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正气:狄仁杰“真大丈夫”

罗忍


【正见网2016年09月30日】

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有“真大丈夫”之称,是唐高宗、武则天皇后时期著名的诤臣、贤相,时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上元二年(675),治理地方政绩卓著的狄仁杰,被提升为大理丞,负责折狱断罪。他上任后,立即着手清理以往积压的各种疑难案件,“周岁断滞狱 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时称平恕(当时的人,皆称他公平、宽仁)”。

仪凤元年(676)九月七日,有人告发负责宿卫昭陵的左威卫大将军 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 范怀义,砍伐昭陵柏树。诏命交付大理寺从严治理。狄仁杰受命后,很快查清了案情原委。原来,权善才曾依法严惩过一位违法的飞骑,此人怀恨在心。现在,利用到京城番上戍卫的时机,求见了唐高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了权善才、范怀义砍伐昭陵柏树的大不敬之罪。素称恪守孝道的高宗,听说父皇陵墓的柏树竟遭伐毁,使自己陷于不孝,顿时泪流满面,“悲泣不自胜,命杀之。”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依律断罪,至多判处 权善才 等二人,削职为民而已。但棘手的却是高宗“命杀之”的谕旨。受理此案的狄仁杰,面临着国法与皇权间抉择的困境。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依律上奏:“断权善才罪止免官”。表达孝心很切的高宗,览奏后,勃然大怒,立即发下谕旨,指斥狄仁杰断罪不当,并催促他赶快执行死刑:“令即诛之”。但出乎高宗意料的是,这位小小的大理丞,竟然将圣旨驳回,再次上奏说:权善才“罪不当死”。

高宗遣人召狄仁杰入见,不惜纡尊降贵地当面开导他。但狄仁杰反而说道:“法是陛下法,臣谨守之,奈何以数株小柏而杀大臣,请不奉诏。”高宗流着泪,痛惜地说:“善才斫我父陵上柏,这是我为子不孝,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朕必须杀之。”虽然高宗已如此哀恳,但仁杰仍不退让。僵持间,高宗的脸色愈见阴沉,语气也逐渐严厉,气氛紧张起来。高宗左右的侍臣,唯恐狄仁杰再固执下去,会有不测之祸,急忙向他使眼色,“瞩仁杰令出(叫狄仁杰出去,别再顶嘴)”。但狄仁杰仍然说个不停,恳请高宗收回成命。急得侍中张文瑾,连连挥动手中的笏板,示意他:赶快下殿。此时的高宗也强压着怒火,“作色令出”,冷声说道:“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终须死。”这时候的狄仁杰,因历任地方佐吏多年,宦海沉浮,早已不是涉世未深、不知轻重的书生了,他当然深知此举的利害关系,对众侍臣的良苦用心,也早已心领神会,只是不愿因顾惜自家前程,而屈枉国法,去讨皇帝一时欢喜。但皇帝已令他退下大殿,形成僵局,一味地执拗下去,不但国法难伸,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在此情况下,狄仁杰话锋一转,引经据典地说起历史来。他通过汉文帝时张释之的廷争、魏文帝时辛毗的牵裾(抓住帝衣不放手)而谏,使皇权屈从国法,留下千古美名的故事,阐述了“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的道理,启发高宗应尊重法律。然后,狄仁杰语含玄机地说:“微臣常听人说,顶撞皇帝是很难、很危险的事。但是我认为并不一定如此,如果是处在桀、纣那样昏君当政的时代,当然就很难、很危险;如果是处于尧、舜这样英明君主当政的时代,那就不是什么难事,也没有危险。”接着,他又顺势说了这样一句话:“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以守为攻,期待并迫使高宗行尧舜所行。在顺耳的忠言之下,高宗颜色稍霁(怒颜逐渐平缓),狄仁杰又趁热打铁,将话题转到权善才事上,他说:“今陛下不纳臣言,臣恐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也!”实际上,不是狄仁杰羞见前贤,而是婉言提醒高宗,汉文、魏文二帝屈己从法,已在历史上留下美名,高宗本人将以何面目、见前代帝王于地下,就在当前之举。

高宗听了此番软中带硬的话,有所动摇,承认自己的要求有悖国法,但仍坚持说:“善才情不可容,法虽不死,朕之恨深矣,须法外杀之。”狄仁杰毫不放松,继续劝谏道:“陛下做法,悬于象魏,徒罪死罪,具有等差(大意是:您的做法不象汉文、魏文二帝)。岂有犯罪极轻,即令赐死之理?法既无常,则百姓何以措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二军将,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如主(后世之人,怎样评价您是否明君?)?此臣所以不敢奉诏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一席话,使高宗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帝意稍解”,(权)善才得以免死。权衡得失、转变态度后的高宗,转而赞扬狄仁杰道: “卿能守法,朕有好法官!”并传下谕旨,命史官将此事,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过了儿天,高宗愈觉狄仁杰所为不易!为了奖励他,向满朝文武宜布道:“仁杰为权善才正朕(归正我的错误),岂不能为朕正天下(使天下归正)耶?”遂破格提拔狄仁杰为侍御史。

狄仁杰折狱断罪,以匡正持法为己任,朝中群臣,都对他且尊且畏, “由是,朝廷肃然”!

许多法官办案,是看上官的脸色行事,他们不是不清楚案件的真相,而是不敢有违上官的意愿,于是便歪曲事实、或者用法不当的情形,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法官之所以不能秉公执法,除了出于对自身利害因素的考虑外,最大的困难,来自于上面的干预。在皇权至上、“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时代,想要依律办案,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本例中的狄仁杰,面对盛怒已极的高宗,仍能平心静气,坚持认为权善才罪不至死,这除了需要坚韧,更需要勇气。要知道,直言犯讳,顶撞一言九鼎的皇上,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但狄仁杰毫不畏惧,据理力争,终使高宗屈服。这一方面体现了高宗还算识大体,更难能可贵的是狄仁杰不阿上意,秉公执法的决心、勇气和智慧 。狄仁杰智、仁、勇三全,可谓“真大丈夫!”

(事据《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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