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21年09月15日】
哈佛医学院教授、世界著名流行病学家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表示，全球应对COVID-19（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措施可说是“公卫史上的最大失败”，例如全面封锁措施对遏制疫情无效、忽略对染疫风险较高的老年族群进行重点保护、众多孩子无法接受实体教育，以及缺乏“信任”基础的疫苗强制接种等。
库尔多夫8月10日接受英文《大纪元》专访，身为医学专家的他，曾帮助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CDC）开发用于监测疫苗潜在风险的系统；他也是《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的撰写人之一，该宣言主张对最脆弱的群体进行重点保护，而不是全面的社区封锁。
公卫政策失败 体现在两面向
库尔多夫谈到，从两个方面可以发现，过去一年半以来，全球应对中共病毒的措施可以说是“公卫史上最大的失败”。首先，政策认为全面的封锁措施可以保护全民，但实际上最年长和最年幼的人染疫死亡率相差1千倍，正因为有人认为这样的方法有效，就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特别保护”高风险的老年族群，遗憾的是，这才是基本的公卫政策。
其次，封锁措施导致了巨大的附加伤害，例如孩子无法去学校上学。库尔多夫说明，儿童当然也有染疫风险，但与成年人相比风险极小，且孩童感染COVID-19的风险甚至低于每年感染流感的概率；目前为止美国约有350名孩童染疫死亡，而每年却有约200~1千名孩童死于当年度流感。
他举例，自去年春季首波疫情以来，瑞典是唯一没有关闭所有学校的西方国家，学校和托儿所仍开放给1~15岁的孩子，此波疫情期间，瑞典180万名儿童“无人染疫死亡”，且孩子们没有戴口罩、没有保持社交距离，也没有进行任何筛检，如果孩子生病了，仅是被告知需待在家里。
工人阶级的孩子 受封锁打击最重
库尔多夫表示，公共卫生是一个长期的课题，而不是单月或几个月的死亡率数据。他举例，学者、银行家、律师及记者等职业可以在家远距上班，封锁措施保护了这群人，然而，超市店员、肉厂工人或电力公司工程师等人仍必须实体工作，封锁措施造成的负担压在了中产阶级及工人身上。
“负担也落在需要受教育的孩子们身上。”库尔多夫说，富人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请家教，或是父母其中一人在家教育孩子，而不需要顾虑经济问题，但上述选项对于不富裕的家庭根本不可能，封锁措施严重冲击工人阶级的下一代。
库尔多夫说：“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好好的当孩子，教育非常重要。”他强调，远距教学完全无法和面对面的实体教育相比。
Delta传染力强 但未改变游戏规则
去年春季疫情爆发后，各地启动封锁措施，如今美国纽约等地区已结束封锁，并逐渐回归正轨，不过，由于近期出现传染力极高的Delta变异株，封锁措施的实施与否也被拿出来讨论。
库尔多夫表示，任何病毒都会发生突变，所以出现COVID-19的变种病毒根本不足为奇，他说，Delta变种可能更具传染性，但它“并没有改变游戏规则”，因为这个新变种病毒对老年人的死亡率还是较高，没有变成一种针对年轻人或儿童的克星。
“信任”是公卫基础 不该强制接种疫苗
库尔多夫提到，近期美国社会出现了疫苗强制接种及疫苗护照等现象，包括公司要求员工、大学要求学生接种疫苗等情事；他指出，当老年人更需要疫苗时，为什么要强迫有免疫力的人或者染疫风险很小的年轻人接种疫苗？
库尔多夫强调，公共卫生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他举例，瑞典是世界上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对疫苗的信心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瑞典当局没有任何强制要求，接种者完全是自愿的。
他表示，使用强制性的方式让人们接种疫苗，对公众健康恐怕适得其反，许多远离疫苗的人就是出于“如果疫苗那么好，为什么要强迫接种？”等想法；库尔多夫说，“如果想让人们对疫苗有高度信心，接种则必须出于自愿的，不应有任何强制规定。”
（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赖意晴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