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49) 中国之命运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正见网2017年03月17日】

三.中国之命运

一九四三年春,抗日第六年,国军进入战略反攻,日寇失败在即。半年前,美英放弃在华特权,承认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三月三十日,蒋介石发表了十万字的著作《中国之命运》,回顾五千年的历史,表达他的历史观与展望。

蒋公指出,中国文化是硕果仅存的人类文明遗产,“世界上五千年的古国,到现在多成了历史的陈迹,惟有我们中国,不独巍然独存。”

“这一部悠久的历史,基于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复发扬中华民族崇高的文化。我们知道: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由于生活的互赖,与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数宗族,到此早已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了。”

各宗族共同命运的记录

他回顾中华文明进程:“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较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

“秦汉时代,中国的武力彪炳于史册。”中国西北沙漠草原地带的宗族,“引起或大或小的战争,当时政府对于这些游牧宗族,于其侵犯则御以武力,于其归顺则施以文治。”

“三国时代,中原虽陷于割据分争,然而三国政府仍各为民族的生存,继两汉的余绪,或整顿边陲,或开发荒僻。西晋遭五胡之乱,汉族南渡,黄河流域为匈奴鲜卑诸族所割据。然而此诸宗族,皆渐趋于汉化。”

“隋唐大统一的局面,实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民族融和的总收获。这个时期,民族之内,宗支之繁多,文化之丰盛,举葱岭以东,黄海以西,沙漠以南,南海以北,所有全领域的宗教、哲理、文学、艺术、天文、术数、法律、制度、风俗、民情,亦已网罗综合而冶于一炉。”

“宋代的国防,不足以保障民族生存的领域。契丹(辽)与女真(金)都是中国北部与东北方面生活未能完全同化的宗族。”“他们虽先后入据中原,然他们仍先后浸润于中原的文化之中。”

“成吉斯汗马蹄践踏的版图,超越了中华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以外,然而自忽必烈称帝以后,中国固有领域以外的部分即与中国的国家组织分离,因而忽必烈以下的宗支,独同化于中华民族之内。满族入据中原,其宗族的同化与金代相同。故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与汉族实已融为一体。”

中华文化有海纳百川之容量,“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被以文化。”

周边民族作为中华大家庭成员,都有其悠久而独特的过程,“四邻的‘朝贡’,中国常答以优厚的赐与,从没有经济侵略的企图。四邻的战争,中国常保持‘继绝世,举废国’的大义,从没有乘人之危以并吞其领土的政策。所以四邻各宗族,其入据中原部分,则感受同化。其和平相处的部分,则由朝贡而藩属,由藩属而自治。”“总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记录。”

圣哲英雄思想行为是是非善恶的标准

蒋公强调:“中华民族意识的坚强,民族力量的弹韧,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华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

蒋公说,中国古代民风教化尤为重要。“历史上虽治乱相乘,兴亡递见;然而社会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所谓‘高而不亢,谦而不卑’。”

科技、艺术领先世界。“如河淮江汉的疏导,远源于大禹。长城宏伟的建筑,成就于秦朝。运河的开浚,完成于隋代。其它如指南针、火药、武器、印刷文物,尤其是律数音乐医药以及各种机巧的工艺发明。”“中国学术的兴盛和悠久,当非现代西洋任何强国的历史所能比拟。”

蒋公赞扬祖先的美德:“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历史上圣哲英雄,“他们的思想行为,就是社会上是非善恶的标准。”

明末日下

中华传统道德从明末开始江河日下。“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蒋公说:“南京条约是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第一个国耻’。”中国开放东南沿海口岸,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所谓“五口通商”。

“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就在广西的金田起事。”此时,“清廷在国内民族革命,与列强的压迫之间,加以权量,乃渐趋媚外。”部分汉族士大夫主张模仿西洋。“当时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就是此后清廷新政的先驱。”

“甲午中日之战,竟至一败涂地。于是李鸿章奉命亲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加重了一个国耻。”此后,日、英、法、德、俄均加大瓜分中国力度。

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之役,国际对峙的形势,更盘旋于门户开放与共同瓜分的两种政策之间,而门户开放政策,首倡者为美国,而英国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辽东半岛的退让。而帝俄在东北亦继续其独占的企图。”

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所谓‘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

国民颓风恶习

蒋公说:近百年来,“国民的日常生活,陷溺于颓风恶习之中。”“效法圣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不独趋于消竭,亦且受人鄙弃。更相率以歌颂外国的人物,敝屣祖国的历史。”

“五千年来,重勤劳,尚俭朴,布衣蔬食,女织男耕的风气,在烟赌娼妓盗匪的租界流风之下,乃洗扫净尽。”“我国固有的手工业破产,农业亦开始衰落下来了。在农村贫困之中,沟洫失修,堤防颓废,灾荒所至,邱里为墟。”

否定传统,崇洋迷外之风盛行。“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他们领导的各种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而且没有不是自误误人,潦倒一生的。”

蒋公明确指出:“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

大战即将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中国之命运》为民族指明了方向。

四.三民主义

毕生目标

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从前中国百事都腐败的原因,是由于思想错了。自我的学说发明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便要大改革。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一九二三)。

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蒋委员长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要“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还政于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可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军队。”这些理念是孙中山、蒋介石毕生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指出:“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公’,而国民革命的原动力是‘诚’。”

祖述五千年立国精神

蒋公指出,中华民国的使命就是“祖述五千年立国的精神,恢复我们固有的德性,立定志气,抱定决心,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笃行国父‘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指向建国的目标——就是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五项的建设,努力实行文化经济与国防合一的整个建设计划,期与同盟各国来分担其改造世界,保障和平,解放人类的责任。”

他深知阶级斗争的危害,强调“要训练全国国民行使全权,不偏于有阶级,使中国的政治为全民政治,而不是阶级政治。”点出了国共分歧的关键。

他明言宣告,“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取消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责任。”“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

中共偷梁换柱

蒋公继承国父遗志,受到国民普遍拥护,中共尚不敢公开挑战三民主义,只好采用偷梁换柱的策略。

孙中山去世后,鲍罗廷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经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定为“三大政策”,将其包装为国父留下的最新思想,大肆宣传。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如此一来,中共偷换了三民主义内容,俨然变成了国父的继承人。

保护国宝

一九三二年,为避免战火毁坏,蒋介石将存放在北平故宫的文物国宝次第南迁。

淞沪战局开始,蒋介石批准把南京的国宝迁运到大后方,分别贮藏在四川的乐山、峨嵋和贵州安顺等地。

一九四八年秋天,两院故宫文物由于数量过于庞大,分成三批运送到台湾。第一批是蒋介石下令海军“中鼎轮”负责载运。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派海军运输舰“昆仑舰”,负起第三批运送国宝的任务。蒋公有先见之明,如果当初没有带走这批文物,它们就极有可能在大陆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被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