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考秋兰老人多年被迫害经历

【正见新闻网2016年05月06日】

哈尔滨七十一岁法轮功学员考秋兰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绑架拘留,甚至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五年,考秋兰老太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考秋兰女士,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出生,建成机械厂财务处退休会计。以下是考秋兰老人自述她的个人经历。

以前,我身患肺气肿、心脏病、风湿,胃溃疡等多种疾病,经常住院打针和自费买药。老伴有脑萎缩,胃溃疡,还整天喝大酒,不顺心就骂人。因为他喝酒,我一说他,就跟我吵架,骂我,气得我还得了心肌缺血的病。家无宁日,孩子也跟着受气,造成家庭经济和精神压力都很大。

一九九六年下半年,老伴拿回来一本《转法轮》,说挺好的,邻居也说好,我一直忙也没开始学,直到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别人推荐我去看师父的九天讲法录像,我才开始学法修炼。修炼之后,自己心灵被净化了,觉得很敞亮,所有的疾病也不翼而飞了,家庭也和睦了,再也听不到吵闹了。当时的我别提多高兴了,整日都是美滋滋的。

然而江泽民无端的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谎言毒害世人。为了澄清真相,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到省政府上访,被劫持到省体育馆,直到晚上六点多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二月,第一次进京上访,在广场正走着被武警绑架了,在驻京办事处关押一宿,第二天被哈尔滨香坊区新城派出所接回来,来回路费都是勒索我家人的。我拒绝写保证,在鸭子圈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第二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旁边打横幅,被绑架送朝阳看守所,体检不合格,放了,我就回来了。但是派出所找我,没找到,就勒索家属二千元钱做抵押。因为钱是借的邻居的,我回来后去要钱,派出所逼着我写不炼功的保证,我不写,警察说写不进京也行,为了把钱要回来,我就写了。后来悟到是不应该写的。

二零零二年夏天,中共邪党在我市举办“反邪教”展览,污蔑诽谤大法和师父。我们法轮功学员都去讲真相,又被绑架,我被带回香坊公安分局,单位公安处不来接我,我被非法关押一天,分局一个科长说,你们随便写个保证什么的,就回家吧,不然就拘留了。我就写了个不给领导添麻烦了,就回家了,过后再次悟到这也是向邪恶妥协了,是错了,不该写的。

二零零二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居民楼发材料,被人恶意诬告,被新城派出所绑架、抄家,抢走好多东西,把我送看守所,因检查身体不合格,取保回家了。

因邪党开两会,警察无理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同修被绑架抄家,电话本上有我的号,二零零三年三月六日晚我也被绑架,送到鸭子圈第二看守所。我拒绝写“四书”,对他们的审问一概不承认不签字,六月二十五日我被批捕转第一看守所,十月与同修一同被非法庭审,法院没有通知家人,只有街道办事处的人和法警等几个人参加的所谓庭审。对于法官的问话,我说我没有犯罪,我拒绝回答,我要求无罪释放,对于判决我拒绝接受,不承认不签字。

我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被投入黑龙江女子监狱。刚进监狱,关押在集训队,我被叫到办公室谈话,我没有喊“报告”,推门就进去了,副大队长王晓莉问为什么不报告,我说我不是犯人,她说是邪教,我就问她,哪里邪了,是拿石头、砖头了,还是拿枪、拿炮了,她们不吱声了。

我的两个女儿来监狱看我,狱警借机让我喊“报告”,否则就不让我见。我不喊,就没有见到女儿,她们哭着回家了。晚上狱警陶丹丹和孙某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女儿是不是你生的?她们叫着师父的名字问:是不是你爹?你说是不是?我说可以说是。她们说:比你岁数都小,怎么可能是你爹呢。我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她们就让我回去了。

后来她们又派包夹、刑事犯、邪悟者做我的转化,我不听她们的胡言乱语,我给她们讲真相,我看着她们不停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们就不再转化我了。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份,监狱成立一个老年队,归病号监区管理,五十五岁以上的都分过去了,都是些老弱病残、重病号、精神病的人,监狱还叫这些人做奴工,缝纱巾上的珠子。法轮功学员不做奴工,开始刑事犯对我们很冷,他们是有任务量的,不做完了,不让睡觉的,所以每天都很忙。法轮功学员就帮她们打饭、打水,自己拿钱帮她们买洗衣粉,搞好室内卫生,我还帮她们纫针等等,她们很感动。

在监狱里,我的血压高达二百二十,心脏早搏,我还被安排在二层铺上睡觉,没有梯子,可是我上下自如。有的刑事犯说:我血压一百七十就受不了啦,她却没事,看她们修炼的人多好,啥事都没有。后来这些刑事犯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法轮功学员说,我们就给她们讲真相,她们很愿意背师父的《洪吟》,有的刑事犯还说,回家找法轮功学员,也炼法轮功。

二零零五年监狱搞了两次活动,一次是从外地找来一个邪悟者,讲他的歪理邪说,污蔑师父和大法,上午其它监区强迫法轮功学员去听,就听到“法轮大法好”的呼声,全监区都能听到;下午病号监区让法轮功学员去听,她讲完,让听的人提问题,一个狱警写条子问:你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怎样理解?我也提了问题,他没回答;我要说几句,他不听,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被监区长和刑事犯按下去捂住了嘴。第二次,是检察院搞的一次所谓现场法律咨询,有冤假错案可以上诉,刑事犯提问题他们都给解答了,我也站起来讲真相,讲法轮功学员没有犯罪,那个检察官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在监狱一直关押到二零零六年三月七日,才放我回家。

因为我被迫害,我的老伴和两个女儿经常受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的人上门骚扰勒索,他们整日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在不明真相的亲属和邻居的冷眼中生活,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老伴于二零零五年八月在痛苦中离世。二女儿在我入狱不久离了婚,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出去打工,没有人照看只有六岁的孩子,孩子只能跟他爸爸去了北京,女儿想孩子想得厉害,又见不到孩子,经济又拮据,所以日子过得很苦涩。直到我回来,二女儿才复了婚,把孩子接回来,她才见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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