说,我也有这种打算,因为了解中共监狱的人并不多,就是在中国,了解而又敢讲的又有几个,更何况,唐人说,主要是传达一下,那种置身鬼窟的恐怖体验,主要是总结一下,人靠什么才能够战胜死亡的恐怖。唐人所受暴力不是最多的,但他的感受还是如此叫人心碎;唐人的体悟不是最高的,但闯过了中共的监狱就是富于启迪的。

唐人跟我讲述了监狱里的惨烈故事,临走之前,讲了一段话如下:

我被抓、被判、被关禁闭的过程相当荒唐,在中共看来就是必然。和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样,1999年7月20日,看到中共的一切媒体对法轮功的指控,都是造谣,这之后,我们有的毫不犹豫,有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便开始了为法轮功的申辩,讲清真相的活动。我于2000年坐火车去北京上访,“如果卖菜的不卖菜了,开车的不开车了,大家都不维护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不就完了吗?如果社会道德继续下滑,大学老师都有嫖娼的,而提升人们道德的法轮佛法,你不维护,我不维护,后果又是怎样的呢?”带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要到国务院信访办去递交上访信。同行的有三个学员:一个学生,一个同学,一个学生认识的老婆婆。到北京第二天就被抓了,他们被送往本省本市第三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总共呆了一年零八个月,这期间,雪水洗澡,六月蚊子,长期孤独,频繁恐吓,阴暗潮湿,拳打脚踢,还有不给中饭吃,队长们的软磨硬泡,故意刁难,还有每样不落的经历过来。如何善待三教九流,如何协调犯人关系,如何用各种方式讲清真相,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市“610”本来想转化我,作为一个典型。可是我在看守所期间,不仅要求炼功,还要看《转法轮》,这两点我经过绝食都实现了,号子里的人许多读了《转法轮》。后来,我又开始绝食绝水十来天,原因是市“610”关押我一年多,完全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关押犯人的最高期限,我要求无条件放人。市“610”慌了,市长也来想法子,让掉着眼泪的母亲、同窗四年的同事来劝说,命“610”主任拿着伪造的法律文件来哄骗我,此时,看守所赵所长意外的表示了对法轮功的同情,甚至,看到我极度虚弱,口腔呼出异味,所长还故意泄露了一个秘密,我很关心的本市法轮功状况的秘密。在这拖延的过程中,市长和“610”火速整理材料,罗织罪名,匆匆走了一个法律过场,把我送到了红朝监狱。坐在去往红朝监狱的囚车上,一路大雾茫茫,我的思路却很清晰:我做的事,是为自己的良心负责,并且毫无疑问也是有益于他人。这样我来到了红朝监狱,见证了中共的残酷迫害。

红朝监狱的2002年4月7日,经过二十一天的日夜折磨,我走出了中共禁闭室,伤痕累累,精神恍惚,左腿严重受伤,走路一瘸一拐。对此,无论是狱警还是包夹的打手,都想不到自己有责任。

日夜殴打我的包夹打手有四个:鲨鱼、小流氓、胡闹和淘气。胡闹和淘气内心里觉得他们是太讲义气了,尽管我身上的多处伤痕是他们打出来的,但是他们瞧着我的跛胯子,暗暗的想:“鲨鱼和小流氓,才叫舍得出手。”

鲨鱼和小流氓得知二十一天的紧闭就要结束了,就开始在厨房一样小的紧闭室里收拾铺盖。一边收拾一边对我讲:“我们也是身不由己,不是我们要动手。都是劳改嘛。” 我也在收拾行李,就是一床精品毯子,几件衣服。我把毯子折好,搭在衣服包上,试着在走道里走了几步,觉得左腿稍微的恢复了一点知觉。鲨鱼和小流氓坐下来,心想就要出笼了,松了一口气,然后他们就开始琢磨我的那张精品毯子,鲨鱼先下手,他把我的毯子抓在手里了,看着我的眼睛,把毯子举起来,晃了一晃,我点点头,鲨鱼就把毯子塞进了自己的铺盖里面。出了禁闭室,到了入监队,鲨鱼被调到另外一个监区,不再包夹我,小流氓赶快报告朱队长:“报告队长, 唐人有一床毯子在张于亭那里,我去拿过来。” 几分钟后,他把精品毯子从鲨鱼那里要回来了,铺在自己的床上,“ 唐人,我跟你换一床毯子。”他拿出一床破旧的毯子。 我接过来,铺在床上。朱队长看得清楚,却假装没看见,只吩咐了一声:“你等会儿带唐人去洗个澡。”瞥了一眼我的跛腿,朱队长匆匆走出了入监队的监室,往篮球场走去。

对我的迫害,直接是由朱队长下的命令,二十一天来,他坐在禁闭室监控器旁和杨队长打扑克、下象棋,观看包夹打手执行刑罚。朱队长虽然二十才出头,初中文凭,但因为父亲就在本监狱工作,他是在监狱里长大的,利用犯人做事,何时该紧,何时该松,什么时候用犯人的口语,什么时候用警察的工作语言,分寸的把握和相机行事,在别人是够捉摸的,在他就真不费力呢。有一次,小流氓骑在我身上大打出手,他在监控室里通过话筒制止了,这是在向我表示:我对你不错吧。但是背着我,他又给了小流氓许多体贴和特权,四个包夹打手也都是犯人,最关心自己的刑期了,朱队长这一段时间,就特别的大谈减刑是多么有可能,就是逢年过节来个假释都不是画饼子的事,他特别提到,外面的世界这几年变化很大,一百元的大票早就改版了,红艳艳的。正如他料到的,每一次鼓舞之后, 我受刑时的喊叫就格外的惨,格外的长。有一天,得知我隔壁禁闭室里的一名学员被转化了,他不免有些着急,把四个包夹犯人叫出来,就一点也不客气了:“你们都在混日子!隔壁那个保证书都写了,唐人呢,您们给老子心里放有数点,当心老子下你们的课。”这样,第二天, 我的腿就残了,提审的时候, 我连站都站不稳,只能坐在地上。就是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朱队长从未想到自己有什么责任,是的,有那么一小会儿的时间,他可能想:“腿都残了,唐人还面带微笑,啊,他或许并不恨我――不过,能怪我吗,打成这个样子,薛教还说不够扎实呢。”要说朱队长现在有心事,显然,那不是愧疚,那是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我得跟爸爸讲一下,这转化的工作,太累人了,我是初中毕业啊,我得换一个监区工作。当然首先是薛教能点这个头。”

要把我在禁闭室里“教育好”,这是薛教的指示。他现在正在篮球场上“三步跨篮”。他出身农村,中专毕业前身体不胖不瘦,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几年里,身体也是不胖不瘦,后来,一个监狱里的伯伯要退了,他就接了班。为了获得生存优势,他开始搞自修文凭。生活的感觉有了大大的转机,在监狱里工作,有不可为外人道也的好处。一个考试很不严肃的自修文凭拿到手之后,他就挂上一个北师大本科毕业生的招牌,自从有了这个招牌,更主要的是,对上司心理的敏感,他就越过许多年纪大的同事,爬到了监区长的级别,工作顺利,生活舒畅,不久又结了婚,到监狱里出现第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时候, 他的孩子才两岁多一点。同家庭生活相比,他的工作更能给他以满足感,因为他醉心于权力,稍微动点脑筋就能控制他人,犯人们服,队长们服,就是工作的全部魅力所在!他会把犯人养在罐头瓶里的蟋蟀悄悄拿走丢掉,他会指桑骂槐的批评队长们懈怠,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趣。由于过于关注权力,使用心计,他就明显的消瘦了,于是他就养成了打篮球的习惯。每读完一遍《毛泽东传》,他都象钢笔的墨水袋子又灌满了墨水,饱饱满满的一肚子黑,“关键不是什么主义,关键是权力和策略,象毛泽东那样注重策略,成功人士,是铜钱式的外圆内方,策略。”他喜欢轻轻抖着腿讲话,喜欢干笑,喜欢精炼的语句,尤其是知道法轮功学员水平高能听懂,他就更是长篇大论,他悠闲的盯着我脚上镣铐说:“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想不到的事情。” “脚在鞋子里是飞不了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迷得越深转化才越扎实。”“转不转化是你们自己的事,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豆腐做的。”“毛泽东有句名言:总有些人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有一天夜里,他摸到我的紧闭室里来,“十二点钟之前,你把这本材料学习学习。”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来了,问:“唐人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睡的?”“十二点钟。”“你不是说要学到四点吗?多下功夫啊。”他丢下这句话,不动声色,没收了包夹所有的杂志和所有的咸菜,瞪了每个包夹几眼,就走了,正如他所料,在他身后立即响起了咚咚的打人的声音, 我以后就是四点钟睡了。 我从禁闭室出来的时候,一拐一拐的,薛教脱了警服,用手转着一个篮球,从办公室出来,和我打了一个照面,篮球停止转动,“你的腿怎么了?” 我知道这是明知故问,但还是扭头看向包夹,薛教知道自己问错了,就信口说道:“要听朱队长的话,吃一堑长一智,多想问题,听见没有?去吧。”篮球又转动起来。薛教甚至没有想到我的痛苦和他有任何关系,尽管他是主管转化的监区长。他用心的打完一场篮球,打得还不赖,他经常从别人手臂下钻过去投的篮,矮是尴尬,命中率高却是公认的,这就足够了,矮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能力。他从监狱商店里拎出犯人家属给送的礼物,心想爱人见了这些礼物,至少有几天是不会拿琐碎的家务刁难他了,他愉快地驾着摩托出了监狱的门。

狱警的摩托车如果轧到了一条狗,看着狗在地上挣扎,他们也许会心生怜悯,也许几天都忘不了,但是一个活人在他们眼底下挣扎,并且是他们亲自指挥叫打叫折磨的,他们却毫无歉疚,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打人是工作,并且是中共和江xx布署的重要工作。队长们抱着这样的想法:“要说有责任,你们找江xx去好了。”而包夹打手也有同样的借口:“要说有责任,你们找队长去好了。”罪恶一直在延续,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想到要为解除罪恶负责,没想到要为自己的良心负责,不大能够考虑到私家利益之外的他人利益。我之所以被戴上脚镣手铐,是因为我的想法和他们恰恰相反,我时常叮嘱自己,要保持一颗解除罪恶的责任心,我之所以伤痕累累,一瘸一拐还不转化,也还是因为我要为自己的良心负责,因为这同时有益于他人。

这是一种理智与昏聩的对比,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这是关乎人类道德与尊严的大事,这里孕育着的希望,不久的将来,所有的人们都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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