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温和”的压迫

【正见新闻网2019年08月28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61)

压制程度的变化总是与国际政治局势、东西欧洲关系以及苏联政策的变化有关。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镇压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很少被作为“铁托分子”或“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遭到迫害。在大多数国家,焦点变成了“意识形态颠覆”或“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有非法关系”。

然后,“温和”的压迫在几个国家变得更加普遍。非自愿的流亡,特别是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模式的“精神治疗”经常取代了监禁。因为当局的暴力在西方引起更广泛的评论,一些受害者开始向读者众多的报纸讲述他们的故事。媒体报导的增加迫使许多政权,即便是罗马尼亚人,更多地反思他们的行为。

但是如果痛苦不那么强烈,那么压迫就没有那么真切。奴隶劳改营已经消失,除了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那里在上世纪80年代被用来拘禁土耳其人),但政治审判仍然继续着,尽管在除匈牙利以外的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在演变。在1956年之前,审判主要针对那些希望改善民间社会的人、要被清算的反对派人士、独立工会以及帮助教会在阴影中生存的人。共产党领导人也受到审判。例子包括东德的麦尔喀(Paul Merker,译者注:前政治局委员),他于1955年3月被判处8年徒刑并于次年获释;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长巴拉克(Rudolf Barak),1962年4月被判处6年徒刑;勇于发声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吉拉斯(Milovan Djilas),他于1956~1961年首次被监禁,并于1962~1966年再次入狱。当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分手并与中国联手的时候,亲苏的官员,如政治局成员贝利绍娃(Liri Beleshova)以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检查委员会主席塔什科(Koco Tashko)受到严厉的惩罚。因类似原因,海军少将塞寇(Temo Sejko)于1961年5月与其他几名军官一起被处决。1975年,在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分道扬镳之后,霍查清洗了国防部长巴卢库(Beqir Balluku)和总参谋长杜米(Petrit Dume)。

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政治审判中,死刑判决很少见,除了真正的间谍案件,而且也极少执行。保加利亚人彭切夫(Dimitar Penchev)的案件正是这样,他与一同案犯于1961年被判处死刑,罪名是试图恢复佩特科夫的农业人民联盟党。他的刑期被减为20年,并于1964年秋天作为大赦的一部分被释放。然后他被迫做工,但他还没有做完牢。在1967至1974年间,他因为企图非法越境又被判入狱,这次逃跑导致他的一个朋友丧生。在1985年,因为涉嫌恐怖主义罪行,彭切夫在贝勒尼岛的监狱营地被关了两个月,直到最后被软禁在博博夫多尔这个小矿村里。

在后恐怖时期镇压中死亡的人数和受害者人数与截止到1956年的时期相比,明显较低。除上面提到的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至196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杀的人之外,其他只有几百人死亡。他们中的很多人,大概总共两百人,是因为试图越过东德和柏林墙之间的边界被射杀。这一时期最后的政治犯之一──捷克斯洛伐克不同政见者旺卡(Pavel Wonka)于1988年4月26日因医疗不足而在狱中去世。

对受害者的计算很零碎而且很难做。死亡人数中必须包括秘密警察的暗杀事件,有时是车祸的形式,就像发生在两位于1977年领导过鸠谷罢工的罗马尼亚工程师身上的情况,二人在罢工被瓦解几周后身亡。

未来对1956年之后时段的研究大概会要把受害者分类,并建立起对有代表性囚犯的简介。我们知道很多这一时期的受害者并不总是在监狱中,比如那些在军事干预期间或拚命试图越过边境时死去的人。将注意力过分专注于知名度高的受害者也是错误的,比如捷克剧作家哈维尔(Vaclav Havel)、匈牙利哲学家毕博(Istvan Bibo)、罗马尼亚作家戈马(Paul Goma)或是其他知识分子,这样会忽视这些国家里千百万的普通民众。确实,愤世嫉俗者可能会说,1956至1989年间没有一个像巴别尔(译者注:Isaac Babel,苏联犹太小说家)或是曼德施塔姆(译者注:Osip Mandelstam,苏联犹太诗人)那样量级的人物被处决。当然,有1978年9月在伦敦,被保加利亚特工用装有毒药的伞暗杀的保加利亚作家马可夫(Georgi Markov),还有其他年轻的受害者,他们的天赋从未得到发展。但在所有地方,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大多数被监禁、被杀害的受害者都只是街上的普通人;而历史永远不应该忘记普通人的名字。

众所周知,共产党的独裁政权担心艺术家和有创意的人,以及任何能够表达自己独创性的人。1977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面对有260个签名的史称“77宪章”的反对派宣言时感到恐慌。但共产党政权更害怕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

到80年代末,人们突然不再害怕广泛的恐怖了。因此最终出现了针对所有政府权力全面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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