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25) 附体渗透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正见新闻网2017年01月16日】

三、清党救国

挖心战术

共产国际一九二二年四月《关于中国共产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

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明确表示,改组国民党是为了使之“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与崇拜”,“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书面报告:“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维经斯基甚至制定“逐步打击右派的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

中共在苏联卵翼下,开始渗透国民党。蒋介石指出:“国父北上之后,共党分化本党的阴谋活动,益加积极。他们分化军校学生,并进而夺取军校的企图,更是显明。”(《苏俄在中国》)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得到共产国际的全力支持,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精卫左倾。共产党加速渗透国民党,预谋夺取国民党领导权。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与会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中共党员占五分之三,当选的三十六名中执委,有七名共产党员。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九名中执委常委中,共产党占四人。在八个部中,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和外事部由中共党员把持,而其它四个部,青年、工人、商业、妇女部的秘书也全部是共产党员。大会决议弹劾持反共立场的“西山会议派”,并开除其首领邹鲁、谢持的党籍。中共的“挖心战术”十分奏效。国民党岌岌可危。国民党中央的权力,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所纂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把持;国民革命军六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五位由共产党员担任。

中共“主张通过召开国民党‘二大’,以达到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并给日趋靠拢右派的蒋介石以回击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

蒋介石忙于军事,避开党争。作为“底定广东”的英雄,蒋介石成了各派势力争取的对象。他在“二大”名列中执委九常委之中,进入国民党决策层。面对鲍罗廷与中共的节节进逼,蒋介石苦苦思考对策。

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发动北伐,实现国父的遗愿。此时提出北伐,名正言顺,鲍罗廷、汪精卫均未表示异议。但此后不久,鲍罗廷回国述职。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接到莫斯科指令,突然转向,强烈反对北伐,与蒋介石形成水火之势。季山嘉在黄埔军校竭力宣扬“北伐必败论”,宣扬校长蒋中正“不革命”。

中共配合苏共要求,在广州散布传单,攻击蒋介石为“新军阀”。蒋介石面见汪精卫,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于俄人之手”;甚至以辞职力促汪精卫表态,驱逐季山嘉。不料汪与中共勾结已深,对蒋的请求不置可否,虚与委蛇。蒋介石觉察到自己已成为汪、俄勾结的障碍,处境危险,内心煎熬不已。(蒋纬国,《我的父亲蒋中正》)

蒋介石日记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总理与诸先烈在天有灵,其当怜而呵护之,不使我陷于绝境乎。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忧患疑惧已极,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观色,竟困于核心,天下事不可为矣。十五年三月十七日:上午,议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于佛入地狱耶?”

收回中山舰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盗用蒋校长名义,擅自调动蒋介石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大有劫持蒋介石之意。

“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生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苏俄在中国》)

二十日,蒋介石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收缴共党分子枪械,收回中山舰,并包围苏联顾问团和中共机关,解除中共党员在军校的职位。蒋介石的果断措施,打乱了共产党的阵脚。在苏联述职的鲍罗廷惊惶失措,立即将季山嘉及顾问团撤回国,并于四月底回到广州,向蒋介石道歉,对蒋介石限制中共的八条协定全盘接受。汪精卫称病,远走法国。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

蒋介石正当自卫,师出有名,连中共领袖也服气。陈独秀分别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和六月四日在《向导》上连续发表数篇文章指出:“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绝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版)苏联方面指责季山嘉等顾问,“他们轻举妄动。……他们明白如果国民党一旦在广东失败,那共产党也将无法生存。”(《陈立夫回忆录》)

果断处理“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与“苏联-中共-汪精卫”同盟的博弈中取得的第一次实质胜利。蒋介石反共救国迈出了第一步。

附体渗透

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对共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杨天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后,苏共指示中共,“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苏俄在中国》)

维经斯基(吴廷康)给共产国际报告称:“共产党实际领导著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在北伐中,共产国际加快对中国军队的控制:“在指导中共军事方面,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把军队政治工作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强调在国民党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们从党内专门挑选一批人以国民党的名义从事这项工作,争取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国民党的军队基层建立共产党的支部,在国民革命军各军师都设立政治机关,连以上至团都设有做这项工作的政治委员。”(《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央党史出版社)

“邹鲁说,北伐军到了长江之后,共产国际就开始命令中共‘倒蒋’。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一起开会研究‘提高党权’,就是想压抑蒋介石的‘军权’。最初蒋介石尚无警觉,直到‘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普遍了两湖,蒋介石同志至此才恍然大悟。”(《陈铭枢回忆录》,四十五至五十九页)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苏俄在中国》)

不久,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主持武汉政权。而支持蒋介石的党员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裂”。“汪一到上海,即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主张组织‘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制压反革命’。”(《苏俄在中国》)

在混乱中,共产党一方面造谣离间,加深国民党的分裂,另一方面挑起事端,在湘鄂策动“农民运动”,杀人越货,敲诈勒索,制造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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