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行:周末纽约行(下)

(2004年8月27 - 29日)
笑梅


【正见网2004年09月03日】

四、纯净老人心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开始往回返,岳东和我,加上周老伯和范阿姨,小智还要多呆二天。这两位老年人已在纽约坚持了九天了。我因为丢了驾照也不敢开车,只好在旁边帮着看路。二个老人的对话传到我耳朵里。

范阿姨说:“我跟洋人讲真象效果很好,我说原来我很weak(弱),现在strong(强壮)了,我感到身体有很多energy(能量),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镇压,我就说,因为江XX想让我们信XX主义,可是我们明明知道他们不干好事贪污腐败的,就信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可以让我的disease gone(疾病消除了),让我变得young(年轻)了,就为这它镇压我们。我对他们说:我的英文very poor(很不好),不能很好的express my opinion(表达自己的意见), Do you understand me(你能听懂我说的吗)? 他们都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听得懂,谢谢你。

在我跟他们讲的时候,眼看着他们的表情发生变化,一开始迷惑不解的样子,后来点头表示同情,最后非常感动,过来握住我的手。当他们知道我的年龄的时候都很吃惊,我说 I am over 70 years old(我年逾七十了). 他们会说,哟,you are very young(你看起来很年轻)! 我对他们说,因为我practice 法轮功。一般到最后的时候,我都要说这样一句话:If you understand Falun Gong, you are lucky, God bless you(如果你了解法轮功,真的很幸运。神会保佑你的)。 我还告诉他们去查website(网站),一切都是free(免费)的,有的人临走时说,我一定去看website(网站)。

周老伯在一边边听边学,重复那些英文词儿,他说:“你做得比我好,我若达到你现在的英语水平还得一二年。我英语不行,主要做酷刑展,来这儿九天,上了六次了。有年轻人问我苦不苦,我说,我只是表演一下而已,我的老太婆是真正的承受过来的。想起在八国峰会时第一次上酷刑展,有记者来问我,我讲了我妻子的真实故事,我哭了,那个记者也流泪了。我有一次扮演警察,有洋人过来指着我骂:You bad! You bad!有同修问我生气了没有,我说,我一点都不气,因为他骂的是中国干坏事的警察,不是骂我,我还为他有正义感而高兴呢。”

他们也提到和其他地区同修住在一起发生的小摩擦,我和岳东告诉他们要修自己并保持正念,要明确自己来纽约的使命是什么,一切影响讲真象的事都是干扰。他们说:“对呀,我们来干啥来了?我们这一关没有过好,没有过好,下次一定做好。”

看到岳东一个人开车,周老伯着急的说:“我们这些不中用的,连个车也不会开。”岳东说:“你讲的很好,我很感动,一点也不累。”

范阿姨还会打中文字,周老伯也能写,我鼓励他们回来后将这些经历写出来,周老伯说:“这几天我一直在写日记呢。”范阿姨一听叫道:“什么?我还以为你每天在记帐,原来你在写修炼日记呀!真是有心。”

听着大家的交流,心里很感动,虽然老人们英语不好,不会开车,可是他们的心却象金子般的纯真!事实上一位不太会讲英语的老人用心讲出的真象更打动人呢。

五、心为何而动?

这次纽约之行,还穿插着我自己的一段心性修炼过程。有关这件事的信息在前面都省略了,为的是现在将它完整详细的写出来。

早在南希搬家前,她将自己在国内的毕业证交给我,让我转交给小智帮她去公证。星期五在南希家汇合的时候,我拿出来交给小智,他不要,说是到纽约再说省得他忘了。

星期六在百老汇街头下车的时候,小智问我们是否把钱包留在车里,邹阿姨说,还是带在身上的好。我背着自己的大包,邹阿姨将她的一个小钱包里也放在我的大包里, 一再嘱咐要看管好。发了一会儿报纸觉得背着包有点累赘,就顺手放在了靠边的一堆背包上面。

中午,小智过来向我要毕业证书,我拿起包本能的打开拉锁,一看,不见了那个红皮证书,在翻来翻去的时候,发现钱包也不见了,又去车里找了半天,也没有,糟糕,被盗了!我没有听邹阿姨的话,把包放在了路边,和大家的包在一起。想起刚才发正念的时候,大家都闭着眼睛,没有人照看那一堆包,而我的就放在最上面。幸运的是,邹阿姨的小钱包没丢,也许小偷认为里面是一些零钱,不值得一拿,或者还没有来得急,其实里面的钱比我的还多,还好,不然我将背着上千元的债务回家。

朱阿姨走过来,在那堆包里翻来翻去的,嘴里不停的说:“我总觉得它不会丢。”小智说:“阿姨,它事实上就是找不到了吗?怎么叫不会丢呢?”他让我赶快打电话给家里,让岩将信用卡和银行卡都取消掉。同修们也往我口袋里塞钱,一时间,我变成了困难户。

过了一会儿,小智又过来问我:“我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还用问为什么?我太粗心了呗。”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有另外的声音:“为什么?还用问吗?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修得不好,造了业,业大了,那就现世现报呗。”刹那间,脑海里翻江倒海似的涌出一些镜头:我如何嫌弃先生做事没有条理;抱怨儿子的房间如何乱,说这个同修不理智,指责那个同修不负责,我甚至想到刚才去一家商店的洗手间,偷了人家几张餐巾纸……所有这些不符合真善忍的表现全都让我回顾了一遍,这下好了,一切都还了吧,那些曾经因我不善的语言给别人造下的痛苦今天我都得承受,心里很痛,但我知道这是罪有应得。

心痛之余,我想起了钱包里面装的东西:信用卡,银行卡,驾照,那张记着全家人社会安全号的小纸片,更令我留恋的是那张我一周岁时的照片,常常被二个孩子误认为是他们自己,还有一张我最满意的黑白照片,上面留着我年青时代最佳发型。不到二百元的美金是临行前先生亲自为我取的,不过钱对我并不重要,证件还可以再补,那么我的照片呢?一岁和二十多岁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连这点儿纪念都不让我留,还有这只黑皮制的钱包,那是来美国后和女友淑玲一起买来的,它是我初到美国时的历史见证,也是和淑玲之间友谊的见证。那时我还不会开车,善解人意的她周末带我出去,看到降价的好东西就劝我买下来。

这样想着想着,我清醒的那一面突然意识到了我对情的强烈执著,珍惜友谊,回忆过去本没有错,错就错在执著二字上,一执著就令人沉重心痛直至消沉,沉浸于其中而不能自拨,以至于忘记了人生最重要的事。这时,我清醒了,开始克制自己不去想钱包的事,又拿起报纸向行人发,可是没有一个人接,达芬走过来,递给我一份买来的午餐,“快吃吧,别饿着。”我心里感动,却没有胃口。她又问我去过警察局报案没有,我说正想去呢,她愿陪我一起去。我们俩人花了近二个小时找到警察局报了案。回来的路上达芬安慰我说:“行了,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也许这个负责登记的警察今天正在等你来向她讲法轮功的真象呢。她读了报纸再去告诉更多的人,这作用可大啦,可见坏事能变成好事。”回到百老汇街头,赶紧静下心来发正念炼功。一个小时后,我又恢复了正常,心怀慈悲的向走过的行人发报纸。

晚上回到旅馆,学完法发完正念,心里又想起钱包的事,这回是为那个小偷着想,他若只拿了我的钱还好,他还把南希的毕业证也偷了,他偷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呢?还有我的所有证件也拿走了,他等于同时对二个大法弟子犯罪,没有了驾照,回去只让岳东一个人开车,十多个小时呢,明天他也上班啊。不行,我得再努力一把。

星期天一早,我写了一个小告示:“亲爱的朋友,本人于昨日丢失了钱包,如果你捡到了请打这个手机号,或交给任何一位法轮功学员,本人将不胜感激,还有一本朋友的毕业证书,它对于我朋友的这份新工作非常重要,捡到后请一同归还。”我希望小偷能够再次从那里走过,读一读这个告示,良心发现,物归原主。做完这件事,我轻松的去了联合广场。

下午我们不得不开车回来,岳东自己开了十多个小时,中间只停下一次休息。半夜一点多,我们到了南希的家,因为我没有驾照也不敢开车回加拿大,想睡在南希家,第二天让岩来接我上班。在路上我就告诉大家千万别提丢钱包和毕业证的事,因为明天是南希第一天上班,别影响了她的情绪。

门开了,南希刚刚睡下,大家帮我把东西拿下来,简单的说二句就要走,我也想尽快睡下,免得她再问什么。

“唉,你的钱包。”

我心里一怔:天哪,她还没接通电话怎么知道了我丢钱包的事?看来是瞒不住了。

“你的钱包忘在了我家,还有我的毕业证,你好糊涂,我也没有电话,要不早告诉你了……”

“你说什么?我的钱包没有丢?”

“丢什么丢,我拿给你看,听说你还报了案。”

“你怎么知道?你有千里眼看到了纽约的事不成?”

“刚刚小峰来过,我用他的手机给小智打了电话,他全都告诉我了。”

这时,在场的人每人给了我一巴掌,再加上一个最佳称呼:“你这个家伙!”

回到家母亲和岩没说什么,象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对母亲说:“我还准备着回家来过关呢,我想你们肯定会左右开弓的把我教训一顿。”母亲平静的说:“哪儿的事,人家岩接到电话后,一点也没有气,只是说,纽约这地方很乱,丢个钱包是正常现象。我自己呢,知道去纽约讲真象干扰很大,只要人没有事就好。”我又是一阵感动,在心里暗暗加了一条戒律:今后不但嘴上不说别人不好,脑子里连想都不能想,修炼的人每天都在变,再不可以用一种固定的眼光去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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