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50) 建设台湾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正见网2017年03月18日】

五.建设台湾

一九四六年十月,台湾光复周年,蒋公伉俪视察台湾。回到大陆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俄蒙满陆台格局成因》,一九五二)

随着内战失利,蒋公逐渐将重心迁移到台湾。

危如累卵

中共认为稳操胜卷,制定了一九五零年“解放台湾”的计划。一九四九年十月,九千共军在金门古宁头登陆,被国军全歼。蒋公听到捷报后激动不已:“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一九五零年六月韩战爆发,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破产。

初到台湾,前途未卜。代总统李宗仁远走美国,多名高官卷款逃往香港,国家财政枯竭,军事瓦解,危如累卵。在一九五零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蒋公叹道:“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五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实为二十余年之奋斗所得之基业完全被其颠覆殆尽。”“余如再不出而负责,则仅存之台湾最多不出三月。”(陈红民,《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三月一日,蒋公复任中华民国总统。

耕者有其田

蒋公大力改善民生。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土地是民生最原始的资源和主要支柱。中共在大陆得手,主要依靠其暴力土改政策,把地主的土地强行分给农民,换取其子弟参军。这种杀鸡取卵的政策,摧毁了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乡绅制度,采取“杀富济贫”的公然掠夺政策,残害了无数大小地主,富农,也把广大贫苦农民置于大逆不道的道德伦理沦陷境地。

蒋公在台湾的土地政策,遵循三民主义“平均地权”的理念,土地私有,增值充公。蒋介石说:“民生主义的另一要义是平均地权。这就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凡以暴力或强制方法来解决者,必立即归于失败。”(《中国经济学说》,一九四三)

关于“土地国有”的政策,蒋公说:“‘均富’是要使人人有田种,人人能发财,但是不许每个人在限田额数之外再垄断土地成为大地主。”他强调说:“决不能如今日朱毛奸匪那样借‘土地国有’的名义,对国家所赋予人民的土地为所欲为,以便其奸党伪组织将全国土地完全收集起来,归于他一个‘专政’魔王毛匪的掌握,完成国中唯一‘大私有主义’的大地主。”(《土地国有的要义》,一九五二)。

一九六二年,大陆饥荒刚结束,蒋公为美国“家庭周刊”撰文,指台湾经验可用于大陆:十三年来,我国在台湾“已造成经济、教育与社会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土地政策,已使农民真成为耕者有其地,完成平均地权政策”,“一俟中国大陆解脱共产暴政之羁绊”,“在台湾实施成功的土地改革,将在大陆继续实施。”(《我们对共匪的斗争》,一九六二)

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促动了工商业的发展。一九七五年蒋介石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六百九十七美元,仅次于日本,为亚洲第二。“均富”政策取得实效,台湾收入最高的二成家庭与收入最低的二成家庭的收入差距比,由一九五二年的二十倍,缩小到一九八零年的四点二倍,达成了经济越发达,贫富差距越小的奇迹。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基尼系数一直低于零点五,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百分之五十一。这在世界上,包括欧、美,都是绝无仅有的。

心系祖国

蒋公人在台湾,心系大陆。一九五四年武汉洪水,蒋介石非常关注,在日记中详细记载灾情。有人提出现在是反攻大陆的好时机。蒋公反驳,现在我们应该是救灾才对,这不是谈反攻的时候。(美国之音《国家秘密》)一九五九年大陆大饥荒,蒋公号召台湾每人省下一元钱支援大陆同胞。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大陆提供十万吨粮食,中共不顾大陆民众生活困难,加以拒绝。(《台湾大事记》)

蒋介石考虑的军事行动,旨在推翻中共暴政,解救民族于水火。他不愿看到大陆人民受到伤害。韩战中,杜鲁门总统一度想动用原子弹,蒋介石十分不安,他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对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反对用核弹对付中共,取消轰炸天安门,是蒋公伟大人格之体现。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提出帮助台湾武装打击中共,反攻大陆。蒋公慎重考虑,最终否决。他在七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恢复大陆领土主权问题,俄共入不能与我等先解决,如其阳为合作,阴无诚意,则不可合作。”十月十七日写道:“我政府自当静观其内部变化,决不在此时反攻,以免俄共侵占华北,以制造另一个傀儡政权。”

六.稳舵向前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蒋介石总统引退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蒋公保留国民党总裁一职。八月,蒋介石带蒋经国游普陀山紫竹林,求得一签:“直上高山去学仙,岂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忠正声明四海传。”(释东初,《蒋总统与佛教》,一九七五)。

民国法统在台湾

蒋纬国称蒋公给台湾带来五大宝贵资源:

(一)《中华民国宪法》;

(二)八十吨黄金、一百二十吨白银;

(三)六千八百位文教科技精英及政经专家;

(四)六十万军人、兵工人士及工商义民;

(五)六十万件文物国宝。

“这些资产使中华民国的法统得以在台湾继续发皇。”(蒋纬国,《我的父亲蒋中正》)

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台湾宣布戒严令,强力制裁共产党的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有效地保障了训政过渡期的安全与秩序。戒严中的台湾相当宽松,与大陆严酷暴政有天壤之别。目地、性质、手段都不一样,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阶级敌人,进入其“共产主义”天堂。而台湾的戒严是走向宪政的必经之路。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秉承国父孙中山和蒋公的遗愿,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全面宪政。享有充分自由的台湾人可以公开批评戒严为“白色恐怖”,诬蔑蒋公为“独裁者”。但是历史真相不可抹煞。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说:“没有过去的戒严,就没有今天的民主……自由。”

一九五零年,台湾开始实施地方自治,民众直选县、市长及地方议员。地方自治是国父建国方略的重要原则,但在中国历史上无先例。民选地方官,对本省人有利,于国民党不利。党内反对声鹊起,认为风险太大,应当缓行。蒋公力排众议,坚持推行地方自治。为落实地方政府财政,特地把烟酒、林业管理及税收下放地方。一九九六年,中华民国在台湾实现了总统直选,至此,地方自治的实践大功告成。

“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

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时期,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淡化台湾人的民族性。学校中的“国语课”教的是日语。汉语教育比重逐年下降。抗战开始后,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取消汉语教育,废除汉文报纸,要求中国人改日本姓氏。长期受殖民化教育的台湾人,许多不懂汉语,对祖国的认同渐行渐远。台湾光复后,国府把真正的“国语”普及于台湾。

蒋公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教育的重点,坚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抗战前,他在峨眉军训团训话中指出,现代国家之生命力“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经济,第三就是武力。”(《现代国家的生命力》,一九三五)。到台湾后他撰文说:“教育的内容是包括著智育、德育、体育和群育。”“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内容的。六艺教育的功用就是训练一个身心平衡、手脑并用、智德兼修、文武合一的健全国民。”“更要使其了解中国伦理习性,父慈、子孝、兄友、弟爱、夫义、妇顺的六项正德。”“学校教育要特别注重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只有这两个课程,才真正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一九五三)

蒋公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蒋介石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中小学校国文、历史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课程,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冀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

信仰自由

蒋介石在台湾保障信仰自由。台湾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与道教,其他门类信仰也各行其道,相安无事。蒋公从未利用权力推广基督教。他认为宗教对个人及社会都有积极意义:“要使一个人收拾其破碎的心理,养成其完整的人格,科学还是无能为力的,惟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学的基本思想,才是人格的内在安定力。”(《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一九五三)

七.复兴中华文化

抗衡中共破坏

一九六六年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利用红卫兵在大陆“破四旧、立四新”,毁灭文化,颠覆传统,摧残百姓,达到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地步。蒋公痛心疾首,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宴请教师们时说,共产党“疯狂的驱使中学、小学学生,充当‘红卫兵’,来断送我们的历史,破坏我们的文化,毁灭我们的伦理道德,使之根本不成其为一个中国人的可耻可痛的禽兽社会。”(《款宴资深教师教授致词》,一九六六)

“我们中华民族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由于我们以仁为本的民族文化,能绵延不绝,且能随时代而不断进步,历久弥坚,日新又新。因为我们民族文化,根本就是一种智能、德性、和群体的结晶——所以人性的尊严,个人的才智,乃得充分发挥,他不仅是历史传统的继承,而乃是时代生活行为的具体表现。复兴文化,就是要提高我们国民品德修养,人格尊严,信仰自由,修明心、物、群、己的关系,增进人民的生活,民族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的基本条件。” (《国父诞辰暨文化复兴节纪念大会致词》)

“今日以我们复兴文化,对毛匪毁灭文化的作为针锋相对,就正证明了我们对毛共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亦即精神与物质的斗争,自由与专制的斗争;根本就是文明对野蛮,道德对罪恶、光明对黑暗、人性对兽性的斗争——亦就是保卫伦理、民主、科学的文化,来对毁灭民族、民权、民生的灾祸的斗争!”(同上)

为抗衡中共对传统的破坏,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千五百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即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次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发起大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蒋公指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

与新生活运动一脉相承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宗旨为:

(一)以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

(二)以民主自由为福国之则;

(三)以科学技术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实。

这三项宗旨与民族、民权、民生对应,目的是推进三民主义、捍卫民族文化。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蒋公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复兴中华文化,造成三民主义新时代,发扬伦理、科学、民主精神,明礼义、知廉耻;贯彻三民主义宪政”,“一齐抢救国家、同胞、文化。”

在台湾还启动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教化民风,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一九七零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整理典籍

文化复兴运动草创之初,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整理了大量古籍;出版中国古代一百位思想家论述;编撰一百位忠孝人物故事。向年轻一代普及传统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如《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

还翻译了李约瑟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抗战期间,李约瑟在中国考察后提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突显了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中的主导地位。

蒋介石发起的举凡整理、编印古籍,译介西方名著,订定“国民生活须知”、“国民礼仪范例”等工作,均影响深远。在国内政情趋于稳定下,蒋介石为提高国民教育水准,改进人的素质,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给世界希望

西方世界也面临精神颓废与文化变异的趋势,蒋公认为中国的传统智慧能给世界提供希望。他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当此现代世界文化已显示出若干病象之时,我们更有责任把属于自己文化中精华的一面发挥出来,知本求本,而加以调整补救。这就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世界性意义。”(《对五十七年行宪大会纪念致词》)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二日,蒋公在国父孙中山一百零五岁诞辰纪念演讲时说:“国父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救起,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中国。”“我们中华文化,原为东方文化的源头活水”,“亦为世界创造了精神文明的价值标准”,“而亦使人类进入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三民主义的世纪!”蒋公坚信,“中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我们文化复兴运动,就是要提醒天下之人心,从打击中恢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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