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遭洗脑迫害 成都高级工程师控告恶首江泽民

【正见新闻网2015年06月13日】

四川省成都市高级工程师刘桂英,2015年6月1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控告状,控告前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使她遭受到难以承受的迫害:被绑架、关押、非法劳教,被不断的洗脑迫害。


 

以下是刘桂英自述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及遭中共迫害的经历:

高德大法遭迫害

1998年元月,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法轮功,那时的我正处于心力交瘁,人生迷茫的艰难时期,一看到法轮功的书,看到师父的照片,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千辛万苦要找的。因为在人生路中,在耗费脑力的科研工作中,我的身体逐渐变差,特别是偏头痛和睡眠带来很大痛苦,口腔溃疡和感冒经常发生,精神不好,脾气控制不住,家庭争吵不断,我不知人活着为什么?想在宗教和气功里找出路,不仅没有找到,还被乱七八糟的东西搞乱了身体,真是雪上加霜。

而我一走进法轮功,就深切体会到了这个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也明白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很多人生中的疑问和难题在法轮功著作中都解答了。很幸运遇到大法,我的人生不再迷茫。我知道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我的身体被净化了,那些缠绕我的多种疾病消失了。我按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修炼心性,重德重心性的修炼,工作中生活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工作更加勤奋,成绩显著,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由于自己修炼提升了道德境界,在社会和工作中的良好表现得到公认,1999年4月被成都市金牛区评选为 “百佳文明市民”。

可是这样好的功法在1999年7月20日宣布不能炼了,当时我所在单位(现称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各方人员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找我谈话,当他们声称这个决定时我哭了。今天我写到这儿,眼泪仍然控制不住的流。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个国家怎么了?教人做好人的功法受打压,那要叫人怎么做人?我坚持仍然按法轮功修炼做好人。 99年7月20以后,随着打压的升级,我与国内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一样,遭受了各种违法违宪的迫害。

进京上访被单位开除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我单位及当地派出所警察不断的找我谈话,逼我写保证、交书。我觉得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中央的“取缔”是错误的,这些基层的书记们、警察们是在执行中央的决定,给他们说什么也没用,就决定上访,把我们的心声反映到中央去。

1999年12月,我去北京上访在机场被劫回,从此被管制,不能在节假日随便外出,身份证被派出所警察拿走。

2000年初,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据说是所领导开了会决定对我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处理,留单位查看一年。只发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六十,扣除各种费用一个月只有100多元的收入。承担的单位的各种工作虽然照常在干,但在年终的时候给我考评:不合格。没有奖金收入。

几次三番被洗脑迫害

2000年2月底,我被当地警察告知“电话串联”,原因是与一位法轮功朋友通电话,在3月初被强制送去金牛区洗脑班(在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派出所,当时成都市转化法轮功的试点),由单位派车,当地警察陪同接送,派车费用全部由我付,当时我只有100多元的收入,一天30元的派车费我根本负担不起,我要求自己去洗脑班,他们不允许,我被强行付了70天洗脑班的来回车费。

在洗脑班,要求大家写认识,我写了一份“我的一点认识”,正面谈了自己对法轮功的认识,交给了洗脑班和单位,也放在单位的内部网上,可是我的这份认识在单位内部网上一出现就被删掉,而且被找去谈话,并取消了上网资格,使一些需要网上处理的工作不能做了。

在洗脑班期间我和20多个法轮功学员白天被关在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派出所的一间房里,坐小板凳,晚上回去我加班做手头的工作。开始洗脑班让我们听一些诽谤法轮功师父和法轮功的言论,我们抵制,后来就拿一些报纸让我们打发时间,不准请假,不准外出,实际就是变相关押。在2000年5月8日,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抗议这种关押,联合写了一份“尊重事实,尊重《宪法》”的材料交给各单位及派出所,所党委书记看后很不高兴,说我越来越顽固,说为了乌纱帽保不了我等话。

在2000年5月中旬洗脑班放我回到单位。所党委书记认为洗脑班没有转化我,在单位继续对我洗脑教育。我工作的项目逐渐被安排给了别人,电脑都不让我用了,上班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工作干,书记就找一些报纸等相关的资料给我,看了要求我写认识。我就写出一些自己的正面认识。

2000年7月派出所又把我们当地几个法轮功学员弄去办洗脑班,实际是把我们白天限制起来,晚上才放我们回家。在派出所我给他们讲真相,茶店子派出所认为我思想顽固,几天后,有一天不让我回家了,晚上6点钟被押上一辆面包车,非法送成都九如村拘留所治安拘留十五天。在去拘留所的路上,暴雨倾盆,电闪雷鸣,警车一次一次的熄火,真是天地震怒,当时车上的女警察很害怕,片警问我是不是在发功。我善意的告诉他们,你们看天都在落泪,你们想想看该不该送我去(关)。后来他们换了一辆新警车,仍然老是熄火,我告诉他们,说明你们不应该送我去关,但是他们仍以上级命令为由,继续折腾,正常半个小时的开车路程经历了4个多小时才到拘留所,可是拘留所认为材料不够不接收,我告诉他们,你们应该送我回去,可是他们说今天晚上不睡觉也要把我送进去,不然交不了差。又经过一个多小时去补材料,硬是把我关进拘留所。老天真的是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警示他们不要非法关押我,免得犯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可是上面的压力使他们的良知正义被埋没,明明知道不对,还是麻木的干着。

遭绑架、拘留、非法劳教

治安拘留后仍然被单位管制,上班继续洗脑,不给工作干。我觉得自己修炼法轮功有道德心法约束,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是国家和社会最放心的普通百姓,在单位是工作能手,对我这种不公正对待是极大的错误,因此平着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和公民上访应有的权利,我决定再次上访。2001年元旦,我到了北京。在北京王府井被便衣警察绑架,关进了北京西城区看守所。在那里我没有报姓名地址,靠绝食反对关押,绝食11天后晕倒,才被放了出来。

2001年元月,我从北京回来,正是要过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内江史家镇看望父母,被父母单位保卫处人员和内江史家派出所警察扣住,单位的保卫处人员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从成都赶来,将我劫持回到成都茶店子派出所。

在派出所我被连夜审问。当时我的身体因为绝食还没有恢复,相当虚弱,咳嗽不止,我想休息一会儿都不能。那时法轮功上访有个奇怪的株连惩治手法,就是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当地的单位、社区和派出所都要受到处罚(据说是领导降职和扣发单位奖金),要牵连很多人的利益,所以那个时候法轮功学员上访为了不影响其他人的利益,被抓后不报姓名和地址,不让地方知道去北京的事。所以那个时期在北京被抓的学员很多都不报姓名地址,大批被运到东北,后来成了江泽民集团活摘器官的来源。当时我在绝食期间就听说要把我们送辽宁马三家。警察问我去了哪儿,我没有说出去北京的事,也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可是警察不由分说第二天就把我送进了成都宁夏街监狱。在监狱关了6个月后宣布我被判劳教一年。

我的父母和外婆开始以为是单位有事被叫走。后来父母和外婆知道我被关进监狱,三个老人哭成一团,父母哪有心情过年,来到成都想见我,监狱不让见,时常伤心落泪,我80多岁的外婆受不了打击很快就去世了,父亲在我受迫害过程中过度伤心身体很快出现糖尿病严重症状,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更是让家人担心。后来我知道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丈夫在单位也受到严重审问并抄走了家里的电脑,也在担心受怕中过日子。

被迫“转化”旧病复发 再修大法展神奇

2001年7月中旬,我被送到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强行洗脑转化。警察和所谓的帮教轮番攻击,一波一波地找我谈话,那时没有安排我住的寝室,只能睡在帮教办公室的地上,睡一觉起来很不舒服,后来就一直咳嗽。我一直抵制转化,他们看对我转化没有效果,就安排到一间寝室,被两个包夹看管起来,说做冷处理,每天面壁。还威胁我不转化要加期,永远都别想出去。其中一个包夹要求我写悔过书,我说我没有错,无悔无过!她上来就打。

后来被强制转化放弃修炼。2001年11月底,从劳教所出来,在单位重新上班(从以前的设计部门调到生产部门)。因为没有再炼功,很快我的身体出现严重问题。原来的偏头痛翻了,而且比以前更严重;在劳教所得的疥疮治疗中出现了皮肤过敏状,老化状;肩膀出现老年人才得的肩周炎症状,右手想抬起来都困难;还有修炼前常犯的口腔溃疡和感冒都翻出来了。脾气控制不住的毛病也会来了,我经常对与我们住在一起的老人公发脾气,老人公伤心的说你怎么不如以前了?这让我想起以前修炼法轮功的美好状态。

经过一年多吃常人的医药和昂贵的保健品,体育锻炼,身体得不到改善,我觉得只有炼法轮功。2003年夏天,我开始炼功,当时在炼功中我就感到一股热流从小腹到我手上,流到右肩,转了几圈,我右肩的肩周炎症状就消失了。法轮功神奇的功效在我身上又展现出来,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就一直坚持炼功,从此以后身体上各种病症现象都消失了,医学界难以解决的偏头痛再没有出现过。

2007年9月份,我正在实验基地参与工作,生产部门的书记等到实验基地找我谈话,我重新炼法轮功的事情被单位知道了。我坦然告诉他们我身体不好,重新修炼法轮功都好了。原来偏头痛一犯我就得请假等不痛了才上班,重新修炼法轮功再没有因为身体的原因请假,还常加班为单位解决工作问题。那时生产部门技术力量不够,有的生产项目因为元器件淘汰面临停产,我在那儿搞更新设计,救活了几个项目,为单位避免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还更新设计把一些落后的复杂设备简化,把调试的设备做到更先进化等。在生产部门能搞出几个技术成果,那时在单位还是少见(因为技术成果基本都在设计部门)。每年的学术论文都评为优秀。这些工作对于一个接近50岁的女人来说,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改善了我的身体,提高了我各方面的素质,是根本做不到的,何况那时放弃修炼身体变的那么糟糕。

被绑架到金牛区洗脑班迫害4个月

因为工作业绩显著,2007年单位人事部门让我参加了职称晋升(从高级工程师升为正高即教授级高工)申报,申报材料已经送到上级部门。可是单位知道我重新修炼法轮功后,把我职称晋升的申报材料从上级机关取回,没有晋升职称,并把我绑架送到洗脑班关押。

绑架那天是2007年9月29日,我在实验基地的工作完成后回到单位报到,准备放假休息。可是一到办公室,部门书记通知我去所里开会。想到前几天他们找我谈法轮功的问题,感到不妙,不想去开会,一个副所长就亲自打电话要我去,只好去了。到所里办公室,有保卫处的人在,那个副所长问我:还炼法轮功吗?我说:你要真话还是假话?他说:要真话。我就告诉他:在家里炼。他一下就暴跳起来:你还炼,我们教育不了你,送你到一个地方去教育你。我说:不去。所党委书记来到办公室,也没容我多说什么,我在办公室被4、5个单位守门的武警绑架拖上一辆面包车送到金牛区洗脑班,在洗脑班关押4个月。

被单位停止工作,取消一切待遇

2008年2月,从洗脑班出来后,单位要我写认识,要我决裂法轮功,我拒绝。一个副所长对我读了一个2000年什么民政部规定国家公务员不能炼法轮功为依据(民政部规定与《宪法》违背,没有法律效应的),就把我的工作停了。从我被关进洗脑班开始,我的职务工资和奖金都停发了,工资卡上见一点零星收入(每月几十元)。那时我福利卡上还有进账。当时单位还有另一个修炼法轮功遭到同样停止工作迫害的年轻人,他是一点收入都没有,单位开除了他。对这样的处理,我们觉得他们在无视法律,我们就因为炼法轮功,如此歧视,连低保人员不如,而我们在单位都是有口皆碑的工作能手,我们炼法轮功没有危害谁,没有犯法,反而因为炼法轮功身体好了对单位的工作做了极大贡献。我们要求见所长,见书记谈谈,但是他们根本就不见。有一次书记来见了,对我们狂吼一通,我们话都没有说上,书记带着人扬长而去。再给他们打电话,根本就不理了,有一次书记接了电话,只说了一句,决裂,决裂(法轮功)了再谈。我们只得找到当时单位的工会主席,工会是管职工生活的。我们现在生活都成问题了,希望他能够本着为职工的生活问题着想,给我们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工会主席人挺善良的,他说我反映一下,打了报告给所里领导为我们争取生活费。可是有一天他恼怒的说,我为你们争取饭碗,我的饭碗都要敲掉了,这事他没办法管了。我们知道他受到了威胁。一个月后我的福利卡上没有了进账,就是工会发给职工的生活福利也给我取消了。我们因为炼法轮功被停止工作,停止收入一直到现在已经8个年头了。

以上控告的事实中,我没有提及具体参与人员的名字。他们虽然在具体实施迫害的过程中对我及家人带来很大伤害,但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怨言。因为在与他们接触中,很多人都是善良的,他们只是执行上级的错误政策,承受着高层压力,为了自己的职务、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给自己造下罪业,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不是我要起诉的对象,只愿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真正了解真相,法律不可违,天理更不可违,在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历史没有结束之前,赶快赎罪,在现实的善恶展现中做出正确选择,不要失去在法轮大法弘传之时得救的机缘。江泽民滥用职权发动的这场迫害,是对善良的迫害,是对人类正义的迫害,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义良知,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把江泽民告上法庭,押上审判台,重树法律尊严,重整中国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让正义和善良扬眉中华,让“真、善、忍”普世价值受世人尊重。

此致最高人民检察院

控告人:刘桂英
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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