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被劳教折磨 张菊英控告江泽民

【正见新闻网2017年11月24日】

张菊英,女,62岁,贵州省贵阳市发电厂退休职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迫害,遭受到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曾二次被非法劳教,历时五年半(加期半年)、两次被非法关押在烂泥沟洗脑班。二零一五年五月最高法院推出司法新政:“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张菊英很快写出了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请最高检察院依法对被控告人江泽民的侮辱诽谤罪、滥用职权罪及大规模非法关押、屠杀法轮功修炼者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所有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损失,还法轮大法清白。下面是六十二岁的张菊英女士在控告书中陈述的部份事实:

一、修炼法轮大法我重获新生

二十年前的我,疾病缠身,心脏病、美尼尔氏综合症、颈椎骨质增生、贫血、坐骨神经痛、十二指肠全部溃疡、咽喉炎、鼻子细血管外露、长期流鼻血。鼻息肉,长期神经衰弱。子宫肌瘤、子宫下坠等等疾病。西医、中医看遍,各种偏方也看了。都看不好。病急乱投医,连民间跳神的也找了,各种方法用尽不好病。丈夫说我:一部烂单车所有零件都响,就铃铛不响。怕冷、怕热、做不了事情,石灰质牙齿怕酸、甜、冷、热,吃不了东西。弱不禁风的我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无时无刻不在病痛煎熬中,活着只是无边痛苦,没有意义了。谁都想不到,自从1993年修炼了法轮大法,全部改变,所有疾病不药而愈。修大法得救了。师父的救命之恩,我用尽所有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感激之情!我们全家人也从长期拖累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法轮功治病健身见奇效,修心重德做好人。在我们电厂不只我一例,无数奇效事例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人们都传颂着大法好。当时发电厂工会活动室专门供我们下雨天炼功用。可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一夜之间遭到残酷打压。曾经炼过法轮功的有些人,因为惧怕打压,不练了,过去他们身体都比我好,现在他们反而身体比我差多了,有的还不到六十岁就离开人世间了。

二、控告人被迫害事实

江泽民滥用手中权力,一手挑起全面镇压法轮功运动,使法轮功创始人蒙受不白之冤。谎言铺天盖地,蒙骗了世人,成功的煽动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关、被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致死。

我因坚定法轮大法信仰,屡遭迫害,十八年来,被两次非法拘留,两次非法劳教,还三次被关进洗脑班迫害,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痛苦折磨。今天我能活着控告江泽民,也是法轮功佛法慈悲在人间的再现。被迫害主要事实如下:

1:两次被非法拘留

1999年10月底,我去北京上访只是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国务院信访办填写上访表时,被信访办穿军人制服的人喊到大厅里去,让我们坐在地板上,当时北京还是比较冷。他们通过我填写的上访表,知道我是贵州贵阳的,就用电话通知贵州省驻京办的市公安将我绑架,强行将我和其他几十名贵州大法弟子押回贵阳,当时因为被押回的大法弟子较多,包了一节火车车厢,车厢的两端分别是公安和武警把守,一路上贵州武警始终是持枪押送我们。我先被非法关押在龙洞堡珍稀动物中心,后又无辜被行政拘留处罚15天,关押在白云区看守所(也叫戒毒所)。我所在单位,贵阳电厂开除我厂籍,留厂察看一年。要求我每天上班只拿基本工资,没有奖金。每天派专人长期监视我。无论我上班、回家、买菜都有人盯着,就是到了晚上睡觉时,同样有人蹲坑监视。有一次我去婆婆家,因为起得早,出门时,蹲坑人可能也太累,没看见我,结果被跟丢了。监视的人因此怀恨在心,直接导致了2007年10月的一天,我买菜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我绑架,先送洗脑班,三个月后直接送清镇中八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为了08年奥运的维稳,全国各地拼命抓捕大法弟子。

2000年11月一天我因发放真相资料,被贵阳市沙冲派出所行政拘留15天,关在南明区拘留所后转南明区看守所,后取保候审期限一年。紧接着被非法劳教三年。

2:两次被非法劳教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被暴力、野蛮灌食、三次被关禁闭室、被“捆粽”酷刑折磨、被殴打、加劳教期半年

2001年6月22日这天我正在厂里上班,突然冲进十多个人,后知道是贵阳市沙冲派出所的。扭我的手,戴上手铐抓到贵州省女子劳教所劳教三年。因严重侵犯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权,从进劳教所我就绝食反迫害,一次50多天,一次70多天,还有几次20、30多天的短期绝食反迫害。

第一次绝食,那时在新收队。绝食到第五天时候,身体不舒服,站着突然就晕过去了。她们把我送到医务室,二个护卫队的男子强制按住我的头,另外十几个人围着我,有的按肩膀、有的按手臂、按双手、按双腿、双脚,就这么多人,死死的按住我不能动,他们强行给我灌食,采用极其痛苦的鼻饲,把管子插入鼻孔,塞进胃里,我不配合,他们把我绑在床上灌。开始每星期灌食一次,后来就是每天灌食,有时一天还要灌两次,他们为了方便,两次灌食之间,管子一直插在鼻孔里,等第二次灌食完后,才拔灌食的管子。为了固定灌食的管子,他们在我脸上贴满了胶布,时间一长,脸肿胀,鼻子扯着脸钻心痛。就这样我被强行灌食一个月左右,后来灌不进食物了,他们就改为输液,输液也输不进了。生命垂危。

还有一次也是绝食到最后,我眼睛看不清东西,感觉眼睛往外鼓,像要爆出来一样。耳膜也是往外凸出。我感觉活不过来了。

不要以为他们强制灌食是关心,其实他们的目的只要不立即死在里面就行,故意用野蛮灌食方法,使得我生不如死。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能看出来她们的目的。

我被灌食期间,医务室里住着个病人,有严重肺结核、肝炎等病,医生断言,她出去后活不长的。一天她实在看不下去,就当着包夹的面告诉我说:“她们太要不得了,我这么多病,拿我杯子里的水去给你灌。”可见劳教所不是真正关心我。还有打预防针,医务室姓陈的狱医拿着针管直接隔着衣服就往我手臂扎进去。

这期间他们对我软硬兼施,打骂。我因要炼功、我认为自己不是犯人,不配合遵守监规、不转化,坚决抵制洗脑迫害、绝食、不参加劳动等。所以被关禁闭室迫害三次,每次禁闭一个月。

一次是在新收队,二次是在二大队二中队。禁闭室里什么都没有,连窗户都没有。只有一个厕所蹲位。墙上长着白毛。里面又臭又脏。夏天蚊子成群。叮得人无法忍受。没有床,地上也不能睡。墙上有三个透气孔,门上有二个孔:上面是监视孔,下面是送饭孔,饭就从下面孔里送进来。外面有包夹24小时监守,二个小时换一班。我在里面站一会走一会。我只有炼功,保持体力。包夹看见,告诉狱警把我的手脚绑起来,绑得很紧,坐不了,睡不下。血脉不通,手脚发乌。我用头去撞墙,嘭、嘭、嘭不知撞多少次,包夹报告狱警,狱警斥问为什么?我说反正都要死了。她一看确实不行了,才给我松绑。

三次禁闭,二次在禁闭室里没有睡过觉。另一次让我睡在一床又臭又脏,什么味道都有的被褥上。

一次刚出禁闭门,她们觉得还没折磨够,不管我手脚浮肿,身体虚弱。一个月没见过阳光,硬叫我站在太阳底下从上午一直晒到太阳落坡才罢休。

因抵制迫害,我坚决不进车间劳动。包夹在狱警的指使下,对我强拉硬拽,一次包夹拉我,将我的上衣往上拉扯,套住了头,上身就裸露出来了,队长曹埠碧当众骂我:“张菊英你要不要脸噢”!我反问:“是我自己脱的?”包夹拖我进车间,把我的鞋拖烂了几双。为了要我进车间,她们多次打我。一次在车间拿我的头去撞铁货架,几次在车间对我大打出手,用肘捣,有一次拉扯,把我的手划破,血流不止。有一次绝食期间拉我去车间劳动,因身体及车间嘈杂等原因,心动过速,心慌得难受。到了晚上更是难过。感觉活不到第二天了,我给整个房间的人讲真相,说话断断续续,我说我为什么一定要今晚讲,我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说话了。

在劳教所法轮功都是被包夹24小时贴身监控,特别是没转化的,一次我和本队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阿姨,因走路相遇,3、4米远对视了一下,包夹魏红(吸毒犯)看见了,把我推倒在地,我爬起来,她又把我推倒在地,如此反复几次。当时有狱警看见,不管不问,在她们眼里包夹如何打我们炼功人,都是正常的、应该的。

劳教所疯狂迫害我,在三年期满后,以长期不参加生产劳动为由,又非法给我加期半年。九死一生的我,到2004年5月才终于走出劳教所大门。回家后,仍然受到“610”、居住地派出所的监控,不断上门骚扰。一直把我列为专政对象进行迫害。

因我是从单位上班时被绑架到省女子劳教所,警察不告诉丈夫我在哪里?他疯一样到处找我,每天到街上找啊找,大冬天寒冷中站在大街上不回家,说是在等我回家。我女儿当时在读高中,见他爸精神出了毛病,痛苦中找父亲的朋友们帮忙,在朋友的开导、劝说中,慢慢精神才正常起来。

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侮辱人格的搜身、罚站、被殴打、半年不准如厕、不准洗漱

2008年大年前一天被非法关进贵州省女子劳教所劳教二年。从进去那一刻开始,一直在被迫害中。从侮辱性搜身开始,强迫全身脱光,赤身裸体。接着站军姿。站得手脚肿胀,小腿膝盖以下肿胀致血管破裂,流脓、流黄水。脚痛、脚烂、心慌、头晕疑是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包夹们故意找茬踢我,经常打我,说我没站好,(李丽吸毒犯)拿书本砸我身上、头上。喊我捡回去给她。不捡又砸。一次包夹故意说我军姿没站好,包夹杨静狠命打我,打我耳光,用膝盖顶我后腰,当时有3、4个包夹也冲上来打我。我立马感觉上不来气了,坐地上不能动了。晚上点名时,我给狱警反映包夹打人,要求验伤。狱警包庇说:不可能,我们是文明管理,哪里被打伤了?故意问班上其他人,其他人哪里敢说。我又反映给队长、冷玄(副中队长)、焦霞等三个狱警青着脸来问我,又是那一套什么文明管理,不可能之类的,焦霞威胁说:“你被打伤?打伤还站得好好的,我们是文明管理,你不要乱说,要负责任的”。其实那时我睡觉要人拉着慢慢睡下,起来时要人拉才起得来。我背上、屁股、肚子有大块青紫,二十多天才慢慢好起来。这个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2008年大年十四,包夹在狱警支持下,开始故意找原因不让我上厕所,三天后憋不住拉在身上。因为是大冬天穿着羽绒服,厚厚的裤子,裤子尿湿了。睡觉时,只有很薄很薄的被子,必须和衣睡,尿液倒流,浸湿了羽绒服,不但不准换洗,还把平时关的严严实实门窗,全部打开,寒风呼呼吹,身体冻僵了,没有知觉。穿着尿湿的衣裤,还要被罚站。我整天就感觉随时是泡在尿液中,真是痛苦万分。我就这样在湿了干干了湿中,人极度痛苦不如畜生中,完全没有人的尊严中,度过每一小时每一天,整整半年多。从冬天到夏天,一直到6月27日才准换洗。

由于不准洗澡换洗衣服,睡觉也穿着羽绒服,多层棉毛裤子。裤子的颜色渗入皮肤里,身上有红色、蓝色、紫色等颜色一块一块的,怎么也洗不掉。直到一年多以后花斑的皮肤颜色才慢慢褪去。劳教所还有个羞辱人的手段,故意叫不会剪发的给我乱剪头发。遭人耻笑。

因我不能单独行动,饭是包夹打来。故意给婴儿饭,吃不饱。有时吃包夹剩的馒头皮。我讲了多次,她们又故意多打饭,打很多:你不是修真善忍的吗?不能倒掉。知道我不吃肉,故意菜里面放肉。人还是需要盐的,她们给我的菜用水泡过,没有盐味。我提出买盐她们不给买。(其他案犯可以买)也不给买卫生纸,没有卫生纸如厕,自己想办法,把睡裤撕成一小块一小块,还不能让包夹知道,晚上在被子里撕。

我被单独关押半年多后,回到大班,就是和其他案犯们(主要是吸毒犯)住在一起。十多个人住。因非法劳教我,我不报数,不报到,经常被罚站,一站就一天,除吃饭时间外,晚上要站到睡觉时间。包夹有时故意刁难,限我2分钟躺下,不听她的,她说睡下慢了,喊我起来罚站,站到第二天。在劳教所包夹可以任意处置我们法轮功学员。有狱警给她们撑腰,她们什么都敢干。搞出事了狱警们包庇她们。

一次,因不穿囚服,照相。包夹喊队长文桂芬来。我喊:“法轮大法好!”文桂芬喊包夹脱我的袜子,塞我嘴巴里。阻止我喊。

第二次劳教没有下队,一直在新收队。狱警袁芳(人称袁八妹)接手迫害我,我所受的折磨是她指使干的。袁芳不准买盐,日用品。队长冷玄保管我的购物卡。我什么都买不了。直到我离开劳教所。

因为我坚决抵制转化,两年劳教期都被关在新收队的攻坚组(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重中之重的严管队),六个包夹24小时值班监控,每日三餐我自己不能出门打饭菜,全都由包夹送进监房,有一次包夹刘佳给我打来饭菜,我拣了一块萝卜,刚放进嘴里,嘴唇肌肉一下子抽搐起来,牙床肌肉紧紧贴着牙齿动不了,还张不开嘴,如果使劲张嘴,就会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声音还很大,我知道她们给我的饭菜里放了药物。

3: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第一次被绑架到洗脑班

2007年10月的一天,我和丈夫去买菜回家的路上,路过一辆面包车,突然从里面冲下一些人,周边也冲上来十多个人,一下抓住我,把我往车上拖。我用脚勾住车门不进。边大声斥责他们,边喊:“法轮大法好”。我丈夫也问他们;“搞哪样?”他们大声吼我丈夫:“不要罗嗦,再罗嗦连你一起抓。”路边有很多路人,目睹这帮穷凶极恶的土匪,光天化日下公然绑架好人。

我是被贵阳市沙冲路派出所和桃园路居委会、电厂保卫科等人绑架到贵阳市烂泥沟洗脑班,路上一女警说:早就想抓你了。我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时林青是洗脑班书记,祿俊是洗脑班头目。到了洗脑班我也喊:法轮大法好!祿俊一耳光打我在地,我爬起来又喊,他又打,不知被打了多少耳光。他又喊包夹拿抹布塞我嘴里。

我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三个包夹轮流看守。洗脑转化。三个多月后我因不转化,2008年大年三十前一天,洗脑班欺骗我说:收拾东西送你回家。结果是直接被非法送贵州女子劳教所劳教二年。

第二次遭洗脑班迫害

2014年4月21日下午,我在一个同修家时,被贵阳市北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由于不配合被强行拉扯,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恶警狠劲把我拽上警车,甩在车上。导致我右肋骨受伤。胸部重重撞到车椅子上。胸部受伤钻心疼痛,以致不能行走。到洗脑班被特警架着走。每天起床躺下都非常难受。还出现头晕等症状。过了二十多天才慢慢好起来。但是恶徒并没有因此放松对我的洗脑迫害,想在房间里播放污蔑大法师父的光碟。我不让,洗脑班的头目禄俊训斥、威胁我:“现在不是中八,是羊艾”。意思是不“转化”就判刑送监狱。

洗脑班对我三个多月的“转化”迫害没有达到目的,只好于2014年8月21日把我放回家。

4:经济迫害

1:1999年北京上访,回来后留厂察看一年,只有基本工资,没有奖金,而电厂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奖金上。

2:五年半劳教期间不发一分钱。更没有其它的福利待遇。

3:办退休时,退休工资与同等工龄退休人员相比少很多。同时“文明职工奖”不发给我(“文明职工奖”属于本系统的福利待遇,每年退休职工发一次,100元至500元不等),还有退休时返还公积,同等情况的退休人员可拿十多万至几十万,但只给我六千元。

4:第二次劳教期间,有一次我突然全身无力,连说话都没有力气,不断冒虚汗,睡在床上都感觉天旋地转,想吐又想拉肚子,肚子很痛。包夹报告警察后背我去医院。但没有进行任何检查和治疗,但他们一次又一次找我丈夫要医药费,(我丈夫给过一次)是后来我听到我丈夫跟弟妹讲这件事时,我在旁边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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