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4月18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48）
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都在20世纪的和平时期建立了营地系统，“丰富”了镇压的历史。就像维奥尔卡（Annette Wieviorka，译者注：法国历史学家）于1997年在Vingtieme Siecle期刊（译者注：法语历史期刊）上的一个关于营地的特刊中指出的那样：在古拉格和劳改集中营（Lagers）被发明之前（先有古拉格），监狱营是战时压迫和隔绝的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中营系统在欧洲大陆出现，从乌拉尔山到比利牛斯山麓，到处可见营地、劳改集中营和古拉格。但是它们的历史并没有以德国及其盟国的失败而告终。
在战争期间，与德国结盟的法西斯和独裁政权将营地纳入其国家的文化。在保加利亚，保守派政府在布尔加斯（Burgas）附近、黑海上的小岛圣阿纳斯塔西娅（Saint Anastasia）上建了一个拘禁营，然后建了Gonda Voda和Belo Pole两个营地，用于关押政治对手。1941至1944年间，当权的斯洛伐克民粹主义者，在缺乏人力的土木工程项目附近设立了15个“忏悔工作场所”，把“不合群元素”——通常是指吉普赛人——送到那儿去。被安东内斯库元帅（Marshal Ion Antonescu）的独裁政权改成关押政治犯的（前吉普赛人营地里）最著名的特尔古日乌（Tirgiu Jiu）营地，位于第聂斯特（Dniester）和巴格（Bug）河之间，用于进行种族迫害。
因此，当战争结束时，就已经有完善的营地来用作新近被驱逐者（如匈牙利的情况）的过境点，或者作为涉嫌与纳粹合作者的拘留营。这也是两个由纳粹在后来苏联占领的东德内建立的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布亨瓦尔德（Buchenwald）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的新的功能。
1945年以后，各式新的营地涌现出来，政府把他们的政治敌人送进去。这些营地最早可能是在保加利亚成立的，那里1945年颁布的法令允许警察当局建立营地通过做工教育人，称为劳动教育公社（trudovo-vuzpi-tatchni-obshchezhitiya，或TVO）。数百人，包括数十名无政府主义者被送往佩尔尼克（Pernik）采矿中心附近的库西安（Kutsian）营地，当时那个营地已被称为“死亡之吻”，还有的被送到被里面的囚犯称为“阴影之营”的博博夫多尔（Bobov Dol）和博格达诺威多尔（Bogdanov Dol）营地。1949年3月在得到有关这些地方的详细信息之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公开谴责它们是“布尔什维克的集中营”。
“古拉格群岛”在1949～1950年间来到中欧和东南欧洲。与纳粹营地的情况不同的是，还没有大量的研究和目击者的证词来描述这些营地的样貌。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至少努力将其勾勒出一个轮廓，不仅以加深我们对共产党政权的理解，也为在欧洲这一地区丧生的受害者的记忆而伸张正义。
对苏联制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营地的主要目的是经济上的。显然的，该系统旨在孤立并惩罚社会的某些部分。但是，营地的地理分布清楚地表明，他们主要位于当局最需要大量和廉价人力资源的地方。这些现代奴隶可能没有修建金字塔，但他们确实建造了运河、水坝、工厂和纪念新的法老的建筑物。他们还在煤矿、无烟煤矿和铀矿里做工。那么，有没有可能会是建筑工地和矿山的需求影响了对囚犯的选择以及压迫的程度和节奏呢？
在匈牙利和波兰，营地都系统性地位于矿区附近。在罗马尼亚，绝大多数的营地都沿着多瑙河—黑海运河这条路线建立，还有的在多瑙河三角洲。最大和最重要的一组营地被称为波阿尔塔阿尔伯（Poarta Alba），被刻入人们记忆中的，有着诸如Cernavoda、Medgidia、Valea Neagra和Basarabi这样的名字，还有一些多瑙河三角洲的地方（如Periprava、Chilia Veche、Stoenesti、Tataru）。多瑙河-黑海运河很快就被称为“死亡运河”。那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数千名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被送到那里，还有其他“可疑的个人”。在保加利亚，被拘押在库西安营地的人在露天矿做工、在布霍沃（Bukhovo）的铀矿做工，并在贝勒尼（Belene）为多瑙河两岸修建堤坝。在捷克斯洛伐克，营地主要分布在西波希米亚地区雅克摩夫（Jachymov）的铀矿区，以及北摩拉维亚地区俄斯特拉发（Ostrava）的煤田。
为什么这样的地方被称为“劳改营”？领导们有可能一直没有意识到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大门上面的铭文是“工作让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这些营地的生活条件，特别是1949年至1953年期间，非常艰苦，而每日的工作通常会让囚犯们筋疲力尽。
一名劳改营的前囚犯在1988年接受“另一个欧洲”节目访问时，回忆起那里的条件。
此人是匈牙利抵抗组织成员，是一个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名叫尼斯特（Imre Nyeste）。战争结束后，他拒绝加入共产党。他在提审后被判处劳改，一直待到1956年。那里的囚犯砸石头，冬天每天12小时，夏天每天16小时。但是，对他来说最糟的是饥饿。
“我是少数既体验过共产党秘密警察也体验过纳粹分子的‘幸运儿’之一。他们之间的不同，不是一个有关他们各自的野蛮和残忍程度的问题。纳粹监狱中的酷刑室与共产监狱中的一样。不同的是别处。如果纳粹把你作为一名政治异议人士逮捕，总的来说，他们想知道的是：你的活动是什么、你的朋友们是谁、你的意图是什么等等。共产党人从来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们在逮捕你的时候已经知道你要签署哪种悔过书。但你自己却不知道。我压根不知道自己会成为‘美国间谍’！”
监狱和营地的确切数量到目前已经基本清楚，但是确定囚犯人数更加困难。对于阿尔巴尼亚，由丹尼尔（Odile Daniel，译者注：法国作家）绘制的一张地图上，标注有19个营地和监狱。1990年制作的保加利亚古拉格地图显示了86个地点。根据1989年由前政治犯协会编制的一份清单显示，在1944年至1962年期间，保加利亚大约有18.7万人被监禁。这个数字不仅包括有那些被判刑的人，还有那些未经审判而被送到营地的人，以及连续数周被关在警察局的人——通常是用来强迫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的手段。根据其它估计，1944至1953年间，约有12,000人在营地，1956～1962年间有5,000人。
在匈牙利， 1948～1953年间有数十万人被起诉，根据不同的估计，有70万到80万左右的人被定罪。大多数案件都是“针对国家财产的犯罪”的审判。这里和其它国家一样，由秘密警察执行的行政拘禁也应该包括在数字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柏林墙建立之前，新的政治犯（除了上一节中已经提到的那些）似乎已经很少见了。
在罗马尼亚，在整个共产主义时期所有被监禁的人数预计在30万至100万之间。第二个数字可能不仅包括政治犯，还包括普通罪犯（虽然像“寄生”这样的罪行就很难界定到底归哪一类）。英国历史学家迪雷滕（Dennis Deletant）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初，大约有18万人被拘押在罗马尼亚的营地中。在捷克斯洛伐克，现已确认在1948至1954年间的政治犯人数有20万。人口1,260万居民（的国家），就有422个营地和监狱。被监禁者的数字不仅包括那些被审判和判刑的人，也包括未经审判而入狱的人和那些被当地政府随心所欲地关押在营地中的人。
国与国之间的惩罚世界只略有不同，因为都是紧跟苏联的体系仿造的，苏联派出的人员常来检查这些场所。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苏联体制上增添了一些新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