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3年06月28日】
这是我前几天提到李佳燕医师写给一位她的儿心医师朋友的，一封让我读来鸡皮满地的信。她跟我说：“如果你觉得公布这封信，有益于我们的‘革命’，就贴吧！”那让我鸡皮全体致敬的，无他，就是一份柔软的坚毅、警醒的察觉与宽广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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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
我想要跟你说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父亲是教授的孩子的故事。这孩子从幼儿园我就认识，到了国中，开始走样，开始抽烟，开始染发，开始放学不回家，开始飚车。我没有再看过他，直到他二十岁左右，一回，来我门诊，我几乎不认得他了，他顶着一头红加黄色的爆炸头，双臂刺青，耳朵上穿了好几个孔。我知道他国中发生了什么事，他在国一开始就被学校一群学生盯上，成为被霸凌的对象，他最后采取自保的作法，就是–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份子！我不知道他的父母知不知道他所受到的遭遇。但是，我知道这孩子会变成这样，是有不为大人所理解的艰辛与痛苦。
第二个故事，也是关于一位大学教授的孩子。这孩子，我也是从他幼儿园时就认识，每次来看病，都带给我无比贴心与温暖回馈的特别小孩。我在一次的聊天中，才知道他妈妈已经带他吃药吃了七年，那时他已国二。我惊讶到下巴差点掉下来！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特别，但是又非常惹人喜爱的孩子！妈妈淡淡地说因为孩子会兴奋过度，所以带他去看儿心科，确诊后吃药。兴奋也有过度的！？妈妈淡淡地说：“因为兴奋过度，他就无法读书，隔天考试就考不好……”我知道这家庭，问题很多，最大问题是婆媳关系，夫妻之间的龃龉不断！我真觉得这孩子只是某种形式的代罪羔羊！
我还可以说更多故事……。说这两个故事，是要说：第一，儿心医师常会说来警告人的：“如果过动不治疗，长大恐有反社会行为”。“过动”没有接受药物治疗，也许不是孩子后来怎么样怎么样的主因。美国是诊断最多，也是用药最多的国家，可是，他的青少年问题，应该也是已开发国家中最严重的了！为什么没有精神科医师质疑？因为他们的ADHD治疗用药率如此之高，应该是小孩长大会最乖啊！却只见到治安败坏犯罪率也越来越高。就像我们讲青春期的叛逆，为什么在人类学家米德．玛格丽特的研究里，原始岛屿的社会，不见叛逆的问题，倒是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成了重大的问题？这些足以让我们深思：是什么使我们的孩子叛逆？是什么使我们像小天使的孩子，长大成为坏蛋？不是“过动儿没有治疗”所致，绝对有不是儿心医师可以理解与有能力探讨的因素。第二，教授，即使是专业的教授，也看不到自己家与孩子的问题，更不一定有处理的能力。
我一直无法将孩子让成人觉得混乱的行径，视为一种疾病。我也不认为透过人类表现的行为来作诊断的儿童疾病，是可以靠谈几句话，观察几分钟，主要凭大人的说词的一两次看诊，就可确诊的！因为我们知道每个行为背后，有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累积促成因素，只看到表面的“行为症状”，就诊断给药，我以为医师也太小看孩子的心灵活动！我遇到好几个孩子，被大人认定有破坏行为，有的是为了自救，有的是为了让大人看到他，有的是一种抗议，有的则是相反的，反而是一种开心的表现……。我知道你要说你们看诊时间上的不足，无法询问病人如此透彻，我觉得很纳闷，既然无法一次看仔细，就分多次看，为何有些医师一次两次看诊，就急着要下诊断开药了呢？！
我当医师二十六年，现在的我和二十年前的我，和十五年前的我，一定改变很多。二十年前，当我初次接触所谓的医疗社会学时，我真的有愣到！有些在我们过去习医的过程中，视为理所当然的作法或理论，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竟是如此不堪与破绽百出！但是，我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我不会先辩驳，我会先听，我太好奇了，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到现在，我想我大概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我看医疗的眼睛就不同了，我以为现在的我看医疗，比较接近我希望的“人的医疗”，而不是医学的医疗。
我以“更年期事件”为例，此事件给我很大的震撼。当年我至少读过上百篇更年期使用荷尔蒙的医学研究报告，通通是利多于弊，无一幸免，即使当时的医疗社会学者，已经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说她们是非专业！不了解什么是医学！一直到2002年，在更年期使用荷尔蒙超过数十年之后，才有大量的样本持续性地追踪研究出来–更年期妇女不宜一律使用荷尔蒙！我开始意识到，医疗行为“伪科学”的程度，可能超乎我们所可以想象的，过度医疗化以及与利益商机的关系，更是不容忽视。我自己这几年也历经更年期，我更是怀疑更年期的不舒服症状，是如何被塑造，被倡导，被女人内化……。包括“产后忧郁症”。我自己生完小孩，历经沮丧的一段日子，我的学弟说我是产后忧郁症。如果是别的女人，可能早就去吃抗忧郁剂了，但是，我知道我为何沮丧，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都可以睡饱，如果让我可以做兼差工作就好，如果我先生我婆婆可以帮忙，如果我先生的育儿观念与我一致，我知道如果……我就会过得很好，但是，这些，当年我都没有。这些完全与荷尔蒙无关，更非抗忧郁剂可以帮我解决的状况。
不仅是自身的生命经验，包括从孩子身上，从我熟识的许多孩子身上，我更看到台湾现行教育的变态！结果是无法驯服于现行教育的孩子，有一大堆都会被叫去看儿心医师。当我们与老师对话，希望她们更审慎地评估孩子再转介时，老师们说：“她们上的研习，儿心医师会一再教导不要把过动当好动，只要有疑似症状，就要转介，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以免造成终身的遗憾。”结果是，老师不自觉地舍弃了精致与开放式班级经营的能力与专业，而诿给疾病与医疗，这是我们在基层一再不断碰到的情况。我认识一位孩子被诊断为过动儿的母亲，当她试图与老师讨论如何带她的孩子时，老师回答她：“这种事，你跟她的医生讨论就好，不必跟我谈！”
而医师以下诊断将孩子的行为疾病化，以给药或者行为治疗“改造”孩子不为大人世界所接受的行为，来呼应老师与家长的需求，真正应该被改变与调整的威权的教养方式，僵化的教育现场与变质的教育价值，却因此被袒护住了！这是我最痛心疾首的部分！所以，我才会说老师家长与医师，仿佛成了维护变态教育的共谋！
你提到的工人父母无力管教孩子，上学老师抱怨不断，父母无法学习行为治疗的技巧，只好让孩子继续服药。我要再告诉你一个孩子的故事。他从小就坐不住，顶多一二十分钟，进了教室，捣蛋不断，长大过程，刀伤不断，甚至还被枪抵过胸口。读到大学，上课顶多坐二十分钟，开始玩遥控车，作弄同学，或者干脆站起来换位置，或走出教室抽根烟，他今年大学毕业了。他是校园风云人物，他自信十足！足球篮球撞球都是高手，国标舞热舞是全校第一，还酷爱料理美食，会修车修马桶修水电，会赏鸟种花养小动物，他打三份工……。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从未被叫去看病与服药，他铁定是儿心科的漏网之鱼，但是，又如何？服药后，他还会是一个如此活力十足，光芒四射的孩子吗？这孩子没有步上看病服药的路，是因为他不是台湾人！这样的孩子，在他的国家稀松平常，但是这样的孩子，在台湾，就会是病人！
回到你的工人孩子，如果老师没有抱怨，工人阶级的父母会带孩子来看儿心科吗？我怀疑！我自然不了解孩子的状况有多么让大人头疼，但是，老师端，可能才是更需要着力的点。我曾经因为一位无父无母的原住民小孩，打电话跟老师沟通过数次，请老师协助，而不是“入孩子于病”！如果我们有更多元，更开放的教育环境，需要吃药需要治疗的孩子，还会那么多吗？如果因为大人的无能与无知，而只好委屈孩子吃药，来解决大人的困扰，这样的逻辑，我实在很难接受！在论坛上，有一位老师分享，她刚接手时，她的班上有十二个在服药的ADHD，带了一个多学期，已经没有一个孩子需要服药了！
你在你们医院上班，自然看每个医师都是很认真的，但是，你知道其他医师是如何看病的吗？你去当过假病人让她们看过病吗？我们在基层，我的朋友，我的病人，我的学生甚至连记者，经常告诉我们儿心医师，让人失望的看诊方式。我们一位社会学的老师也曾当过假病人去看过精神科，填完量表，他也被诊断是过动！儿心界都没有听到这些声音吗？
儿心医师也不敢否认，确实有些孩子是被过度诊断过度用药，但是为何不见儿心医师出面提出反省？反而当有人提出此呼吁时，是以反弹的姿态面对？我看不到对孩子的关注。在所有主流的声音全部是大量倡导认识ADHD，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时，为何听不到任何一个台湾的儿心医师，说出要父母老师小心，不要以“症状对号入座”的方式，对ADHD过度诊断的呼吁？！而我们却看到国外，早有不计其数的论文与报导在提醒老师父母和医师。更遑论要精神科医师针对DSM的美式诊断，提出质疑与修改建议！
我很遗憾，你满足于你所听所阅读所被教导来的这些医学知识吗？在行医多年后，你没有发觉其中无法满足人心的缺憾吗？那是我们在接受医学教育过程中，开天窗的一个大洞！你不想听听别的领域的专家怎么说，怎么看ADHD吗？我去参加了论坛，看到听到我本来不知道的，有些让我心疼，有些令人感动，有些让我兴奋，让我雀跃不已！我在台下听得津津有味，我参加，收获满行囊，更开启了许多眼睛，这是我们的医学教育没有教我们的，却是更接近社会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