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正见新闻网2018年04月18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4)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2.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新的布尔什维克权力结构相当复杂。它公开声称的“苏维埃权力”,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代表行使,而政府的立法机关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SNK)。它拚命要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一定的合法性和认可度。政府也有其革命组织,是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PRMC)的形式出现的。它在实际夺权中极为重要。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y)从最开始就在PRMC中扮演决定性角色。他将PRMC描述为“一个轻便灵活的机构,一经通知可迅速采取行动,而不受任何官僚主义干扰。当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重击敌人的时刻到来时,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此短语后来用于描述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呢?其组织简单而极其有效。PRMC由约60名官员组成,包括48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几名极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PRMC由主席、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拉济米尔(Aleksandr Lazimir)正式指挥,一个4人小组协助其工作,包括亚历山大.安东诺夫-奥弗申柯(Aleksandr Antonov-Ovseenko)和捷尔任斯基。实际上,在PRMC存在的53天里,就起草了6千多项命令,其中多数被潦草地涂写在旧纸片上。有约20个不同的人以主席或秘书的身份签了名。

在传达指示和执行命令方面,可发现操作上同样很简便。PRMC以近千名“人民委员”组成的网络作为中间人来行事。这些委员活动在很多不同领域──军事单位、苏维埃、居委会和行政机关。由于只对PRMC负责,他们经常独立于政府或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而作出决定。10月26日(公历11月8日)开始,尽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尚未成立政府,但几名不起眼的匿名委员决定通过以下措施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禁止散发反革命宣传手册,关闭首都所有7家主要报纸(资产阶级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控制电台和电报站,并设立一个公寓和私有车辆征用项目。几天后,一道政府法令将关闭报纸的行为合法化。又一个星期内,经过颇为激烈的讨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也给予了认可。

起初,由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其力量缺乏信心,他们使用了早前极为成功的同一策略,鼓动其所称的“群众的革命自发性”。一个农村苏维埃代表团从普斯科夫(Pskov)省前来询问,应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无政府状态。捷尔任斯基回复代表团说:“当前的任务是打破旧秩序。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人手还不是足够多,无法独自完成这项任务。对那些正争取解放的群众,我们必须允许其革命自发性顺其自然地发展。其后,我们布尔什维克将向群众指明要走哪条路。是群众在通过PRMC发声并采取行动,反对他们的阶级敌人,反对人民的敌人。我们在这里只是提供引导和指引,使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仇恨得以发泄、报复的合法诉求得以实现。”

几天前,在PRMC 10月29日(公历11月11日)的会议上,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提到,需要更猛地打击“人民的敌人”。这一方案在接下来的数个月、数年和数十年内,获得巨大成功。在一则日期标注为11月13日(公历11月26日)的PRMC公告中,该问题再次被提出:“国家行政机构、银行、国库、铁路和邮电局的高级工作人员,都在蓄意破坏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措施。今后,这样的个人会被称作‘人民的敌人’。他们的名字将被印在所有报纸上,人民的敌人之名单将被张贴在公共场所。”这些名单公布几天后,一则新的公告发布了:“所有被怀疑破坏、投机和奉行机会主义的个人,现在会作为人民的敌人被立即逮捕,并转送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监狱。”在几天之内,PRMC就推出了两个将产生持久后果的新概念:“人民的敌人”和“嫌疑人”。

11月28日(公历12月11日),政府将“人民的敌人”的概念制度化了。列宁签署的一项法令规定:“立宪民主党是一个充满人民的敌人的政党,其所有领导人特此将被视为不法之徒,遭立即逮捕并移送革命法庭。”当时,这种法庭按照“关于法院的一号命令”(Order Number One regarding the Courts)刚刚成立。该命令有效地废除了“曾与工农政府相抵触,或者与社会民主党或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纲领相抵触的”所有法律。在等待起草新的刑事法典期间,法官们被赋予很大的回旋余地,来评估现行立法的有效性,“依据的是革命的秩序和合法性”──此概念很模糊,以至助长了各种滥用行为。旧体制下的法院立即被取缔。人民法院和革命法院取而代之,来判定针对“无产阶级国家”犯下的罪与错、“破坏”、“间谍活动”、“滥用职权”以及其它“反革命罪行”。德米特里.库尔斯基(Dmitry Kursky)曾于1918年至1928年任司法部人民委员。他就承认,革命法庭根本就不是该词通常的“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法庭,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和同反革命斗争中的武器,其主要关心的是消灭人而非作出裁决。在革命法庭中,有一个“革命新闻法庭”。其任务是对新闻界犯下的一切罪行作出判决,以及一旦发现出版物“正通过故意发布假新闻,在人民心中散播不和的种子”,就暂时予以禁止。

在这些以往闻所未闻的新类别(“嫌疑人”、“人民的敌人”)以及处理它们的新手段出现之际,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PRMC)继续进行自身的重组。在一个面粉库存很低的城市,每个成人每天的配给量还不到半磅面包,粮食供应的问题自然极其重要。

11月4日(公历11月17日),粮食委员会成立。其首则公告即谴责“从他人的不幸中渔利的富人阶级”,并指出“征用富人剩余农产品及其所有财产的时候到了”。11月11日(公历11月24日),粮食委员会决定派出由士兵、水手、工人和赤卫军组成的特别小分队,到出产谷物的省份去“弄到彼得格勒和前线所需的食物”。由PRMC一委员会采取的这一措施,是征粮队实施三年的强制征用政策之前身。这一政策日后成为导致新政权与农民冲突的根本因素,并引发很多暴力和恐怖行为。

成立于11月10日(公历11月23日)的军事调查委员会,负责逮捕“反革命”军官(他们通常被手下士兵所告发)、“资产阶级”党派的成员以及被控“破坏”的公职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该委员会就负责处理了一系列纷繁芜杂的问题。在一座饥饿城市里,赤卫军小分队和专门的民兵组织以革命的名义或根据某个人民委员签署的含糊命令,不断地征用、霸占和劫掠。在该市的动乱气氛中,每天有数百人因多种所谓的“罪行”,被带到委员会接受调查。这些“罪行”包括抢劫、“投机”、“囤积最必需的产品”、“酗酒”和“属于敌对阶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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