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七):制度之变

宋紫凤


【正见网2018年07月29日】

人类是以道德属性为其根本属性的。直接与道德相关概念,如哲学,思想,精神,人格之类通常会被摆放在一个根本的,或者说优先的位置。譬如,哲学会被视为各类学科艺术的终极形态,又如,“我思故我在”,就是将思想的存在做为生命存在的实质。再如,没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即使活着,也会被视为行尸走肉。

以文明为主线看历史

所以说起这些,是因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去看历史。对于历史,读史者通常会有几个关注点:文明,制度,生产力,战争。严格来讲,制度、生产力都可划入文明领域。但此处所以分别提出,则是因为这些要点常常被读史者单独提出讨论。

然而以不同的要点为主线去读史时,会读出全然不同的历史,并对今天我们认识现实,解决问题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一点将在最后一章《大一统⑨回归正统》再作展开探讨)。

回到开篇所述之观点,人类以道德为根本属性,且直接与道德相关的事物一向被摆在根本或至高地位。应用于历史,由于道德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表现为文明运化(此一观点在《大一统⑥文明一统》已详细述及),故而,诸多读史切入点中,文明则是一个根本的角度。以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历史,会看到制度是文明之产物,亦是文明运化之保障,而战争则是在文明运化的环境被破坏时,借以恢复秩序的一种暂时非常之手段。

“大一统”的文明运化下,不同时代需要不同之制度

如上一章《大一统⑥文明一统》所述:“‘大一统’的实质是一统于道,即以道德教化天下,而道的表现正是文明,这也就是古时王者授命,都要修文德,广教化的原因”。所以,从此角度去看历史的变局,会看到制度之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那就是不同时代,不同的道德状态下,需要不同的制度去保障文明之运化。

①    三皇之世

如前章所述,三皇之世“以道化民”,彼时代之“大一统”即是“统于道”。而与此道德状况相应的文明状况则是“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质朴无欲“与天地通灵”。且与此道德状况、文明状况相应的制度状况则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无需制度之作。

②    五帝之世

如前章所述五帝之世“以德教民”。彼时代之“大一统”即是“统于德”。而与此道德状况相应的文明状况则是“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五帝之世被孔子形容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盖夫子所说大道,非三皇之道,实则是对五帝之德的另一种描述。

然而,此时道德状况已逊于三皇之世,所以,三皇时可以无为而治,到了五帝之世则行之不通,于是五帝之首黄帝“始作制度”,制度成为维护文明运化之需要。

然而说到制度,制度有大有小,有繁有简,本文所关注之制度,则是从文明史角度为考量,对文明史进程影响尤著者有二:其一为天子传位之制度,即禅让制与世袭制;其二,姑且称之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结构制度,即封建制与郡县制。五帝时,天子传位因其道德之高势而行禅让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结构制度,则为分封制(亦称封建制)。

③    三王之世

如前章所述,三王之世以王道治天下,彼时代之“大一统”即是“统于王道”。王道表现为合仁义,用公正,“以功劝民”等等。

然而所谓“王道”之道又逊于五帝之道,孔子谓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说的正是五帝时的“天下为公”已转为“天下为家”,宗法观念形成并确立。

而与此道德状况文明状况相应之制度状况亦须随之变化,此一历史阶段中,制度最显著之变化则是天子传位自此非由禅让,而由嗣立,是所谓家天下者。此即《大一统①序》所提及的中国历史三大变局之首:启嗣禹位开启家天下。

历史变局之实质

所以,到此为止,我们看到,人类历史说到底是一部文明史,文明是道德之表现,不同时代道德状态下,有不同的文明表现,不同的文明表现需要不同的制度为之保障,所谓历史之变局,其实质即是如此。

此外,我们亦可做制度史,战争史,经济史,文学史,科技史等诸多研究,但这些都应作为文明史项下之细目,换言之,要在文明史史观下,以文明为主线去做各种细划研究,才是不离根本。(注:此处所说之文明是以道德表现为含义的,非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含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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