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广泛兴佛的时代:两晋与南北朝(一)

(公元265年---公元588年)
心缘


【正见网2004年08月20日】

尽情演“义”的三国时代随着东吴的被灭而终于谢幕了。掩卷而思业已走过的历史大戏,不禁慨叹上天精妙的安排。如此纷繁的事件,如此不同的朝代,却被那看不见的主线紧紧的牵在一起,在一走一过间,留下了各自璀璨的文化,留下了足以让后人深思明鉴的故事,留下了丰富人精神内涵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当大幕再次开启时,我们迎来了一个经历了短暂的统一后、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也是一个佛教在华夏大地广传的时代,这就是两晋和南北朝时期。

奠定人类正信基础─佛教传入中国概述

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古印度,那么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人的信仰的呢?这自然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机缘,不过,那曾经走过的历史却将一切早已安排停当。

从地理位置上讲,古印度不仅指今天的印度,还包括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中国古代历史书中把印度称为“身毒”或“天竺”。

古印度位于中国的西部和西南部,与古代的西域毗邻。西域,是中国史籍中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指历史上的新疆。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是东西方社会交流的枢纽。在已然走过的历史中,我们知道西汉的张骞曾经出使西域,并开通了“丝绸之路”,这使得中国与异域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更为便捷和频繁。佛教就是沿着古印度─西域─丝绸之路─中原地区─中国其它地区这一脉络传入并弘扬的。

佛教传入西域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佛教便传入了当时西域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等地。今天学术界多依据藏文《于阗教法史》、《大唐西域记》等史籍推论,大约在公元前80年,以毗卢遮那阿罗汉就在西域建立了第一座佛寺,小乘佛教传入。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之后,约在公元2―3世纪也传入了西域各地,出现了大小乘并存的局面,逐步发展形成了以于阗、龟兹、高昌(今吐鲁番)以及莎车、疏勒(今喀什)等城为中心的佛教胜地。

自然居住在西域的居民最先沐浴在佛法中。自秦起至东汉,居住在西域(广义)的少数民族先后有月氏、乌孙、大宛、匈奴、鲜卑、羌、羯等。佛教在西域的兴起和强盛自然影响到这些少数民族,很多人,包括上层贵族都开始聆听佛法,并成为了佛教徒。

在佛教传入西域的同时,上述少数民族为了争夺地盘,彼此之间相互征伐,其中匈奴在西汉时曾经臣服了大部分少数民族,并据有广大西域地区。一些被打败的少数民族开始外迁和内迁,内迁者逐渐与汉族杂居。

在这里,一定要提到月氏族。他们最开始居住在河西走廊地区,西汉时被匈奴打败。一部分月氏不得不北迁,后又迁到阿姆河流域,于公元1世纪建立贵霜王朝,并兴于印度北方,吞并了犍驮罗(古印度十六大国之一),成为古印度北方的共主。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虔诚信佛,后将佛教艺术传回了西域。

佛教传入中原

东汉明帝时,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便派使者赴天竺,也就是古印度,求取其书及沙门,并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这时,一些天竺僧侣也开始从西域進入中原游历传法,翻译佛经。

《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信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

《后汉书・陶谦传》与《吴志・刘繇传》中记载: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往见徐州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接理三郡的漕运,“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济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

三国时,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后汉,所以说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后汉佛教的延续。魏明帝曾大建浮屠,而且也有陈思王曹植喜读佛经的记载。

而另一方面,自东汉末年起,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和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以及周边各少数民族间的争斗,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的向内地迁徙。到了三国末年和西晋初年,胡族内迁形成高潮。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胡”是古代汉人对汉民族以外,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因为羯是匈奴的一支,氐是羌的一支,实质上也可以说只有三胡。

西晋统治时期,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大量少数民族,史书记载“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

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杂居的过程中相互影响。一方面,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另一方面,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大多信仰佛教,在与汉族交融时,佛教渐渐被汉人所接受,并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特别是西晋末年和东晋时的五胡十六国的建立,虽然造成了中原动荡,但却推动了佛教的广泛传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佛教达到鼎盛时期。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信仰佛。尤其是大批王公贵族出家事佛,成为了一种时尚,使住持正法的僧人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推动了佛教的发展,扩大了佛法对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慢慢扩展到了中原和南方地区。

这一时期,在西域境内开凿了众多规模宏大的石窟,兴建了雄伟壮观的佛寺,并广纳四方贤才,讲经说法,使佛寺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现存高昌等地的石窟群及佛寺遗址可知,它们大多或依山傍水,拥有十分优美的自然环境,或耸立在城市中心,近距上宫官府和繁华街市,出入凡尘世间,不即不离,自然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

西域佛教的兴盛,沿着丝绸之路,随着西行求法与东来弘法的高僧的宏扬,随着胡人的内迁,随着胡人对中原的统治,开始广泛传播开来,特别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达到了一个较为强盛的时期。

以前的中国人成神的修炼方法是修道,而道家强调的是独修和清修,不能大面积普及。佛教则不同,它强调普度众生。佛教在华夏大地的传扬,逐渐让人们认识了什么是佛,什么是修炼,也奠定了人们理解佛法的基础。

此外,两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皇帝的信佛、修佛,对佛教的兴起和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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