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6年07月13日】
河北省冀中监狱职工赵玲茹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受到冀中监狱、满城县公安局等单位中共人员的非法监视、绑架，被非法判刑七年，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药物摧残等迫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赵玲茹女士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
赵玲茹女士一九九九年七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与人为善，是邻里公认的贤妻良母。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踏实肯干，每天早来晚走，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抢着干。面对比她小的同事几次指着鼻子骂，都耐心解释，从不与人计较，同时向内找自己哪没有做好。她在库房上班，自得法修炼后，没拿过单位的一本书一张纸。赵玲茹的所做所为，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下面是赵玲茹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江泽民操纵监狱公安系统绑架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诬陷师父和大法，利用公，捡，法，司“610办公室”迫害大法弟子，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我丈夫和单位领导由于受邪党谎言蒙蔽，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单位领导还向我丈夫施加压力，每天逼迫我放弃大法，甚至对我大打出手，有时还从老家搬来我七十岁的老母亲和姐妹们来对我施压。
单位领导每天轮流找我所谓的“谈话”，还强迫我看“天安门自焚”伪案，这些给我造成很大的思想压力，感觉度日如年。我非常清楚邪党对法轮功的一切打压宣传都是造谣，我修的是佛法，走的是正路，谁也别想使我放弃修炼。无论谁找我所谓“谈话”，我都不厌其烦的讲真相。但是在邪党的欺世谎言下，大多数听不进去，还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每天除了干好工作，处理好家庭生活，就是学法，讲真相。时间一长，单位领导见不能使我放弃修炼，工作又踏实，不再找我，只是派人对我进行非法监视。
二零零二年，本单位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证实法，遭到绑架。监狱长袁立铁及单位领导怕受牵连，就又一轮逼迫我写所谓的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并扬言：“不写保证，就送涿州洗脑班。”当时的邪党书记王文合把我丈夫叫到单位，当着我丈夫的面强硬地说：“必须写‘保证’，不写不让回家。”我当时想：大法这么好，教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不能放弃，更不去邪恶的洗脑班。为了不连累领导，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得离家出走。
离家后我想念幼小的孩子，给小姑子打了个电话，小姑子把我打电话的事告诉了公公，公公怕我在外出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怀着对监狱领导的信任，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监狱，导致监狱狱政科及满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张振岳等人立即在我的出租屋附近进行布控，图谋对我非法抓捕。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我正往租住的地方走，看到本单位的狱政科科长杨志强向我走来。当时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正准备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恶狠狠地冲上来扭住我的胳膊往后一背，恼怒地说：“可找到你了！”我被他们推搡弄进车里，恶人们对我租住的房进行了非法查抄，与我一起的同修也被绑架。他们把救人的大法资料当作我们的“罪证”。这时又开过来几辆车，是满城县国保大队长赵玉霞等许多人。
我被绑架到保定市的一个派出所，院子里站满了人。我被推进一间小屋，还没站稳，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走进来，气冲冲地问我叫什么，我没回答。那人上前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耳光，接着把我的胳膊往后拧戴上手铐。然后用力往高处提手铐，边提边说：“叫你不说！”我的胳膊被提得生疼，只好把头向下扎以减轻疼痛。
过了几分钟，赵玉霞等把我拉到满城县公安局。下车后，赵玉霞强迫我照相。我不配合他们，一直捂着脸，因在大院里怕被别人看到她的恶行，才不了了之。赵玉霞指使手下把我铐在值班室的床头上，派几个人看了一下午。
酷刑折磨、放蚂蚁叮咬与药物摧残
当晚六、七点钟，满城县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张振岳等人把我非法劫持到满城太行监狱。下车后，我被两个人紧紧按住双手，另一同修被一年轻人拳脚相加打倒在地。我大声说：“迫害好人对你们不好！”这时打我的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上来对我的脸就是一大拳，狠狠的说：“叫你说！”张振岳使狠劲把我推搡到太行监狱接见室旁边的小屋里。张振岳非法审讯我，逼问我叫什么，我没回答。他上来就左右开弓抽我嘴巴子，不知扇了多少下，感觉脸火辣辣的疼。
很晚了，进来四位三十五、六岁的男子，自称是满城县刑警大队的。一个胖乎乎的矮个子叫赵国良，另三个都是一米七八左右的个子，其中一个眼窝发黑的叫陆忠，一个油头光脸的叫赵洪祥，还有一个大眼睛的，这四个人进门后把我推倒在地，又一把拽起来放到椅子上，将我双手背靠椅子背铐在一起，椅背从双臂和脊背中间穿过。然后又把椅子放倒，我整个人躺在椅子上，再把我的双脚别在椅子撑里面。
我整个身体成了一个“弓”字形。他人用准备好的木棍从我的腰与椅子中间穿过去，两个人把我带着椅子抬起，我腰、臂疼痛难忍，他们却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从椅子上解开，推倒在地上，四个人使劲抻着我的四肢做“五马分尸”的动作，赵国良还抓起我的一条腿使劲往胸部压，边压边说：“腿怎么这么软。”
我被折磨的简直要散架子了，他们才停手，还骂我：“鬼哭狼嚎！”我浑身疼痛难忍，一天没吃一点东西。我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赵国良逼我喝水，见我不喝，他们又拿来筷子撬我的嘴。在推搡中，我无意碰了赵国良的脸。别人起哄说：“她打你！还敢打你！赵国良把脸一翻瞪眼歪脖的狠狠地抽了我几个大耳光，匆匆出去了。两分钟后，赵国良拿一个小瓶回来了，上前抓起我的衣领，将小瓶中的东西往里倒，我一看是很多大蚂蚁。心想：这位人民警察可真够狠的，竟然用毒虫来折磨我。倒完后，赵还抓起我前胸的衣服抖了抖。
当时已是后半夜，突然有人把我推倒在地按住双腿，赵国良解我上衣的扣子，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将上面银白色的药物往我脖子上倒，我顿觉奇痒难忍。一会儿，他又用凉水往撒药的地方倒。就感觉那块肉又疼又痒，痒的钻心，疼的好像用小刀一块一块割肉一样。
初夏的深夜很凉，我又冷又饿，又疼又痒，浑身发抖。期间他们骂骂咧咧，肆意侮辱我的人格。他们走后，让几个值班的看着我。不让我睡觉，只要一合眼就把我弄醒或故意大声喊一句，一直熬我到天亮。
野蛮灌食、吊铐来回晃
我绝食抗议绑架非法关押。第二天午后，他们叫来太行监狱的一名女狱医对我野蛮灌食，到了晚上，满城县国保大队的人把我非法送进县看守所。
第三天天刚亮，看守所的边所长与公安局的人互相勾结，让所里的几个在押犯人强行给我野蛮灌食。几个犯人一齐上，分别按我的头和四肢，有人将手指粗的胶皮管子从鼻腔往我的胃里插，边所长还教唆犯人用力插管，弄的我口腔、鼻子全是血。让他们抓起我的衣服擦血。我不配合灌食迫害，边所长对着我的脸恶狠狠地扇嘴巴，直到打累了才停手。他见犯人们实在灌不进去，又叫来车，拉我到县医院非法强行灌食后再拉回看守所。
看守所人员为了迫害我，不让医生取下插管。我的食道被胶皮管子磨得火烧火燎，又干又疼，十分痛苦。回到监室后，同屋的人看我被他们折磨成这样，不怕他们威胁，才帮我取下插管。
我被关进县看守所的第二天，县国保大队的张振岳等人对我非法提审。在提审室里，他们把我双手吊铐在高高的铁栏杆上，双脚离地。其中一人推着我吊着的身体来回晃，我双手腕被铐子卡的生疼。有人还逼问我。我不配合他们，才把我送回了监室。
第三天，我被赵国良他们叫出去后强行戴上几斤重的脚镣和手铐，拉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下车后，赵玉霞连哄骗带恐吓说：“他们问什么说什么，不然，他们可狠了。”到了屋里，赵洪祥骂骂咧咧地说：“真他X麻烦，这么多，怎么查？”我一看，他手里拿着一叠纸，原来他们查了我的BP机和电话。赵国良把我的手铐打开，重新把我双手往后背上下交叉着用力铐住，然后用力往外拉。我疼的大叫，他还不罢休，找来一个脸盆，硬塞入我的双臂与背之间，拿着一个小木棒敲着玩，并奸笑道：“你说不说？”我不说话，是不想让他们造业，对大法犯罪。他们见问不出什么就把我送回看守所。
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九个月，期间，我写过控告他们的信，但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后来又被满城县国保大队和610的人劫持到保定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由于长期被灌食和打脸，我的满口牙松动，只有几颗固定牙能吃些软食物。我所遭受的迫害，都是因为坚持对宇宙真理“真、善、忍”的信仰和维护信仰自由的人权。
非法判刑七年，在保定看守所遭受的折磨
到保定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每天强迫做奴工，不让家人看望，每天吃有小虫子的菜、小米粥、馒头。被非法关押近十个月。
二零零四年五月的一天，一个男青年告诉我被批捕了，要开庭审判。我本着善心写了一封劝善信，详细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自己炼功后的受益情况，并且国家没有一个正式文件说法轮功违法，所以希望参与庭审的人明辨是非，主持正义，不要诬判好人。
非法开庭那天，我被强行戴上手铐，被警车拉到法院。偌大的审判庭内，上面坐了一圈法院审判长、副审判长，两边都有警察把守，下边旁听座位上却没有一个人。他们诬告说我危害社会治安，诬告内容和修炼人不沾边，他们仍以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强行冤判我。之后，问我有什么话说，我不善言谈，就把劝善信给了他们，这些人看完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又非法把我带回监室。
后来，一个男子拿着非法判决书通知我，判我七年。依据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信仰自由权；宪法第三十五条，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我写了上诉书，希望相关人员秉公执法、主持正义、维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并要求无罪释放。但上诉书被驳回。
为抗议非法关押，我开始绝食反迫害。同室的犯人被恶人煽动、挑拨，说；我给她们带来麻烦，对我骂骂咧咧。从此，男警察带着几个男犯人，每天把我拖出去，强行野蛮灌食。我被灌了一个多月，喉管里都是痰。一次，我被按在地上，四肢分别被犯人按住，给我插管，怎么也插不进去。那个狱警指使犯人拿来一个铁器，并恶狠狠地说：“用力撬她的嘴。”犯人拿铁器撬开我的嘴，在嘴里乱搅，我被迫害的几乎窒息。犯人怕出人命，才住手，对那狱警说：“插不进去，全是痰。”狱警恶狠狠的说：“干脆把她关进铁笼子算了。”（铁笼子是专门用来折磨大法弟子的一种酷刑：人被铐住双手关在里面，站不起，也蹲不下）
当时我已脱相，奄奄一息，那个警察仍强行给我戴上手铐，用担架把我抬上警车，拉到保定一个医院灌食。我的四肢被分别铐在四个床角上，由几个狱警看着，一个男医生把管子从我鼻子插到胃里灌食，灌完后插管不取出。我呼吸困难，鼻涕、眼泪流的满脸都是。被灌了一天，又拉回看守所。
过了几天，看守所指使看着我的犯人满城县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全天看着我，我为证实大法在窗口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几个犯人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床，连拖带打把我拽离窗口。
在送我去监狱的前一天，几个犯人将我按倒在床，有按住头的，有捏鼻子的，硬往我嘴里倒食，憋的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用尽全力才挣脱，说“你们把我憋死了，谁也跑不了”。她们这才停手。再一次体会到濒临死亡的感觉。
在满城太行监狱及石家庄监狱的迫害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八号，我被戴着手铐，看守所一个女警跟着，被架上警车，把我拉到太行监狱。女队长指使四、五个女犯强行把我拖上楼扒掉我的上衣，换上囚服，剪短头发。
七月八号，我被戴着手铐送到石家庄监狱。监狱的人说：“先把饭吃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他们把我弄到这里来，我冤枉。”监狱人员见我不配合，直接把我送到监狱医院，狱医和内管的犯人每天把我按在床上，从鼻子里插管，灌玉米粥，灌完后由内管的犯人看着。一次灌食时，一个所谓转化了的人见我反抗，上来就打了我一巴掌，然后连推带搡再野蛮灌食。一些已转化的人用车轮战术给我灌输歪理邪说，我不配合，看着我的犯人就对我辱骂挖苦。
女狱警指使被所谓转化的原法轮功学员找我聊天，伪善地唠家常，诱惑早转化，还说：“要想早点出去，签个字就行，你心里愿意咋想咋想。再说你还有机会减期。”几天后，监狱一个女教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不停地给我灌输歪理邪说，逼迫我转化，逼迫我看编拍诽谤大法的纪录片。
一次，那个教导员骗我说：“你丈夫见你不转化，要和你离婚等。”我时刻惦记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在极度的压力下，违心的在那个教导员早已写好的四书（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揭批书）上签了字。签完字，我觉得自己象掉进了万丈深渊，成了一个空壳，趴在桌上大哭起来。我自己违背良心，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哭了整整一天。监狱的邪党人员怕我出事让转化的人陪我玩牌、说笑；监狱女大队长和狱警有意过来看看，说几句就走。
几个月后，一个早已转化的熟人又迷惑诱导我写污蔑大法的话，怎样写才能达到监狱的满意。那人还告诉我，她和狱警早已商量好：怎么对付你、怎么转化你、都是我们商量好的，就连你丈夫要离婚都也是假的。
家庭遭受的迫害
我被迫害时，儿子正上小学，经常遭男老师训斥，甚至挨打，被人看不起。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感到自卑，学习下降。我从监狱回家后，同事、朋友都远离我。单位开始以我学法轮功非法开除，劳改局的人说没有这样的文件，最后单位又找借口以我不上班为由，将我非法开除。
回家后才知道，他们查抄了我当时的住所，我现有的一千多元人民币与其它物品没归还我家人。
十多年来，江泽民威逼各级领导执行其邪恶指令，从省、市、区、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单位等，多次整大法弟子，单位也多次找我谈话，施加压力。但我对那些人没有怨恨只有同情。“其实从省、市到基层与迫害我的公检法司人员，他们也都承受着来自高层的压力，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如今也将面临正义的审判。但我目前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是想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其实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控告江泽民，也是在为他们鸣冤。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